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因《城记》而为人所熟悉，《城记》也让王军的生活更加忙碌，《采访本上的城市》或许是一个阶段总结，总结这段时间的忙碌成果，或许是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他将思考的内容奉上。喜欢《城记》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将“采访本”抱回家，看着一个用笔守护这座城的人的思想。

Because　of　,　readers　are　now　more　familiar　with　Wang　Jun.　The　book　has　made　Wang　Jun　a　lot　busier　than　before.　　is　perhaps　a　conclusion　to　a　period,　to　summarize　my　achievements　during　that　period,　or　just　change　to　another　angle　to　think　about　it.　Here　are　his　thoughts.　Someone　who　loves　　might　not　be　able　to　wait　to　take　the　book　home,　in　order　to　find　out　what　is　on　his　mind,　as　someone　who　guards　the　city　with　his　pen.

■对话

竞报：为什么您特别关注北京城的变迁呢？

王军：我是在1991年大学毕业时参加工作的，这十多年的时间恰恰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就到新华社来写北京的建筑，我住的那个胡同，我住的那个房子，居然是把荣禄的花园给拆掉后，盖了这么一个住宅楼。我突然就发现我脚下这块大地和我从小受的那种教育，教科书里写的那些故事发生了联系。

竞报：您为何先后花了10年时间研究北京？

王军：对于我个人能力来说，我这个时间是没法压缩的，因为我觉得我要走进去，我要有思考，我还要和现实来碰撞。

竞报：这10年来，恰好是北京变化最大的10年，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王军：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有一句话，他说这些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力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我们这一代托管人要尽职，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

竞报：与《城记》相比，您的新著《采访本上的城市》风格有所不同。

王军：它既不像报告文学，又不像学术著作。不像报告文学，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注脚；不像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故事。我对朋友说，如果非要归类，那《城记》就算是一部长篇报道吧，如套用西方的说法，那就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

竞报：《采访本上的城市》是《城记》的一种延续吗？

王军：《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城记》出版之后，我有两大心愿，一是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二是从财产权与公共政策演变的角度，来探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危房问题：为什么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它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是人类城市史上罕见的现象，很值得研究。

竞报：您如何理解大面积危房的出现？

王军：1950年的时候，北京的危房只有5％，到了1990年的时候变成了50％。所以我经常拿这个数据来问那些区政府的，认为一定要把这些房子拆掉的那些干部。我就问他们，请问哪个皇帝抓过危改工程，哪个皇帝抓过？

竞报：为什么？

王军：说到底，就是以前它的这个住宅的产权是清楚的，它在市场是流通的，流水不腐嘛，后来不断地、不断地充公，有很多大量的合法的私房经历了运动，产权也被搞得不清楚了，名义上是别人的，实际上使用的不是别人等等，就搞得没有人能够来修缮它，没有人愿意来爱护它。

竞报：您的著作《城记》中，记录了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曾经的规划，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王军：梁思成逝世前在病榻上讲的那句话：“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今天的现实无一不被梁思成言中，虽然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竞报：您的新书的名字叫《采访本上的城市》，您希望通过这个题目表达什么？

王军：我手捧采访本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我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取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这本书使压在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它只想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城市？取这样的书名，只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本是神圣的，我要给自己打打气。 竞报记者陈辉

■BLOG

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

When　the　footpath,　which　is　in　front　of　my　gate,　was　removed,　there　was　only　a　little　space　with　which　to　walk;　when　my　favourite　little　store　was　re-moved,　I　have　to　drive　my　car　to　get　lost　in　a　shopping　mal;　when　I　discover　that　I　am　loosing　nature　by　walking　in　the　city,　I　am　doubtful　of　the　city’s　layout　which　has　been　pursued　for　a　longtime.　

2001年9月，《城记》初稿封笔之后，我在新华社报了一个调研选题：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查。那时，北京刚刚申办成功奥运会，2800亿元资金就要投放下去，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即将开始。我担心，如果这一切仍然发生在既有的城市结构之中，恐怕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已给北京的申办工作制造了不少麻烦。过去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一直寄望于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比如，架桥修路、尾气达标，但效果不佳。如果城市结构不善，这些所谓“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增加问题——北京大概是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了，可立交桥却是越修越堵。

书写《城记》使我对以上问题感触颇深。《城记》通过对北京城市规划历史的回顾，提出一个疑问：对于像北京这样一个大型城市，在老城上面建新城，以“单中心+环线”的格局向外扩张，能否取得最优的发展？

国外城市发展的经验和北京自身的经验已经明示，这样的发展势必导致中心地区的高度紧张，并加剧城郊之间的交通拥堵。

所以，《城记》一搁笔，我就想调研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我的想法得到了编辑部的支持，2002年3月终于完成一组报告，建议调整城市总体规划，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这组调研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争论。

我很高兴地看到，争论结束之后，北京市启动了总体规划修编，方向正是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平衡发展城市。

2003年10月《城记》在三联书店出版，它跟上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的步伐，与城市的进步合拍，确实是生逢其时。但我心里还压着一块石头。

