北京明城墙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是为保护明城墙遗址和内城东南角楼而建，它位于北京市中心地域，东起城东南角楼，西至崇文门，总面积约15.5公顷，其中城墙遗址及城东南角楼占地面积约3.3公顷，有1540米的明城墙遗址，绿化面积12.2公顷。2003年公园在主体工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期绿化工程建设, 根据景观 对植物品种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栽种花卉11万株，塑造了“百年车辙”、“海岱映秀”、“紫玉怀古”、“山杏省今”、“群槐庇城”等独具特色的景区、景点， 基本形成公园特有的景观效果园内东便门角楼建在北京内城的南城墙和东城墙的交汇处，因此而得名城东南角楼。它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距今已有560余年的历史了，是目前我国唯一的、规模最大最早的城垣转角角楼。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的明城墙全长约40公里，始建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距今已有58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崇文门至城东南角楼一线的城墙遗址全长约1.5公里，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分，是明城墙仅存的一段，也是北京城的标志。
为保护文物古迹，充分挖掘文物的宣传教育功能，公园对京奉铁路信号所进行了装修,同时将1901年京奉铁路的一段铁轨重置于出土位置，供游人参观。新建成的休闲广场与地下服务用房、信号所连为一体，古树遮荫、鲜花掩映，创造了融合自然的生态游憩空间，为游人休闲提供了一个别致去处。
角楼是明清时重要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它建在突出的城墙之外，能够最大限度地消灭靠近城墙的敌人。楼体上共开有144个箭窗，在冷兵器时代，它与护城河、 城墙一起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防御体系。同时它独特的建筑风格也不乏观赏价值。角楼高17米，连城墙通高近30米，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其独到之处在于两条大脊在转角处相交成十字型，华丽而不俗媚，庄严而不呆板。
角楼在百年风雨中历经磨难，屡遭破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角楼作为中国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据点，在侵略军的炮击中破损严重；文革中，角楼又一次遭受人为的破坏，残破不堪。1981年，国家拨巨资进行了修缮，1993年角楼被评为崇文区青少年教育基地。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自2002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近三十万人次。2002年10月4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明城墙遗址公园参观。对北京市保护文物古迹、恢复古都风貌、改善人民生活居住环境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原中央领导同志李岚清、丁关根以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等有关领导先后来遗址公园视察。
明城墙遗迹 只保留正阳门、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楼、内城的南城垣和西城垣残段。明代北京内城垣的前身是元大都城垣。元大都城垣周长60里，设城门11座，城垣全部是板筑夯土墙，高12米，宽31米。明洪武元年(1368)，徐达在修整元北城垣的 同时，在距北城垣以南3公里的地方，加修了一道新的城垣，新建北城垣的西端正值长河的河床，故将城垣改道，自德胜门以西起，城垣即向南偏斜。造成北京内城西北缺一角。新建的北城墙较内城其他三面的城垣高且宽，高4丈多，顶宽5丈，而其他三面则高3丈余，顶阔2丈。南城垣是在东、西长安街一线上，永乐十七年 (1419)，因修皇城营建大内，为把五府六部都摆在皇城前面，便将南城垣向南拓展约O．8公里，即今天的南二环路。明正统元年(1436)修筑了九门的城楼。经过修整过的城门，不仅建筑了城楼，门外还设立了箭楼、瓮城，并在城垣的四角设立了角楼。除正阳门箭楼设门外，其余均不设门。除正阳门瓮城辟门两座外，均于瓮城内侧辟门一座。此外，又把护城壕加深，有些地方还用砖石垒砌。九门的外面，原来是木桥通渡，全部改成石桥，并设立了水闸。为加固城垣，从洪武年间起就在城垣的外壁加一层城砖。这项工程，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才将城垣的内外壁全部用砖包砌。新建的内城垣周长约40里，平面呈东西略长的长方形。整个城墙内外壁均下石上砖，内为土心，墙体高约11．36米，雉堞高约1．8米，通高约13．2米余，墙底层宽约19．84米，城垣顶部宽约16米。城垣外 侧周筑"马面"，城垣上内侧筑宇墙。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尚书聂豹等联名提出修筑外城。先修城的南侧，用半年时间即告竣工，从而使北京城垣的形状变成凸字形。外城以内城南端东西两侧为起点，宽于内城一里余围起内城的南端。外城的北端为凸字形的两肩，两肩各设有一门，东为东便门，西为西便门，均北向。共设城门7座，除2座便门外，其余5座皆为皇帝命名。每座楼门各设单檐门楼1座，各门皆筑瓮城，其门辟于正中，与城门相对。城垣四角各设角楼1座，东西便门各设水关1座，皆为三孔洞，内外护以铁栅。外城垣周长约28里，内外壁均为下石上砖，墙内为土心，墙体高约6．4米，雉堞高约1．28米，城墙通高约7．68米，城垣下宽约6．4米，上宽约4．48米。
