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一唱忆故人

    从“厂甸正月”到“京井尘声”，竹枝词对于昔日京城百姓生活，均有详尽生动的纪实描述。因为喜欢竹枝词，还知道了一位倾注二十余年心力，研究收集竹枝词的学者丘良任先生。先生生前是默默无闻的，身后却留给了我们一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七卷《中华竹枝词全编》。这部《全编》收集的大部分竹枝词乃先生晚年“补蹉跎”的心血和“拾麦穗”的硕果。讲述先生生前“年光寂寞书窗里，一帙编成雪满头”的故事，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知道做学问的趣味和做人的原则

    学者之良任

    “一个人能不能称为学者，不在于有多大的学问，写过多少书，有多大的名气。学者是禀赋特殊气质的人，沉潜专注，孜孜不倦，以求知问学为人生目标，以读书写作为至上快乐。这样的人，就是学者。”与丘良任先生曾是忘年之交的社科院文学所蒋寅教授如是说。蒋寅认为，现代中国，能称得起学者的读书人其实凤毛麟角，而丘先生堪称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丘良任先生祖籍是吴敬梓的故乡安徽全椒。父亲丘景章是全椒有名的才子，光绪三十年进士，后创办全椒中学，泽及乡里。青年时期的丘良任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文学院攻读中国文学，受业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及其他一些著名学者。毕业后先在南京中学执教，后在湖北、湖南的数家报纸任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受聘于长沙克强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育。建国初期，曾在长沙、淮南、北京等地的中专和大学教授古典文学。

    先生一生的学问之路，充满了坎坷艰难与寂寞。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他一路坎坷。据丘先生之子丘进回忆，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退休，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那时，“寓京赋闲”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学问生涯”。在先生书房兼卧室的墙壁上，悬有大康先生书写的《补蹉跎书室》一匾，不难窥出，丘先生多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从事喜爱的古典文学研究，弥补往日的遗憾。

    在无任何单位、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丘先生退休后每日早早起床，书写蝇头小楷一篇，然后工作十余小时。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杜甫、吴敬梓研究、竹枝词、历代宫词、诗词理论、民俗学、清史、文学史。

    丘进还清楚地记得，在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为“日日充实”，年迈的父亲几乎没有生过病，吃过药。光顾各类图书馆，看书抄书，成了老人每日必做的功课。那时，尚是年轻学者的蒋寅常能在图书馆与这位学界前辈相遇。二人见面时总要互通信息，分享做学问的快乐。蒋寅还记得，丘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在各地的图书馆抄录、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有不熟悉这位老者的。那时，每逢查到新史料，丘先生都显得兴奋极了，那种快乐常人真是难以体会到。蒋寅赞丘先生是性格开朗，胸襟宽广的人，“淡泊名利而笃于情谊，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他常常将自己辛勤搜集得来的珍贵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别人，而在浸透他的心血和劳动的最终成果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

    丘先生生前的一大学术成果，是确证诗人杜甫的终焉之地。1978年，丘先生在长沙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在此期间，多方查阅文献，亲自实地探访，考定杜甫卒于湖南平江，并殡于当地，子孙流寓，遂有平江一枝杜裔，其53代孙杜勇民至今存有明清两代编印的家谱。这一观点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然此观点源自丘良任先生却鲜为人知。《杜甫在湖湘》一书，也是在丘先生去世三年后才得以问世的。深悉老人二十年爬梳剔抉之辛勤的蒋寅，曾写了三首绝句，表达对先生的敬爱——“三馆十年常日行，披沙书海眼犹明。竹枝楼外青春好，夕阳红处看先生。”当是丘良任先生晚年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中央电视台曾以《拾麦穗的老人》为题报道了丘先生多年持之以恒做学术研究的故事。

    结缘竹枝词

    历史上的竹枝词始于巴蜀地区，是乡土气息浓郁、情韵悠长颇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唐时，在夔州任刺史的诗人刘禹锡常到坊间观看竹枝演唱活动。后来，这位杰出的诗人对竹枝民歌加以吸收提炼，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把当地百姓传唱的民歌竹枝，改造为一种以咏风土民情为内容的新诗体——竹枝词。此后千余年间，竹枝词这种新诗体受到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士们的赞誉和喜爱，内容也是“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自幼研习中国古典诗学的丘良任先生对于竹枝词的“纪事特征”早有体认，认为它反映社会现实，为后人提供了真实可贵的史料，因此选择它作为自己晚年学术研究的两大课题之一。

