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来乍到
一九四八年初夏，为躲避战争，母亲携我与弟弟、妹妹，从太原来到北平。七月初住进了姨夫周北峰先生（时任傅作义顾问）为我们租好的“扁担厂乙字一号”夏家宅院。
扁担厂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它东至北锣鼓巷，西至宝钞胡同，约半里多长。宅院位于东口第三个门牌，坐北朝南，出东口往南没几步就可到达繁华的鼓楼东大街，乃闹中取静之地。
“乙字一号”是座三进大院。前院是一个长方形大院子，形状大小近似于一个篮球场。我家住南房第一屋，因为唯有这屋是里外相连的两间，而其他屋都是一个较大的单间，没这屋好住。里屋有大炕，外屋有单床，生活起居方便。母亲请来裱糊匠师傅、粉刷装修得焕然一新。又置买了些煤火、家什，我们便开始了北平的客居生活。
前院由南房一排五屋加我家一间外屋，北房一排五屋加一个二道门，还有一个三间大的西房组成。顺着北边的正房往东可进入东小院，沿南房向西去是西小院。二门往西的三个屋，门开在里院，往东有二间。
二门的大小规格与胡同西边普通人家的街门相仿，门道内与我家外屋一样大。它白天敝开，夜晚关闭。门道里装有电话，门对面是屏风式影壁，只在贵宾来临时打开。这遮住了里院的人和景，把里院、外院截然分开。其实里院才是宅院的中心与精华。它是一个雅致的由带迥廊、栏杆的青砖大瓦房组成的四合院。其中住着房东夏家。
宅院二门外，左右对称地各植有一株碗口粗的同样茂美的国槐。我们来时，正值其满树黄花盛开，两棵树下落花缤纷，时有小蜜蜂飞舞其间。二门西边的窗前种有几竿修竹和三五株塔形小柏树。秋天柏树上结满了柏子，地上是碎柏叶，雨后阵阵清香、散发。清晨与午后人静时可听、可见一两只长尾巴的啄木鸟在嘣嘣地敲啄着国槐的树干，还有夜晚忽高忽低地飞着的萤火虫，南台阶上下爬着的蜗牛……一切都新奇而又美好。
每日清晨五时许，东小院的李家老太爷必定要到南房第四屋，他的佛堂里，敲着木鱼，诵经念佛。佛堂里有佛龛、香案、瓶花等，雅洁而又庄严。夏日后半晌，偶有房东家诸少爷们（当时的普通称谓）要到西屋来玩玩坐坐，或在大院子里练练骑自行车。西屋内有大桌子、长凳、桌上有书报、杂志，还有架钢琴，半新不旧的自行车骑完了也放在屋里的墙边。
刚开始僻静的前院里，只有我家一户居住，约一两月内与我家隔一屋的南房第三屋搬来了一家姓姜的母子女三人。姜大妈约四十多岁，壮实而园胖，半大的解放脚。其女约十七八岁，其子约十五六岁，都是粗壮的中等身材。全家清一色的土包子打扮，黑粗布大襟短袄，
黑粗布中式裤，说着难懂的南方土话。在通过西小院的窄过道里，黑乎乎的第六屋，住进了一户姓关的高个干巴老头，七十岁左右，还有其小孙女，是专程来京卖烤烟叶的郊县区农民。这样姜大妈家和我家就成了邻居，关家小孙女就成了我的玩伴。同时东小院也搬来了一户来自东北沈阳的母女二人，只知女孩十七岁，住进了李医生家小院西屋里。宅院主人出于佛教徒的仁爱精神，兼增加些收入，收留与庇护了几家战争难民中的老弱妇孺。而我们则有幸在战乱的背景下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
二、 李家医生
此间与我家关系最好的是李医生一家，真上胜似亲人的近邻。他家在前院直通过来的东小院的北屋里。家门开在过道中间，进门往西是窗户在前院的客厅；往东是卧室与厨房。小院东墙与墙壁的“甲字一号”院比邻，两间西屋在影壁与过道之间。方形的小院中间在棵歪脖大柳树，树下有打压式自来水龙头。西南角紧靠宅门有个汽车房，汽车供李医生出诊时乘坐。