明代修筑的城垣，内城东、西城垣大部分是在元故城垣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的，其他部分都是重新修筑的。前者一般是在夯土上进行包砖灌浆而成。新建城垣墙体 夯土层的下面、在深达5米左右的流沙层中，横竖排列着15层原木料，每层约达60-70根不等，每根长约6-8米左右，直径在20-30厘米之间，绝大部分是红松和黄花松，木料之间都用大扒钉钉死，连接成一牢固整体。夯土层上面还铺有三合土。在墙体外壁包砌大城砖的里面还砌一层小城砖，城砖的下面均垫砌三层衬基石，外部基石露出地表一层，内部基石露出地表二层。城墙顶部海墁一层大城砖。明代北京内外城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内城的城门大多是根据元代古城门改建而成的。门楼均朱楹丹壁、封檐列脊、灰筒瓦绿剪边，三层檐歇山重楼式建筑。除正阳门楼为面阔七间外，其余八门皆面阔五间。通高在30- 40米之间。外城的城门楼稍低一等，为单檐歇山式建筑，且面阔3间，通高ll米左右，瓮城位于城门以外，将城门、城垣、箭楼、瓮城门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 坚固的防御整体。其上建有雉堞、宇墙。内城瓮城与城门相对之垣墙正中皆筑箭楼一座，为重檐歇山顶，高30余米，楼左右3面墙体各辟箭孔，角楼位于城墙转角 的结合部。北京城的内外城楼垣四角都建有角楼。角楼全称应为城垣角箭楼，为重檐山顶，平面呈曲尺形，两阔面与两窄面墙体上分别辟有4层箭孔，阔面每面56 个窄面16个，每座角楼有箭孔144个。外城角楼形体较内城要小，共有箭孔20个。马面是宋代的叫法，明清称之为城垛，是凸出城垣外侧的墩台。其高度与城垣相同。马面的尺寸一般在14-15米长、宽为13米左右。又有一种称为大马面的墩台，其尺寸为长20米、宽35米左右。马面间的距离不等。马面的后面城垣上都建有硬山顶铺房，面阔3间，进深l间，是供守城士兵休息或堆放武器等物之用。另外在城垣的内侧还建有可供上下的马道，内城计有9对城门马道、4对角城马道、14对城垣马道，总计27对马道共54条。城垣外侧建有齿状雉堞，起盾牌作用。城垣内侧建有字墙，清代城垣没有变动。1949年后城墙逐段拆除， 并在原址基础上建为二环路，路下为环线地铁。
中国古代城墙是用土做的，用夯土打实、夯 实筑成的，用当地黄土或黑土，用夯打得紧固，一层一层地打，每层打到十五厘米的厚度。为了把城墙做得坚固耐久，就把城墙的墙面不做成直线的，而是上部墙面向内收起成为“侧脚”。城墙的厚度，下部为四米，上部为三点五米，高度大约七至十米不甚相同。到了明代，国势发达，经济繁荣，所以有能力烧砖，对各地城墙外皮进行包砖，成为砖城墙。
用土修筑的城墙坚固耐久，防御性很强。夯土筑城的城门与角楼处，将城墙宽度放宽，与城墙同样做法，乃在下部做一个夯洞（筒券），上部继续夯土，墙的顶上用砖平铺，然后立柱，修建一层房屋，这就作为城楼了。城楼是一个标志，从远处便知城之位置。同时，它也是一种防御性设施，可以窥视敌人，也可以射箭或打枪，里面有洞眼。
城墙墙体宽大，而且有七至八米的高度，所以用土的量是相当大的。砖城墙也就是在 夯土城墙的两面包上一层大砖，即城砖。城砖比房屋用的砖块尺度宽长，城砖用白灰浆砌筑。凡是砖砌的城墙，其表皮用砖，基座都用石条砌筑，石条高度不甚相等，有的地方一米，有的地方两米，在石条的顶部再砌砖墙墙体，砌到一定高度时再做垛口、枪眼。
古代城墙及城门洞口的式样，现在到北京或到其它地方看到的城门，基本上全部都是券门洞。券门洞即是半圆形的门洞。这个式样的券洞发明很早，一般用于房屋与墓葬，到元代开始才大量用于城门上。早期的城门洞口都做方形的或者做圭角形，其来源是由于建楼用木梁来支承，在砖墙上用圆木成排地平铺基础之上，在圆木上往上砌砖，上部再建城楼，这是砖土结合的方式。在这样构造的情况下，挑木即梁与砖打接之处易于腐烂，所以在梁的端部贴城墙洞口是一排木柱，木柱柱头再支承顺梁，梁面贴于排梁之底面，这就加固了其承压力。唐宋时期这种做法十分普遍，到了元朝，砌砖技术更进一步发展，所以城门洞口的木梁、排梁全部取消，改为用砖砌拱的办法，由墙体一直与拱砖门洞口上的 顶砖全部连成一体，这样既坚固又耐久，非常稳定。所以券门建造较普遍并流传开来。
城墙并非一条直线，有的相互错开，有的不直通。虽然用砖砌出，也同样砌出弧形。在城墙墙体之侧面还砌出马面。每隔二十几米之处，特别是防御性强的部位，才建设马面。马面是宋代名词，就是在墙体的外楼建一个方垛，大约五乘八米左右，从外表看与城墙相同，这是为防御敌人攻城，保卫城池的一项设施。
在城墙的里边还建有马道，这是为人们登上城墙之用的。在军事战略上还有一种是战马城。城墙只修外面，与其它城一样，但在城里边不做墙面而是做斜的土坡。这样做，一方面为了节省城砖，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战争时，人们可从城内四面八方登上城头，不用局部的马道。这种方法，战力、防御性更强。
北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时候，那时的燕国就在这里建起了城墙，从此开创了北京城墙文化的历史。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北京城墙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不断被延展着、变化着、丰富着。
城墙是人类开始走向文明的标志。说到文明就总是离不了城墙、青铜器、文字、阶级这几个标志，而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发掘无不以城墙遗址为要，可见城墙对文明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城墙的建设不仅仅反映了人们挖壕筑墙的水平，而且还反映了古代青铜矿冶和铸造的科技进步水平。只有相对高级和相对发达的城墙建筑，才能够保证城市生活的稳定和发展，这才是城墙“文化”最贴切的核心内涵。
城之形制：