    丘进回忆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丘先生就开始在这方面下工夫，十几年间从浩繁典籍中搜辑得上千位作者的《竹枝词》数万首，多数是几十首上百首的专集，相当一部分还是罕见的钞本、稿本。丘先生不辞辛苦地将它们或抄写或复印，并按照地域、时间和作者划分、加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潘超等几位竹枝词爱好者慕名而来，拜访丘先生，愿与其一道研究收集竹枝词。那时，已近九十高龄的丘先生仍在主持《中华竹枝词全编》的工作，直到2000年因病入院，辞世。

    翻阅凝结了老人二十余年心血的《全编》，会发现这多达数万首的竹枝词竟来自如此众多的地域：国内近到京城，远至台湾；海外包括日本，新加坡甚至伦敦，都有客居他乡的华人创作的竹枝词。它们含有丰富的民俗民情和广阔的地域文化资料，读来十分有趣。举京城一卷为例——“裹盐欲向邻家乞，踏瓦常从屋上看。收敛爪牙全不用，盘盂仍费大官餐。”生动地勾勒出一只老北京房上的猫。再看——“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按，挑水人所穿半臂，名曰磨肩。京师，卖水者尽是山东汉。）”描述的是旧京城胡同里，那些淳朴憨厚的山东卖水人的形象。在西藏卷中，有这样关于藏族妇女习俗爱好的吟诵：“人织羊毛不织麻，织成氆氇染成霞。试看阿甲卜磨辈，浪布同穿十字花。（按，阿甲，藏语“大娘”、大嫂之意，卜磨为姑娘之意。浪布是西藏地区自织的土布。）”伦敦竹枝篇中，“健儿负弩为前驱，八马朱轮被绣襦。夷狄不知尊体统，万民夹道尽欢呼。”说的是英女王乘八马车，由王宫至教堂，一路受到民众脱帽欢呼的情景。有趣的是，这位客居伦敦的清代华人作者对于英国国民“脱帽欢呼，声闻数十里”的情景颇有微词，认为有失体统。因为按照中国的习俗，皇上出宫时，百姓是要“肃静回避”的。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蒋寅教授称这些竹枝词是“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乃至文化人类学尚未开发的一座宝库。”是丘先生这位前辈学者，用二十余年的默默耕耘，帮助我们打开了这座宝库的大门。

    最后的牵挂

    遗憾的是，丘良任先生离世前尚不知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否在其身后问世，因此成了他临终的牵挂。“父亲在病榻上最惦记的两件事便是两本书的编辑出版，一个是《竹枝词全编》，一个是《历代宫词全编》。”丘进告诉笔者，经过数年的周折，2007年，《中华竹枝词全集》终于化作了铅字。但丘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另一巨作《历代宫词》尚未结集出版，遗稿仍尘封故居。

    宫词是继竹枝词之后，丘先生晚年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说到丘先生的宫词研究，蒋寅教授回忆道，“1995年，先生将厚厚一册《历代宫词纪事》送我，书中以清代史梦兰的《全史宫词》为纲，按朝代顺序选录各家宫词，保留原有的小注，再施以注释和解题。解题广引有关史籍，与诗的内容相参证，收以诗证史，以史证诗之效。而前言乃是一篇宫词通论，将宫词分为帝后之词、诗人之词、史家之词三类，各举若干种加以叙论，对宫词作者的身份、宫词的内容、体制及各家宫词的特点一一作了评述。”蒋寅认为丘先生的这册《纪事》也许是目前仅有的对宫词的总体观照。“丘先生以为，宫词既有历代帝后，妃嫔，宫女生活的写照，也折射了宫廷内部的各种矛盾，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内容丰富，不仅比正史更可靠地保留了历史的真相，也比野史更有趣，更有可读性。”

    与民间竹枝词不同的是，三千年帝制的消亡，意味着宫词不会再有了。收集整理宫词成为迫在眉睫的文化遗产抢救任务。蒋教授认为，在信息过剩的今天，学术泡沫正在无情地湮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民间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和有贡献的学者，正逐渐为人淡忘，建国以来的学者，有些成果也没能得到整理和保存。值得注意的是，今天，非电子文本正在慢慢远离学术界，尤其进入不了习惯于使用电子文本的年轻一代学人的视野。整理丘先生的宫词遗稿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紧迫性。蒋寅教授认为，当初丘先生能够无怨无悔地埋头收集整理宫词，靠的不仅仅是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真正能支持一个学者过简单重复的研究生活的，是一种以此为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这正是年轻一代学人所缺少的重要素质。“真正的学术是寂寞的、艰辛的。有价值的成果需要长久的积累、磨炼，而这样的成果一旦形成，就具有永恒的价值，甚至多少年后也难以被超越。”丘良任先生留给后人的，不正是这样的学术财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