李家最年长的是六十多岁的李医生之父，是位虔诚的佛教居士。他中等个瘦瘦的，总是青布长衫，手持小串念珠来去，慈祥而亲切，人称李老太爷。李医生四十岁左右，比其父高而壮实，我常见其长衫配礼帽携皮包出门去的背影，而未与其正面接触过。
中等偏胖的李太太，年约三十五六岁，长圆脸，烫发松松地系在颈后，如绵羊尾巴般自然下垂，常穿着蓝布大褂儿。她育有二男一女，大儿子仁辉十四五岁，年龄不大个头挺高；二儿子仁宽比我大两岁，时年十一；小娇女仁华七岁，梳两小揪辫。李太太为人慈蔼、友善、热忱，我家人深受其惠。首先李太太帮母亲把我姐弟俩联系到了她家孩子就读的位于北锣鼓巷尽头的“慈华小学”读书。仁华与我弟弟同岁，都是初次上学，李太太请校方给安排到一个班里以便互相照应。
开学后秋日渐凉，李太太指点母亲要入乡随俗，让母亲为我缝缝制了女孩子入冬后上学穿的棉袍子，又教母亲去旧衣店，省事又便宜地为我买了件外罩的小蓝布大褂儿。母亲还学李太太样为我做了个漂亮的手揣子。
然而开学后不久就出了个意外。一天下午，我与李家兄妹放学回家好一阵子了，却总也不见弟弟回来，母亲着急地问起，我说下学没见着弟弟。她又去李家问，仁宽说：“本来我们一块走了回家来着，可是在路上，苗庄被“拍花子”的拍了头，那人要拽他走，我让他往北边跑，快去躲起来，等坏人走了再回家来。”母亲一听可吓坏了，李太太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早点说，孩子们可真是不懂事。于是李太太马上叫上仁宽、仁辉与我妈四人慌忙赶往出事地点找我弟弟去了，留我在家照看妹妹。幸好不一会儿，一帮人就将在十字路口傻乎乎的徘徊踌躇的弟弟给领了回来。大家以为这下可好了，没事了，谁知当晚弟弟因受了惊吓，发起了高烧，昏迷中说起胡话来。母亲请李医生来看过，他给了些镇静药，让弟弟服用。为了使弟弟的病尽快好转，刚搬来的姜大妈出主意让母亲配合采用上“叫魂法”，说这样可以让丢了魂的弟弟很快清醒过来。李太太觉得虽然迷信，但也没有什么坏处，对那就照办吧。她为我妈拿来一个她家扫院子用的“大扫帚”作道具，上披弟弟丢时穿的衣服，於每日晚临睡前九点半左右，由母亲手拿扫帚走出大门，去往我们下学必经的东口，边走边喊弟弟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从东口回来的这一段，必须要一声声，清晰地大声喊出“庄庄，庄庄”的名，还要扫帚紧挨地拖扫回来。因夜深而孤单害怕的母亲很需要我陪伴着走喊这一趟。此时我发现原来窈窕的母亲变得臃肿了，走动很笨。年幼的我不懂也不知母亲身孕很久了。在“叫魂”加服用药的共同作用下，两三天后弟弟就退烧了，人也清醒过来能吃饭了，满七日后，母亲就不用去叫魂了。只是继续服用李医生新给开的药，结合休息调养。又过了十来天，弟弟能下地出门了。以后母亲看着弟弟日渐好转，能在大院子里跟仁宽学着玩滚铁环了，恢复了原先的欢实，才让他重新上了学。从此母亲严格要求弟弟上下学时一定要与我或仁宽兄妹俩紧紧相跟，决不能单独行动，以免再出点事儿。弟弟这一病休息了近一个月，这场小劫难总算有惊无险安然度过了，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这些孩子们，常在院子里玩各种游戏，若是带输赢的，还免不了争执、吵闹一番。有次可能是为了玩跳方格，仁宽输了不认账，我骂了他两句狠话，他恼羞成怒。仗着他身高力大，抬腿飞脚向我踢来，躲闪中他的鞋从我嘴角下巴擦过，搞的我左半边脸都是泥土。我当即哭喊着回家去告我妈，刚要踏上家门口的台阶时，李太太已闻讯赶来，我妈也出来了。李太太还拿我这小姑娘挺当回事的，又是安慰我，又用妈的手帕为我擦脸上的土，让我回家再去洗洗干净。这下我得了理，越哭越起劲了。我说：“李仁宽的鞋上有屎巴巴，都抹到我嘴里啦，屎是苦的！”李太太听得反而笑了起来，她说她一定好好管教仁宽，绝不允许他这样放肆无理。在后来的两年中，事实证明了李太太不是敷衍塞责，她是真的管教孩子。孺子可教，以后李仁宽待我与弟弟一直都很友好，再也没发生过任何恃强凌弱的类似举动。
