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崇文门外，姥姥家住东单西观音寺，就是现在的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西侧，我在姥姥家附近上学，天天步行去姥姥家，每天要进出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沿途的市景人文趣事，至今难忘。

    每天早晨，迎着朝阳出打磨厂，进哈德门，有时沿崇内大街一直向北到东单再向东。有时候，进了哈德门就走小胡同了。

    一般情况下，早上还是走胡同的时候多些，因为进了哈德门，走路东的孝顺胡同路两旁全是早点摊儿，吃点早点特别方便。

    本不宽阔的胡同东侧，卖早点、小吃的摊位比比皆是——木棍撑起的蓝色的、白色的十字儿布棚下面，摆施着小桌儿、小凳儿，当行人走过摊位时，摊主会马上上前热情地招呼，并麻利儿的从肩上抽下手巾擦揩桌凳，向人们介绍着各种小吃。卖糜子面、筱米面煎饼的、卖豆腐脑的、卖老豆腐的、卖油饼、油条、芝麻烧饼、吊炉烧饼的，整条胡同被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吆喝声和制作小吃过程中发出的铲铛撞击声笼罩着。

    馄饨挑子一头儿火上坐着锅，锅里永远煮着个快煮散了的鸡架子，冒着热气的锅上横着一块木板儿，上面放着几个搁好冬菜、紫菜、虾米皮、香菜的白瓷儿蓝边碗，摊主站在挑子的另一头，边包着馄饨边张罗着客人。卖茶汤的大铜壶擦得锃亮，桌上铺着蓝布，摆着几个白瓷蓝花的小盆儿，盛着未经冲沏的八宝油炒面。主人身着蓝布裤褂，白色的袖口高高卷起，动作娴熟而殷勤地招呼着过往食客。只见他左手斜倾大铜壶，右手同时端着三个碗，伸出手臂离壶嘴儿远远的，滚开的水向一条细细的线从细细的铜壶嘴儿冲向碗中的油茶面儿，冲沏着油茶。每当我看到他这个动作时，总替他担心，要是万一烫了手怎么办。

    偶尔坐在他的摊儿上吃上碗油茶，边吃着油茶，边欣赏着摊主那近乎表演的动作。我爱挑油茶里的核桃仁、青梅吃，更对那吃油茶用的平平的小铜勺儿情有独钟。在我的记忆里，每每从这条胡同经过时，经常要买个牛舌头饼，再来一碗放了韭菜花、麻酱的老豆腐，美美地吃上一顿。

    走过这儿继续向前，不远就是耳鼻喉医院，据说后来并入同仁医院，再后来又改建为耳鼻喉研究所。进八宝胡同往北，穿过延寿庵，过麻线胡同、西裱褙胡同、官帽胡同，就来到西观音寺。

    有的时候下午放学稍早些，我便沿着崇内大街往回走，这时我必要经过的地方就是东单广场，也就是现在的东单体育场和东单公园了。那时的东单广场，还没有现在的小土山，这个小土山是“深挖洞，广积粮”年代的遗留物，而那时就是一片经过平整了的黄土地，听老辈人说，这曾做过一个时期飞机场，所以才如此平整开阔，再往南没多远，是同仁医院了。

    那个时期的东单广场，聚焦着一些卖艺的和零零散散做小买卖的人，有变戏法儿的、有摔跤的、耍猴儿的、卖旧书旧报、日用小百货的，几个小小的茶摊儿也散落于其中，多少有点像南城的天桥，但是规模远不如天桥大，所有的活动都是露天的，没有任何建筑。

    每当从此经过时都会看到人们围成一个个圈，这边儿围着一圈人，那边儿围着一圈人，个个伸着脖子往圈里张望着。圈内的表演者各自不惜余力地施展着他们的“绝活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嘴比手脚更忙活，不停地说着、喊着，汗珠子不停地顺着额头往下流着。每当表演到一个段落时，他们会或摘下帽子，或拿刚才还敲着的锣，双手托着向周围的观众敛钱，嘴里不停地喊着：“有钱的捧个钱场儿，没钱的捧个人场儿……玩艺儿是假的，功夫是真的……”这时周围的观众开始四散啦。稍后，又一阵锣鼓家伙响起来了，观众又重新聚拢起来……

    在这些卖艺人中，时常会出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装束有些不太像艺人，花白的头发，身着黑色裤褂儿，上衣袖口向上挽起，露出白白的内衣。他有一个五尺见方的大白包裹皮儿，老人把它铺在地上，包裹皮儿上用绿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画着许多条条、块块儿，老人把一个个泥塑的、上了颜色的、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城门楼子，依次摆压在黄色、红色的线条上，旁边就是绿色的条条，内九外七皇城四，一个不少。周围看热闹的告诉我：“那绿色的条条表示护城河、块块儿表示湖泊水域，黄颜色表示城墙，红颜色表示的是紫禁城。”在他的包裹皮儿正中摆着天安门，后面依次是故宫、景山、北海、鼓楼、钟楼，周围还有太庙、社稷坛，天、地坛以及雍和宫。这些泥塑城门楼做的都比较粗糙，但老人摆放的却那么细心，那么认真。

    这时周围已经聚拢了一圈观众，老人拿起了一根三尺来长的细竹竿儿，清清嗓子，操着正宗的京腔京调开始给大家讲故事。细竹竿指向后海，就讲《郭守敬治水》。细竿向左移，就讲《银锭观山》。随着细竹竿儿的指向又讲开了《北新桥降龙》。周围观众有不时给老人出题儿的，老人是有问必答，细竹竿儿在包裹皮儿上一片绿色中指指点点，老人正在讲述着：“太液秋波，琼岛春荫，琼华岛上广寒殿，太液池畔静心斋……”

    老人拿起一个玻璃瓶子喝了口水，周围的观众自觉地向圈内扔了些钱。

    “老爷子，您给讲讲崇祯皇上吧！”周围有人在喊。

    竿儿到，嘴到，细竹竿儿已指向景山，又讲起了：“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崇祯皇上被迫出逃，自缢煤山歪脖儿树……那棵倒霉的歪脖树倒成了千古罪人。”

    细竹竿儿已经移到外城：“这回咱们单说天坛，先说皇穹宇……再说那五百年的九龙柏……到此不能不说说七星石……”

    老人仿佛有一肚子讲不完的北京的故事。

    有一次从此经过，老人那儿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远远听到老人在唱着什么，待走近后，挤进人群儿里，问周围的观众，他们告诉我老人唱的是《高亮赶水》。老人边唱，手中的细竹竿儿边在地摊儿泥塑模型的西直门高梁桥一带指指点点。现在想起来，他当时讲的既有正史又有传说和野史。

    这些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啦，东单广场的旧址上已经盖起了俱乐部、体育场和东单公园，那里仍然围着一圈一圈的人，不过是晨练的人们。那老人也早已不在了，想是老爷子倘若仍然健在的话，也该是一百多岁的老翁啦。但在我的脑海中，仿佛他仍然手持细细的竹竿儿，比比划划地站在一圈儿圈儿的人群之中，不过那白色的包裹皮儿上，又多了多少座贯通四方的立交桥，多了多少栋高入云端的摩天大厦，他仿佛依然在为过往游客讲述着那永远也讲不完的北京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