在我国古代的汉字中的“城”，一方面 是指“城墙”，另一方面又指“城市”。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的建设来说，大多是先修筑城墙，后形成市区的。城墙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军事防御。而国都的城墙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而且还是统治中心象征，这就是北京城墙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是北京城墙和其他城市的城墙的最大不同之处。我国历史上的城墙主要以矩形为主，北京城的形状为近似矩形。
说到北京城，原来有4道城墙，在城市的中心，皇宫外面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城墙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所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墙，虽然它也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只是那文化离我们老百姓太远了。 它的外面围着一圈更大的城墙，叫皇城，皇城的外面还有周长24里的内城城墙，此外北京的南边还有外城城墙。
紫禁城宫城高墙环绕，城高10 米，厚6米多，城外有护城河，又名筒子河。城四方都有高大的城门楼，南面叫午门，北面叫神武门，东边的叫东华门，西边的叫西华门。有城就一定有门，否则就 只能叫墙而不能叫城墙了。中国对于门的理解和西方人不同，我们常见到的西式建筑，差不多就一大门，其余多是小门，西方文化是开放的，可是建筑却是相对封闭 的独立的。中国古代，从院落建筑到城市建筑，总是不厌其烦的大建其门，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对封闭，可是建筑却相对开放。
现存的北京皇城始建于明永乐年间 （1406—1420年），它是用砖砌成的城墙，城墙的外面还涂了朱红色，墙的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皇城南的大门叫做大明门（清代改为大清门，民国时又 改叫中华门），东侧的叫“东安门”，西侧的叫“西安门”，北边的名“北安门”，清代改叫地安门。
北京从前的内城是在明太祖1370-1419年建造，内城周长约24里，一共有9个城门，老北京话说的“四九城”，就是内城东西南北的四面城墙和它的九个城门。
外城，明代时，正阳门外人口增多，为了防止外部的侵扰，1542年刘伯温等人建议明政府修筑北京外城。嘉靖32年又有给事中朱伯辰上书也建议说应该修。另外我国古代城市本来就有“内城外郭” 的重城制模式。于是嘉靖帝下令大兴土木修筑城墙。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财政吃紧，严嵩下来到工地巡视了一番之后，提议先修筑南面城墙，等到以后有钱了再续修其他几面。最后把已经修好的北京南面的城墙，“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工程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北京城就成了”凸“字 形。
城之历史：
北京古城墙，目前可见到的城墙遗迹，只有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远古的城墙已没有了踪影。明代城墙最宏伟、最完整、最坚固。
北京的城墙历史大约起源于商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地区有燕和蓟等自然生长的方国。
公元前1045年周灭商后，分封诸 侯。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后来燕的实力强大了就把蓟吞并了，并迁都于蓟城。据已发现的燕国文化遗址。其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古城区3部分。从古城的基址可以看出其呈长方形，东西长850米，南北长约600米，城墙厚约4米，以土夯筑而成。城墙分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3部分。城垣外有沟池环绕。还应当是我们北京最早的城墙了。燕都蓟城成为战国时的名城。
战国时期，燕为七雄之一。相传燕昭王即位后筑了黄金台，招聘天下英才。天下的许多人才都跑到燕国来打工，燕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后来燕昭王派其中的一个叫乐毅的人为上将军，率领大军讨伐齐国，把齐军打的大败。战国末年，秦国派大将王翦领兵攻破燕国，蓟城也跟着被占领。从秦、汉到西晋，蓟城一直都被视为北方的重镇。西汉时汉武帝封其子刘旦为燕王。他在蓟城建有万载宫、明光殿。
金中都时候的城墙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扩建的方式是在原城址的基础上，在东、西、南三面全部加以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中都是辽南京城的升级版，从此北京的城郭形式就基本上接近于正方形了。
据说为了扩建金中都，建城墙，当时动 用了数十万劳动力，对于当时建城情景有这样的描述，“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原州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公元1215 年，蒙古军队攻入中都，一把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月，金中都城从此全毁。到元代至明初其遗址还有残留，等到嘉靖时修筑外城以后，这些遗迹几乎全部消失。如今只有凤凰嘴村一带，还能够 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土岗，那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痕。