其实李仁宽总得来说是个好男孩，调皮而热情。初来的第一天，我去东小院打水，看着水龙头却不会用，是李仁宽跑来三番五次教会我使巧劲压铁杠，才打出自来水的。买些油盐酱醋要去巷口小铺，也是仁宽领我去的。
下午下学返家后，天色尚早，我与弟弟常和仁宽兄妹一起在李家客厅的小屋里——李老太爷的卧室里学佛。室内只有一床、一小桌。每日由仁宽为我们摆好四个小板凳，围坐在老人家床前。他则盘腿坐在床上，面对我们四个孩子讲些佛经故事，如释加祖怎样出家、怎样面壁成佛，济公和尚如何治病救人等。然后他就带领我们一齐双手合什。诵念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老太爷教导我们平日做事要与人为善，不可杀生。即使虫虫、牛牛都是生命，连蜇人的蝎子也不可以踩死，绕过它走就是了。他的床侧东墙上有一幅小小的北京乡村图，南墙上贴着一小横幅上写：“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两行字。当时我不理解其意，误以为“为乃即是”之意，什么叫“我即是人，人即是我”甚感诧异，随后就淡忘了。以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展“学雷锋”运动，又多见到这八个字，倍感熟悉亲切，而且明白了其真正含义。同时也回忆起这两句早在四八年秋，北京李家墙上就见到过。随着对社会知识的了解，知道了“它们”是由名人书写，当时佛教界倡导“博爱”精神，它之所以贴在李老太爷的卧室里，因为他信仰佛教，是崇尚“博爱”精神的。
后因时局紧张，战事逼近，灯火管制、戒严，人心惶惶的没有了这“学佛诵经”的心境，此事暂告中断。
李家和我们好，我们也和李家要好，周日李仁辉偶尔去为其父上街张贴宣传治病的小广告，我与弟弟都积极参加了。李仁辉与其弟抬上或扛上梯子，我俩帮忙拿上浆糊桶，刷子、广告单等。我们往南、北锣鼓巷，宝钞胡同，附近周边地区张贴。以便在当时百业萧条的形势下，尽量扩大影响，多招揽些患者光临。实在说李家虽有汽车，却从来也没见过李医生坐车出进，他们生活也不容易。
有一天午后，我与弟弟正在槐树下玩，李家兄弟俩，忽然从家中端出小半杯食醋，拽住我弟弟说“听说老西儿爱喝醋……”。嬉皮笑脸地非要我弟，这小老西儿把这半杯醋喝下去。我觉得不对劲，不让弟弟喝，而弟弟却表现的十分勇敢，犹豫片刻后，接过小茶杯来，仰头一饮而尽。李家兄弟高兴的拍手叫好，说弟弟不愧是个好样儿的“老西儿”，一次小小恶作剧皆大欢喜的收场了。
四八年初冬一个夜晚，我与弟弟突然被叫到隔壁一屋的姜大妈家，让我俩在她家桌边坐下来，一人给了一纸袋大花生，让我们随便吃。后来我俩被安置在她家睡了觉，而姜大妈则又去我家帮忙了。二日天明懵懂中匆匆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才知道妈妈又为我们生了个小弟弟，住在西城的姨外婆也来家里了，还为我们做好了中午饭。
