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人艺的“私交”种种

  为什么冒出个“私交”？有私才有公，有个体才有集体，说起北京人艺，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个人物台上并台下的形象，形成一幅宛如“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所绘群像，其像也巨，其情也微，微若私情，然可亮相于公也。

  说起我和剧院的关系，我首先是一个忠实的观众，今习用“粉”（FAN）不宜加S，那是效洋的误译，把个体误做复数了。我一度，“文革”后百废待兴期，我还与童道明、何西来诸大家并座而作，或可称人艺的评论班底，我更是很多艺术家私交甚厚的亲密战友，如曹禺、于是之、濮存昕……

  首先不能不提我师万公家宝即曹禺，没有曹禺就没有北京人艺，甚至就没有我这么一号一生从艺的艺徒。曹禺是我、还有不少艺人的恩师、蒙师、奶师。1934年初见《雷雨》剧本就奠定我一生从艺的宿命。1935年初见中旅的《雷雨》演出，是曹禺亲自指导过的。这是我至今还认为我所见最好最真的《雷雨》。戴涯演那说明书上写着“一手造成罪恶”的周朴园（戴涯解放后也参加过人艺，以右派而无终）。我也见过解放初期人艺演出的《雷雨》，编导演均强调了“阶级性”，乃成为很虚假很糟糕的一个演出。我又见了“文革”后人艺重新恢复了“人性”返璞归真了的《雷雨》。

  “文革”中期曹禺院长已卸任传达室的职务，归家养疴，我们这些彼此都属三反分子的人，气候稍松便念念不忘“翻案”。我去看他，开口就说：“总没来看您，因为我的《雷雨》总没写出来，如今您的《雷雨》也砸了……”曹禺轻叹：“有人说我是反共老手，我自小就不反共……”我说我也是。不久，我带着我的小女儿去看老人家，小女儿在家私自打开封条已脱落的书柜，早已看了曹公各个时期的经典。我跟她说：“戴上你红小兵的袖章去批判曹禺！”老小一见，小的张口就问：“周冲是不是好人？”老者振臂而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闹剧也只能发生在那种悲剧时代。

  不说了，再提提焦公菊隐。我识焦还早于曹。我少时就读过他的散文诗《他乡》、《夜哭》，更幻想就读于他主导的《富连成》之后京剧最出人才的科班。我见到他却在1943春，我从上海去重庆参加话剧团体，在话剧界头一个见到的却是他，在重庆的门坎化龙桥，他在为银行业余团体导演《水乡吟》。他翻译的写莫扎特悲剧《安魂曲》刚在重庆以曹禺主演隆重演毕。焦却劝我别参加什么剧团，都太乱太浅。他这人似乎总在得意失意之间徘徊，满腹牢骚，游离于圈内外。直到解放前夕，他在北京办起了“艺术馆”，首演了我的处女作《大团圆》。一日，导演丁力对我说：“焦公说宗江干吗引了曹禺？”我是在剧中一个失恋少年犯酸向情人献上了周冲语：“我有时就忘了你，忘了我自己……在无边的海上，坐在白色的小帆船上，前头就是我们的世界……”我见了焦公不免问他：“我引得不合适吗？”焦说：“我就是说黄宗江何必引曹禺！”我直感到焦公真是过分心细。不只这一感，不说了，我感到他的心过细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可是我又感到他的心细更表现在他导演的戏里，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论及南黄（佐临）、北焦（菊隐）二大师，我说：“黄多从写意中求写实，焦则多从写实中求写意，异途而同归，同归又登异途。”发言至此，另一人艺挚友美学家柯文辉递了个条给我，有如天机偈语：“焦——以实求意，悲剧人物。黄——以意求实，喜剧人物。”我若有所悟，引齐白石一语做结：“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后而写生”（于是之曾语我：读表演理论越读越读不清楚，不如读画论）。

  关于焦不多说了，但还想写一笔心细处。解放后我们初次见面我却记得清楚。在一个极小的红星电影院看很长的苏联片《彼得大帝》，上下集之间休息，厕所极小，需站队，焦公忽站在我身后，俨然对我说：“解放前我有很多事对不起朋友，我欠了你演出费（《大团圆》）……”对这又一次陈年的心细使我不知所措。又多年后又一次失措，“文革”后期，我的密友李德伦拉我去王府井全聚德解馋，猛见焦公独自在座。按那时的习俗视而不见，我却感到焦公注视了我良久。不久，他积怨成癌而亡，我追悔我最后伤害了这位心细之人。

  写罢曹、焦二公，我该写写夏淳、宗温、蕴如、苏民、还有他的“好人”妻子贾铨……我已写过专文的就有欧阳山尊、英若诚、朱琳，尤其是于是之，我写过不止一篇。不写了，这千言万语的要写成多厚的一本书啊！我写不动了！最后我只写一笔，我未亲见却活生生在目的一个场景。林连昆住院，于是之让床，二位相逢于过道。林连昆已病失语，此时却大兴奋，咿咿呀呀，双手挥舞。于是之却毫无反应，双目直瞪，由老伴搀着走过去了。两位话剧表演大师的失语多令人心疼啊！是之在说话已然不利落时曾对我来过这么一句：“这是我演话剧造的孽！”一叹！你们的话剧是造福于人民的！

  我这个人艺老友甚至彻底离开了观众席。我最后几次看话剧都是小濮——称小濮是当然的，可人家如今也是中年演员，人艺的中坚台柱了。是他开车接我去看戏的，先把我和老伴请去“汤王”吃饭，他先塞两口就去化装。演完戏赶紧下装，还开车送我们回去。头一回又是《雷雨》，小濮说：“老爷子！我们的《雷雨》您得看看！”我说我耳聋听不见了。他说：“这戏您听不见也能看。”倒也是！二回是：“老爷子，我们的《茶馆》虽然不如前辈的，可您得看看！”后来只见他在和童道明的《对话录》上写道：黄老没说话。好像我说了几句曹禺的习用语：“真不易！”之类。又一回是《风月无边》，我是看了剧本去的，还听不清这话剧里都是什么话，小濮在《对话录》里又说了：“我原来以为黄宗江就是李笠翁，可他不是。”我当然的我就是我！最后一次是我请香港朋友看《白鹿原》，没告诉他。我对方言的辨别、摹仿能力一向是相当强的，如今却完全没听明白，与香港友人未终席而去。此后我只得彻底地谢绝了话剧殿堂。然而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我仍然要说：戏剧是我的宗教，剧场是我的庙宇。我想告诉后来的信徒：这罗汉堂里的诸神座，座位还多，望你们一个个立台成佛，如曹禺、是之、存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