元大都城没有在金中都基础上扩建，金中都毁成那样也没法再扩建了。于是元朝人只好在旧金中都城的东北处另起炉灶修建全新版的新城。新城的形状也是矩形，南北略长，东西略短。元大都的城垣都是由夯土板筑而成，其中有竖柱和横木用来加固城墙。这样的城墙，遇上雨天很容易被雨水冲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在城墙顶部用苇衣和管道防水。全新版的城，用的却是简易版的城墙，也是后来明朝的时候非要拆它不可原因。元大都城一共有十一个门。现在建国门南侧的观象台，就是元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旧址。
明朝皇帝决定把现成的元大都拆了，要修建全新正式版的北京城。其面积为62平方公里。它把元大都城的北城墙往里缩了2.5公里，又把南城向南推进到前门一带。城门起名叫：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和阜成门等，这些名字到现在还在用，只是见不着城门楼了。明1564年，又修筑了包围在南郊外面的外罗城，也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北京外城。明朝时全城的中心南移。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为中轴线的起点。整个城墙围绕着中轴线呈现一种平衡对称的审美格局。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没有做新版， 只是沿袭明代格局。和明代不同的，只在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方面。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顺治八年（1651），重修承天门，改称天安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 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北京作为封建王朝帝都的历史从此结束。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记》中对于当时的城墙有这样的描述，书中说当时的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它们“均有坚固之城墙环绕”，那时游北京者“定先登上城墙”，书的作者被“城墙之壮大所惊倒”并赞美说：北京的城墙“真正之金城铁壁”，站在城墙上 “最能将北京之大观收入双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城内中央与正阳门相接之皇宫。”
城之变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关于北京的城墙存留发生过一场论战，结果是废城派占据了上风，北京的城墙从此灰飞烟灭。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城墙作为古代防御的工事，已完全失去了它现实应有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相反它的存在还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城墙是古代文化的遗存，应该保留。保留的方法，梁思成建议，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览之处，再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整，护城河两岸加以绿化。可以说这是一个“环城立体公园”的建议，可惜没有被采纳。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见不到北京的城墙了。
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等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被一一拆除，而今就剩下三座可供人观赏了。
如今北京城墙的遗迹：有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残存的金代中都城墙的遗址，和“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等几处。
自元至清，几朝的都城都建在北京，其 格局既体现了中国的都城建设所特有的审美原则，又体现了北京作为帝都的审美特色。如今北京城的格局基本是由明代奠定的。“中轴对称，平缓开阔，轮廓丰富， 节律有序。”和考古情况相反，对于北京来说，是城市保留了下来，而最能够体现城市格局特点的城墙却没有留下来。
城墙是农业时代系统的防御工事，对于稳定城市生活，促进城市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都城，它又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符号，是威严与神圣的象征，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象征。北京城墙的气势是其他地方城墙无法与之比美的。
但虽经巨大的变迁，以皇城为中心的地 区，还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皇城居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中四方文化观念。“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是中国传统建城的理想模式。《周礼·考工记》 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皇城的左边有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边有社稷 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前边是朝廷，而后面则是市场。这种格局自元大都时起，就十分准确地被体现了出来。