过后方知，给妈妈接生的就是李太太本人，由泼辣能干的姜大妈配合作助手。多亏了李太太技艺高超，使体弱劳累的母亲，在这逃难的异地，平安地生下了健康的小儿子。还是忙了半宿的李太太，一早起来给周北峰姨夫家打通了电话。肩负重任，为国事操劳的姨夫，在百忙中与姨母赶来看望了母亲与小弟弟，同时决定留下了姨外婆照料母亲坐月子。难怪后来李太太那么喜欢小弟弟，在院子里看见总要过来逗逗玩玩的，多日不见了还要匆忙来家看望一下。她称赞小弟弟长得好，高鼻梁，大重眼，还给小弟弟按北京风俗起了个老小常用的乳名“小不点”。我们全家就这样跟着李太太叫他“小不点”。直到回太原后许久，才改称他本名“燕生”。
第二年春夏之交，母亲应山西老乡之邀，去其磨坊帮忙作会计，以补贴家用。小弟弟与妹妹无人照料，又是李太太帮忙出面与房东夏太太洽商，同意用她家女佣之女——“丫头”过来帮忙。丫头约十五六岁，是个壮实、白粉、性格随和与人融洽的女孩子。她原是培侍五小姐的，可惜五小姐年初因肺结核不幸病逝，正伤心难过着。随后她每日来我家帮忙照料，看护我的小弟弟与妹妹数小时，像现在的钟点工一样。由于丫头姐的缘故，我与弟弟都有了偶然进院看看的机会。
三、 房东夏家
房东夏家，尚有七十岁左右，年迈而威严的夏老太爷，他除了每天吃斋念佛之外，还负责监管孙子们，同时他还是北平佛教居士们的首领人物。每年佛教界人士总有一二次大型集会要在夏家举行。届时全城教友纷至沓来，二门里的屏风影壁豁然洞开，手持缭绕线香或念珠，身着各色长衫的善男信女，三五成群一天络绎不绝。
夏家日常操持家务的是年约四十五六的女主妇夏太太。她娇小白皙，精明干练，梳着黑亮俏洒的发髻，即老式又新潮。从没听说也没见过夏先生，但又感觉他官居要职而且健在。但是有位二大爷，小爷们的叔父天天见。他个头高高，衣着简朴，负责夏家的各种体力杂活。
夏家原有男女九个孩子，老四与五小姐夭折，尚剩七个男儿。有趣的是夏家孩子中的老大、老三、老七、老九是黑发、黄肤、性格文静、内向，而老二、老六、老八则洋人似地黄头发，粉白脸，活泼好动，热情爱说笑。我们常见与熟悉的只有二、八、九三位少爷。二十岁出头的二少爷，在社会上工作着，还正谈着女朋友。他每日出来进去，对人总是那么热情、友好、礼貌、很有亲和力。在他与院邻打招呼说话时，与他相随的女友也总是配合着他，与人友好地点头或微笑着。因他待人热情，人缘好，除了和我家人像好朋友一样之外，竟然还与常来我家的同样热情爽朗的母亲的朋友吕大妈，不知何时也成了朋友。
认识九少爷是在我们刚搬来不久，一个盛夏的午后。夏家长得最好看的九少爷，手拎一条近一米长的绿花蛇出现在二门外，蛇已死了但也还是很吓人的。这蛇是他在西花园里逮着的。在众人围观下，老九又表演了一次，他是怎样倒提着蛇尾巴，举臂向上一轮，使劲甩死蛇的。此刻他像个英雄似的神气。随后老八、仁辉、仁宽、我弟弟等都簇拥着他去马路南边房子背后的“大土堆”扔蛇去了。这一看非同小可，从此西小院里的一地野草，被我们视为了禁区，总看它是藏蛇之地的畏途。本来对小院北边月亮门里的花园是有些好奇与神秘的，但因为怕蛇，每日如厕走过南台阶都提心吊胆，台阶下更是一步也不敢去了。
八少爷见九少爷在人前露一手也不甘示弱。几天后老八专门给我与弟弟和仁宽，在外大门里表演了一番：他用细棍扎上蚂蚱，再拿火柴来烧去，后捋掉些焦皮，八少爷就咯哧咯哧地把他在草丛里逮的蚂蚱吃掉了。又过了几日八少爷又表演了一次，烧烤他在树上逮的“知了”，和上次一样，烧好后去了壳，他香喷喷地把“知了”吃掉了。还说赶明儿给我弟弟也烧一只让他尝尝。我们看得瞠目结舌，哪敢吃呢？倒是仁宽表示愿意尝尝。老八嘱咐我们别告诉他家人，最怕他爷爷知道了，“杀生是要挨罚的。
当时常玩的游戏有弹弹球，栽洋片或在影壁前的小平地上跳方格及捉迷藏等。冬天男孩子们爱抽打“木陀螺”或滚铁环。十二三岁的老九生性腼腆，对这些只偶尔参加一下，而十四五岁的老八是不论玩什么都少不了他的，他还鬼点子挺多。