从北京城的平面形状上看，城墙基本是按着中轴线对称展开，这种形式体现了一种平衡美。这种平衡美，是中国古代中庸和谐之美，在城市建筑中形象的反映，这在今天的旧城区也仍然留有深刻的痕迹。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次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七月，元顺帝和蒙古贵族弃大都而退走开平；八月，明军攻占大都，随即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元大都城即为北平府治所，称北平城。明初，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定都南京。徐达占领北平后，为防止蒙古军卷土重来，从军事角度对城市进行改建。徐达因故元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且自积水潭有一条渠水东流，横贯全城，战时不便于运兵，故将故元大都城北垣南移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构筑新北城垣。《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①原自积水潭东去的渠水，便成为新筑北城垣的城壕。《寰宇通志》又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当时只填塞光熙、肃清二门，其正北的原健德门、安贞门并未废，是以知新北城垣筑起之后旧元大都北城垣并未立即拆除，而成为明北平城的外罗城。英宗正统时曾加以修缮以备敌。明朝在新筑的北城垣上，正对其北的旧元大都健德、安贞门，仍辟二门。旧元大都周围六十里，明初将北城垣南缩五里之后周围四十里。据《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记载：明朝还“创包砖甓，……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①前已言之，元大都外城垣城基宽24米，顶宽8米，高约16米。明初北京城垣“东西南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与之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可见其即元大都城垣旧物。北城垣因系明军新建，故高、宽比旧城垣都有增加，高度多一丈有余，顶宽多出三丈。此外，将四城城垣外壁皆以砖包砌。这座新筑的北城垣在经过积水潭之北时，因受高梁河入积水潭水道的影响，略偏西南而成一斜角②，并在清代沿袭不改。
明朝改建北平北城垣时，战事还没有结束，故工程进行得十分匆忙。拆除这面城垣时发现，夯土中有大量被拆毁的砖瓦、梁木等物；甚至还有没来得及拆除的房屋，被挑去屋顶，填入夯土，整座被埋在墙体之中。如在今北京雍和宫以北发现的元代居住遗址，其北房和东西厢房即在北城垣城基之下，出土瓷器、铁器、玉带饰等物。在今北京西直门内西北的桦皮厂、后英房，后桃园胡同附近的明北城垣西端斜角城基下，亦发现多座元代居住遗址。桦皮厂胡同北口稍东的北城垣城基下，发现元代福寿兴元观遗址，其夹杆石和大殿前的“圣旨白话碑”仍完好立于原处①。在后英房胡同西北的城基下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大量珍贵瓷器、漆器、琉璃器，部分墙壁和地面铺砖仍保存完好②。在后桃园胡同附近的城基下，亦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各种瓷器、石砚、石龟趺、石杵、石臼、滑石高足盘等物。在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以西的西绦胡同以北的城基下，从元代居住遗址中发现大量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瓷器，以及镞、釜、铛等铁器。砚、笔山等石制品和漆器③。从这些遗址状况分析，当时居民离开此地非常仓促，以至许多生活用品和珍贵瓷器、装饰品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同时，明军筑城也很匆忙，凡在城基定线之内的住宅大多没来得及彻底平毁。元大都城垣均深掘城基至生土层，而明北平北城垣却是平地而起，未掘基槽。但是，明北平北城垣虽事工仓促，其在保证城垣牢固方面仍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墙体2米以下夯土层中发现大量按东西方向分上下层排放的木料。在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左右侧和东北隅的城墙夯土中，除横、顺放置为方格形的木料外，还在上下方格之间加置立柱，亦成方格形。这些有意放入的有次序排列的木料，其作用与今日建筑构件的钢筋相同，且形状更加近似，其技术比元大都城垣夯土中的永定柱和紝木又进一步④。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太祖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役”，废其侄建文帝，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以北平系其承运兴王之地，诏升北平为北京，并以北平府为顺天府。明成祖在即帝位之初就有意迁都北京，为此，陆续有营造北京城池宫殿之举。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①。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明成祖至北京，“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山（今北京昌平县十三陵）”②，其将迁都北京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此后，明成祖不但经常巡幸北京，而且疏凿会通河，便通对北京的漕运。