有天下午，我们都在大院里玩捉迷藏，大家从西屋前散开。碰巧我与老八都往西小院跑，便一同藏进了过道中虚掩的空屋里。这屋的关爷爷家早已搬走了，只剩门对面还放着两个榻榻米。八少爷一进门就忙着找作弄人的东西，我帮他搜集了些枯草、土块、石块，放进了可能是是关爷爷扔弃了的破草帽里。准备着谁找来了，一推门就给他扣到头上去。然后我们坐在榻榻米上等着来找的人，八少爷问起了这屋住过的关家。
我说：“关家小女孩跟我一般大，我俩最能玩到一块儿。去年的夏夜里，她与我一起捉了许多萤火虫儿，放进一个小玻璃瓶里，想看看它们是否真能在黑夜里照明看书，能学习古人“囊萤映雪”否？可惜小瓶子里没有空气，第二天萤火虫儿就全都死了。小关女与我一起哼着曲儿拍皮球玩，叼杏核玩，或是用线绳翻架架玩。因为她特爱学我唱在学校里学的歌，我就教会了她唱：“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还有“两只老虎”“苏武牧羊”等。秋雨过后，关爷爷的烟叶返潮了，关家住的左右邻居窗台上都晾满了长长大大的金黄色叶片，我曾帮她往家里收拢过。冬天我母亲的手皲裂的疼，是小关女帮我捡了许多雀儿屎，让我妈洗手时搓擦在手背上治好的。但好景不长，我与她相处也就半年多，她爷爷卖完了烟叶，因战事耽搁了些时日，很快北京和平解放了，她爷孙俩就回老家走了，再无踪影。说完了关家的事，我顺便问知老八名叫“夏佛佑”，因为有佛字，这个名是记住了，而“小关女”的名却忘了。好一会儿不见人来找，天色渐晚，于是个自回家吃饭。
夏家还有一位全院最靓丽的人物，那就是夏家姑太太的女儿，诸少爷们的表姐与其母一位五十来岁梳着老式发髻，总是笑容满面，白胖而富态的老太太娘俩住在二门往西竹柏掩映的两间南北正房内。表小姐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风华正茂她中等个头，不胖不瘦，梳两根长长的乌黑的大辫子，微黑的鸭蛋形的脸，年轻而健美。常穿素雅的衣裙，英姿飒爽地骑着坤车出进。她同时在辅仁、燕京两处大学里兼职着助教。因我家住在全院第一屋，母亲经常代她收信件，她表示感谢，说要送孩子们几支铅笔。母亲说不必，都有用的。严寒的隆冬，偶见她绸缎棉旗袍外套皮毛短大衣，又是一番华贵景象，回想起来，这位表小姐真是才学与品貌的典范。
此时夏家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做军官的大少爷、三少爷都“解甲归田”回家来了。老大尚武，常在大院子里练骑磨托；老三文质彬彬，戴着秀气的眼镜，常坐在二道门的西侧里，练习弹钢琴。西屋少爷们的活动室已经腾出来，姜大妈一家搬了进去。她家大儿大女，再加上织布机，南房须租两屋，不如租住大西屋宽敞方便。
再说二大爷，每逢冬天下雪过，他总要用木铲铲出一条从二门口通向大门的道来。若看见我们出门来，他一定会热情地吆喝我们打扫门前雪，和他清理好的道接起来。随后他还要把扫下的雪整齐地码在国槐树干周围，堆成圆圆的大雪堆，院子经他清理的干净整洁。