永乐十年（1412年）三月，“升顺天府为正三品，官制视应天府。升知府张贯为府尹、同知严节为府丞、通判王勉为治中。其大兴、宛平二县，俱升正六品”③。把北平地方官的级别都提升同于京师官的级别。永乐十四年（1416年）诏作北京西宫；十月复至北京，“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④从此，大规模展开营建北京工程。明成祖营建北京，将北京东西两面城垣加高、加厚，使与北城垣相齐。在拆除北京东、西城垣时发现，其中心部分均为元代土城，高度约为明城垣的敷砌元代小砖，平均厚度为1.3米左右。参加督建北京城池宫殿的有行在（当时，以南京为京师，北京称行在）后军都督薛禄、清吏司郎中蔡信、太监阮安等人。《明史·阮安传》云：“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官府廨，日量意营，悉中规划，工部奉行而已。”明代，宦官权重，史传难免有溢美不实之辞，但阮安亲身参加永乐、正统二次修建北京工程，且负董督之责，其功亦不可没。明北京皇宫即在今北京故宫位置，为有足够空间建筑皇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①。至此，北京内城周围遂成四十五里。明北京城的南、北城垣长度相近，北城垣既为一千八百余丈，则拓南城垣所修建的二千七百余丈中当包括东、西城垣随之向南伸展的部分。今北京建国门观象台是元大都城的东南隅，其下城基已发现元大都东城垣与明代向南延伸部分的结合部。观象台南侧登城马道的北端的基础，敷有元代晚期碑石和明代早期城砖，证明此处即展筑南城垣的始点。在基石下有一过渡咬合段，明城垣深入元代基础约20米左右②。由于北京城南垣横断古高梁河河道，所以自今崇文门至宣武门一段有几处城基建在流沙层上。为防止城垣坍塌，明人在深达5米的流沙层中横竖排列15层原木，构成长、宽6米—8米，高3米左右的方木台，作为城垣基础，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建筑技术③。在当时，董督增修北京城垣工役的即蔡信。明朝在新筑的北京南城垣上，正对着其北的故元大都顺承、丽正、文明三门，仍辟三座城门，其名不改。建筑北京南城垣的工程直至第二年（1420年）底仍没有彻底完工。公元1420年12月14日，即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波斯王沙哈鲁的使者盖耶速丁到达北京。其《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述云：“他们起了个早，天还没有亮时抵达北京城。北京是一座雄伟的城市。……在城池周围由于实际上仍在兴建，有用几十万根各长五十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因为天尚早，城门还没打开，使臣被允许从正在兴建的城楼入城，并在皇城门前停留。”既然盖耶速丁一行入城即面对皇城门，其所入的城楼自应是南城门上的城楼。
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丁亥，明成祖“诏自明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戊辰，复“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十二月癸亥，“北京郊庙宫殿成”①。但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当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②，全部被大火烧尽。因此，虽然北京城池还没有完备，也只好停止下来。明杨士奇《纪略》云：“太宗（成祖）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遐及也。”北京城池经过这次营建，史称“益加宏壮”，其实这只是相对于故元大都城郭而言。当时的北京城池实际上仍很简陋，城垣外侧敷砌元代小砖，凸凹不平，内侧仍为土墙；虽然各门皆有瓮城，但诸门城楼低矮。明成祖营建北京与元世祖营建大都一样，其施工顺序都是先营皇城、大内而后及城郭。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后，以财力不继，同时也是出于对天意示儆垂戒的惧祸心理，在奉天等三大殿焚毁后，不再有经营北京城池之举。
明仁宗、宣宗之世，一度欲还都南京，并诏以南京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卒。其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是为明英宗。明英宗遵循成祖之制，于正统六年（1441年）诏命“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①。明英宗即位之初便注意经营北京城池宫殿，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命太监阮安督掌其事，并于次年（1437年）调用在京会操士卒一万人动工。《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师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瓮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②次年（1437年）正月动工，“丙午，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右侍郎邵旻祭告平则、西直等门及城壕之神，以城楼、城壕圮坏，欲改作修治也。庚申，以修葺京师城楼，命旗军助工者月增米一斗、军匠增三斗，民匠月给米五斗余、丁匠给五斗，俱月给盐一斤”③。这次北京城池工程是永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说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延续，至正统四年（1439年）始告工成。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两涯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今积水潭附近）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今东便门附近）流出大通桥而去。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④。经过这次修建以后，北京城池气象非凡，雄伟壮丽。杨士奇《纪略》赞云：“崇台直宇，巍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即为写实，并非夸张。其后，明朝又以北京城外壁虽敷砌元代小砖，但内壁尚为土墙，故又动工兴修。《明英宗正统实录》载：“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戊辰，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这次工程其实并不只是敷砌城垣内壁，城垣外壁也又加砌一层大城砖。前已言之，明成祖营建北京时曾用元代小砖敷砌内城垣外壁。在拆除北京城垣时发现，北京城垣内、外壁包砖结构有所不同。城垣外壁包砖分里、外两层，里层是分两次砌筑的元代小砖，厚处达1.4米，薄处达1.1米；其外，自上至下敷砌明大城砖。城垣内壁则只有一层明代大城砖，平均厚1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内外壁表皮的明大城砖层，无论砌筑方法还是用料都相同，当属同时砌筑。因此，可以判断里层小砖是永乐时所砌，内外壁表皮之明大城砖正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时所增修。北京内城城垣经过这次修筑以后，历明清400余年再没有大规模的兴修。
明北京外城城郭筑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明成祖以后，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日趋紧张。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因正统十四年为己巳，故又称己巳之变），明英宗亲征蒙古失败，被蒙古瓦剌部俘于怀来县土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部复兵临北京城下，肆意饱掠之后从容而退，史称“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之变”。在北边纷扰，边警日急的形势之下，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倡仪加筑北京城外郭，环围北京内城。早在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蒋琬即以己巳之变为鉴，倡仪利用北京北部故元大都城垣，兴修外郭。其云：“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变，敌骑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①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事毛伯温以边关数有警，“请筑京师外城。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②。庚戌之变以后，京师防务已成燃眉之急，几经周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终于决定增筑北京外城。兵部尚书聂豹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进行规划，画图进呈。计划“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即元大都光熙门，今朝阳区广熙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址，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指金中都故城垣）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因利用的是元大都故北城墙），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壕。……约用银六十万两”。该计划得到世宗同意，“得旨，俱允行”①。但是实际施工中遇到困难，外城西南因是故河道且泉水丰富，“土脉流沙，稍难用工”，挖筑城基十分艰难，“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朝臣议论纷纷，或主张且筑且看，或主张“先作南面，待财力都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计”。世宗命宰臣严嵩会同平江伯陈圭商议定夺。四月，严嵩议覆云：“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今民夫既集，版筑方兴，必取善土坚筑，务可持久。筑竣一面，总挈支经多寡，其余三面可以类推。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即今东便门处）；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尅完。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②该建议得到世宗应允，“报可”，于是增筑北京城四周外廓的计划就改成了只修建包筑南城外城墙，由此便形成北京城廓呈“凸”字形的平面格局。增筑外城工程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竣工于同年十月。