夏天的一个后半响，院里的孩子们：夏家老儿、老九、李家俩兄弟，我与弟弟都跟随着二大爷去长途跋涉扔狗，为夏家减口去负。二大爷牵着温驯的四眼大黑狗，又领着我们，出了扁担厂西口，穿过小草厂胡同，继续往西。众人一路上说说笑笑，经过许多大街小巷，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西北城墙根附近的偏僻处。二大爷放开了狗，让它在这水草丰茂的地方玩。他随即给我们使了个眼色，大家趁“大黑子”不注意，统统快速往回撤。还故意走来时没走过的街巷，怕狗能嗅出味又跟踪找回家来。一路前行，又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宅院时已近八点，傍黑了。来去各十几里路，走了三四个钟头。夏家以为这下可把大黑狗给扔掉了。二大爷既有些不舍，毕竟养育多年，从小看大；又有些轻松，如释重负。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二日天明第一个打开街门的人就发现“大黑子”乖乖地在门槛边卧着，估计已在门外眼巴巴地呆了一宿，只等大门一开就回家来的。这样大伙儿辛辛苦苦远征一趟扔狗，全都白费劲了。它这么恋家，既忠心又聪明，令人无限感慨。那就只好留着它吧，好在有没有吃喝，也不差它狗一个。这样“大黑子”又重新上岗，继续履行它的护院职责了。
丫头姐曾让我陪她去里院，东厢房后的排房里，拿取过换洗衣服。又有一日，夏家有小型佛事活动。弟弟跟丫头姐进了里院，南房最西边的第三屋，夏家的佛堂里，随众亲友们一起跪在垫子上诵经、念佛。弟弟因不怎么会念，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一会儿佛事结束，大家开始起立了。夏太太过来亲切地摸着弟弟头说：“好孩子，念得好，念得好。”丫头姐拉扶起清醒过来的弟弟后，先回家去了。弟弟随众宾客往前院走，送客出来的夏太太，经过海棠树时，高抬手掰了一枝结有不少红色海棠果的树枝给了我弟弟说：“拿回去，自个儿摘着吃吧。”于是我们都沾光尝到了海棠果的酸甜滋味。
那时因生活拮据，母亲常拿些稍值点钱的衣物变卖给打小鼓的，换些现钱度日。夏太太则拿着整卷的绸布卖给打小鼓的换钱用。她俩相迂时，夏太太说：“家里人口多，不几天就得吃一袋面，日子可真是入不敷出啊！”她告诉母亲说，她还存 些学生蓝府绸布，可以比市价价便宜的多地卖给我妈一些，给孩子们做衣服用。于是母亲就从夏太太那儿买了些蓝府绸，为我姐弟俩各缝制了一件衬衣。它们真的物美价廉，我们很感谢夏太太的友好和善意。
四九年初秋，某日午后，李仁辉郑重地告诉我：“过两天夏家将有大型庆祝活动，要请客大摆宴席，让咱们两家各去一人吃饭。”我一听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因为当时生活艰难，难得吃上什么。我马上回家告诉母亲此消息。我妈说：“那你就去吧”。两日后，我看到对面二门果然里外大开，许多宾客正陆续往里走去。我特意等到李仁辉从东小院出来，赶紧上前几步，与他相跟着最里边的第三进院去。第三进院与我们住的前院一样，也是横向的长方形。只是要窄一些。进去吃饭的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像礼堂一样高大气派的大厅。我们俩随众人一进门当即有人指引就座。我与仁辉分别被安排在靠门的一左一右两桌旁。刚好主人讲话已毕，宣布开席。佛家自然是素席了。但菜肴丰盛，摆放讲究，好的是有我最爱的藕片。我尽量学别人的样，不敢显露出馋饿的不礼貌样子，以免被人笑话。可是对面桌上的李仁辉总冲我坏笑。事后，仁辉碰上我竟然取笑我说：“人家没请你，你怎么就去吃饭了？没羞”。我反问：“不是你告诉我夏家要大请客，让咱们俩家各去一个人吗？”“我要是骗你呢”那你是不是骗我呢？他不言语了，我听了此话真是挺傻眼的，可我已经去过了，还受到了礼遇，。到底李仁辉那句话是真，哪能句话是假，搞不清了。就当它是个迹吧。看来我是在上李仁辉的当中，得了夏家的好。