“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新筑京师外城成。上命正阳门外门名永定，崇文门外门名左安，宣武门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③次年（1554年）四月，又“以京师城外垣，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并嘉奖有关官员，内官监右少监郭挥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平江伯陈圭进为太子太傅④。外城平面呈“凵”形，实际总长二十八里⑤。外城比内城规制略为简单，墙体用黄土和杂土分层夯筑；内外壁均只敷砌大砖，外壁砖层厚约1米，内壁砖层厚约0.7米。而且，外城垣高为二丈，比内城垣少一丈五尺；城基厚二丈，比内城垣少四丈二尺；顶宽一丈四尺，比内城垣少三丈六尺①。明朝修筑外城之所以首先从南面动工，并在经费短绌情况下决定只筑南面外城，这是因为嘉靖七年（1528年）修复的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西端码头即在今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故北京城南部在元大都文明门、丽正门外诸市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人口稠密，百货山积，需要加以卫护。同时，明北京的山川坛和天坛也在城南，这恐怕也是明廷重视南面外城的重要因素。
《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明北京内城有九门：“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东）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西）曰顺承，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和义，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以上九门中，东西城垣上的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四门起初是沿用故元大都城门，其后虽有改建，但位置仍旧。明北京内城南北城垣皆为新筑，因此南北城门皆为新址，但其仍与故元大都城门南北相对。
前已述之，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占领元大都后将北城垣南缩五里。在新的北城垣建起之前，同年九月，徐达“改故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②。洪武中北京城北部故元大都城垣被放弃之后，“德胜”“安定”用来命名其以南新筑北城垣上与旧门相对的二门，即今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北京南城垣向南扩展二里以后，所辟三门也仍沿用故元大都城门旧称。故明成祖之世，北京内城九门分别为：南曰丽正（正南门）、文明（南东门）、顺承（南西门），东曰齐化（东南门）、东直（东北门），西曰平则（西南门）、西直（西北门），北曰安定（北东门）、德胜（北西门）。南面三门位置虽已南移，但其名不改。东直门、西直门即故元大都崇仁门、和义门，位置未移，但改其名。明刘崧《燕城杂诗》云：“东蓟直通齐化外，南城更在顺承西。”刘崧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所述即为元末明初北京城的情景。南城，指在故元大都城西南的旧金中都城。东蓟，当指北京城东部而言。因此，疑“东直”或即“东蓟”之讹音，以故元大都崇仁门地近“东蓟”而改称“东直”。和义门以其与东直门相对而改称“西直”。还有一种可能，即明北京九门中只有东、西面的两座城门是对称设置的，但靠南面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和平则门（今阜成门）之间有皇城相隔，只有东直门和西直门之间是从皇城北墙外穿过，中间没有障碍，可谓“通直畅达”，这或许即是其城门得名的原因。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北京内城九门城楼改建完毕，又改丽正曰正阳、顺承曰宣武、文明曰崇文、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从此，北京九门名称即为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清代沿袭，后世不改。
嘉靖三十二年（1543年）北京外城廓修建以后，计辟七门，其中南面三门，东西各一门，在东北、西北与内城相接之转角处又各辟一门。《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东）曰左安，南之右（西）曰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其中永定门仍位于北京中轴线上，与内城正阳门南北相对，广宁门则和广渠门东西相对，东便门、西便门分别在内外城结合部之转角处，面北。今其址皆在，无需赘述。
也有人认为，此处正位于北京车公庄地层断裂带上，故城角屡建屡震塌，明人遂将此处城垣南移，成一斜角。不过有人认为，对于地震破坏来说，远离断裂带几十米并不可能减轻破坏力，此说似有不妥。另外，按五行之说，西北方为乾位，有“天门”之谓。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将位于皇宫西北的太平仓（今北京平安里太平仓胡同）改为镇国府，以处宣府官军，即遭到工部的反对，其理由是：祖宗旧法，设官建府都有定规，且太平仓在皇宫西北属乾位，地当“天门”，在此设府有碍天运通达。北京城西北角为斜角或即象征“天门”？不过有人认为，即使当时有此说法，大半也是人们面对既成事实的一种附会，而并非营造者最初的考虑。中国古都的城郭受河道影响而曲折者所在多有，北京城西北角受高梁河水道影响而成斜角亦不为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