五0年初春，全国大都解放，天下太平，局势安稳。父亲来京了，要接我们回太原去。临走前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李家仁宽、仁辉，夏家老八、老九都不知道如何表达惜别的心情了。那时的孩子们没什么玩具，他们把珍藏的，平时粒粒计较输赢的许多漂亮、崭新的弹球不论是玻璃花的，还是陶瓷彩的，全都倾囊相赠，作为告别礼物，统统送给了我姐弟俩。一时我俩好像富有极了，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弹球摆满了一炕，简直多的无处可放。妈妈找出来个小布袋子，全都装进去，才算安顿好了它们。晚上夏家九少爷又特地跑来我家一趟，代他妙英表姐送来一小捆铅笔。说他表姐平时太忙，没顾上早点拿过来，甚为抱歉。妈妈让他代为致谢。母亲最重要的是与李太太告别，感谢她近两年来的关照，感谢她的恩德，并说好回去后就写信来。这样五0年的三月中旬，我们全家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太原，我们自己的家园。
四、尾声
十年后考入美术院校的我，终于有机会二次来京，故地重游。住到了宝禅寺李大妈家中。一来是到新落成的中国美术馆参观美展；二来是去当年住过的童年乐园般的宅院看看。但当我兴致勃勃地来到扁担厂一看，真是出乎意料的大失所望。遗憾的是扁担厂小街，我们住过的宅院往西一段，依然如故，毫无变化。而乙字一号与东边连在一起的三座大宅院全都荡然无存，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溜灰墙，内有长方形的灰色楼房。大门口还有岗哨，说明了我以前曾在此居住过，把门的军人也只允许我站在门外向里观望一番，又能怎样呢？真是望楼兴叹。问知此处已是空军军区大院，当年去扔过蛇、去观看过马戏表演的“大土堆”也变成空军训练场地。回到吕大妈家说起，她也不知何时何故，只知宅院早就不在了。她告诉我：“夏家二少爷每日上下班都要从西单大街走过，你可以在巷口瞅料、瞅料，要能等上，可以和他聊聊，你们老邻居家的事。还说到夏家一个小点儿的少爷与她儿子吕强，抗美援朝时期曾一起在朝鲜当过志愿军，少爷是认识你和你弟弟的。根据年龄大小，我推断应该是八少爷，这就是最后的音讯了。那几天我依吕大妈嘱咐，确实在宝禅寺口于早、午、晚上下班时间等待与留意过二少爷两天。只是无缘再见，但也许是岁月已使人相见不相识了。随后我就离京返并了。难怪当年我们全家返回太原安顿下来后，母亲曾如约给李太太写信两次，却总也没有回音，母亲甚为奇怪。看来他们当时已面临搬迁，变更了地点啊。
一个宽敞、静谧、美丽壮观的宅院，就这样从地面上消失了。真是令人惋惜、心痛。房东家、友邻们，我童年的伙伴们，都到哪去了？
那两年的童年生活，已如梦境般无处追寻，只存在我姐弟俩心中记忆的深处。我虽已老弱，还是要把它们写下来。谨以此文表达对先辈周北峰姨夫的缅怀与纪念（周北峰先生（1903——1989）乃当年国共和谈代表，是和平解放北京的功臣。解放后调往内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付主席等职务。）感谢他应母亲之托，历时数月代为寻访，选择了一个佛教氛围浓厚的宅院，使我们全家得享安宁、友善。同时也表达我对当年房东夏家与友邻李家及那多个院落组成的宅院深深的眷恋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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