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想把胡同拆掉，举出的理由只有一个：房子危了。可这一拆，又拆出一堆事。找我诉苦的居民真是不少，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我们的拆迁政策、住宅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区里的干部跟我座谈，我问他们买了房没有？说是买了。我接着问，我们都成私房主了，如果我们的家被人“规划”了，连声招呼都不打，这合适吗？
还有，四合院为什么变成危房了？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在和平建设时期，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房屋衰败？它的细胞核——财产权历经了怎样的变迁？

我遗憾地看到，对如此重要的问题，却少有人关心。在不少规划师的眼里，城市如同荒地，他们的笔画到哪里，推土机就推到哪里。今天中国城镇住宅的私有率已超过80%——这大概是世界最高的了——再继续这样的规划，总有一天，规划师就会“规划”到自己头上。我在南方一个城市采访时得知，一位刚刚卸任的规划局长，她的家就要被“规划”了。

难道我们的规划师糊涂了吗？这些年，我接触的规划师很多，他们都怀着建设美好城市的愿望。然而，他们被无情地卷入了城市的游戏规则之中。这个规则，跟宏观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法制环境等等，发生着深刻的联系。

我又遗憾地看到，很少有人把土地、税收、金融、法制等问题，作为一个规划问题来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

当我家门口的人行道被拆掉，那里只允许我摆下一只脚；当我喜爱的小卖铺被拆掉，那里变成了小区的围墙；当我失去了逛街的乐趣，不得不开着车迷失在shopping　mal里；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对我们所奉行的规划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于是，我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使压在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它只想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城市？取这样的书名，只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本是神圣的，我要给自己打打气。2008年6月13日王军/文

■书摘

大马路之痒

"How　to　bulit　a　road　within　a　city?"

“怎么能在城市里面修公路呢？”

仅用了数月时间，南北纵穿北京前门大栅栏保护区的煤市街扩建工程已将周围拆得犬牙交错，黄汇以失落的口气说：“我们做的那个方案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审批啊？”

这位北京金田建筑设计公司的总建筑师，在前门地区屡败屡战。北临天安门广场的前门商业区，东为鲜鱼口，西为大栅栏，均是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汇集大量商业老字号、古戏楼、会馆、四合院民居。2005年，这里各拆出两条25米宽的大道南北纵穿，鲜鱼口的叫前门东街，大栅栏的叫煤市街。

这之前，黄汇参加了鲜鱼口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提出将前门东街建成地面地下双层道路的设想，将道路宽度缩窄至18米，过境交通从地下穿行。“这样做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但因为少拆房，又减少了拆迁投入。”黄汇说，“更重要的是，道路变窄了，车辆分流了，大家就逛得起来了，这才会有商业呀！另外，地面地下道路宽度加起来是36米，交通流量还增大了。”

她的努力未获成功，原定的道路宽度如同一条高压线横在那里不能改变。就在这个时候，隔街相望的大栅栏工程的建设单位找到了她。“他们对我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我就把前门东街的模式搬到了煤市街来，做了一个方案，正等着政府审批。可就在这个时候，路已经拆起来了。这是上级部门决定的。”黄汇说。

拆这两条路是为分流机动车，把前门大街变成步行街。而在早些时候，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提出，应该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保护大栅栏，避免大规模的道路拓宽和新路建设，“中国和国际的经验表明，虽然道路对经济发展和人口移动是重要的，但为了计划中的交通需求去修越来越多的道路，只会引发更多的交通事故和更大的拥堵。北京的二环路和三环路就是活生生的例证。”“道路宽了，人气就散了。”说这话时，黄汇打开了图纸，指着前门商业区南侧的广安大街，“这条大街宽70米，东西横贯北京南城，结果，过去的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区都衰落了。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车呼啸而过，谁逛啊！”

她去了一趟菜市口百货商店，原来人头攒动的场面消失了。“好几个售货员围着我一人，问我买什么？我特别难过，故意多买了几样东西，想给他们一些宽慰。”

磁器口西南侧的大都市街门庭冷落，黄汇被请去参加论证，看怎样搞活。“前面是这么宽的马路，商业怎么活得了？”黄汇颇有些无奈，“广安大街简直就是一条公路，怎么能在城市里面修公路呢？”

北京是个大郊区

“北京是个大郊区。”“建筑罗马奖”获得者葛满囤教授作出这样的评价。

在美国新奥尔良土伦大学设计中心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说：“我访问过北京，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大家都在追求道路的宽度，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从北京城市路网巨大的尺度来看，也是一种郊区模式，这失去了城市的感觉。”

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

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跑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1999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的一条道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文称：“北京，一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小型运输机械常常不得不与体型庞大的运输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抢道，要么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要么陷入到永远无法摆脱的交通阻塞之中。”

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当时，国家计委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而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表示：“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

十年纵横间看这座城

在责编张志军看来，王军的《采访本上的城市》与五年前出版的《城记》是密不可分的，“《采访本上的城市》基本上属于一种中间状态，如果把《城记》看作是有时间轴的话，这本书就是把这个时间轴延长了，纵轴就是近几年整个北京城与其他城市的变化，以及对人的生活产生的变化和影响。”与纵轴相对的自然就是横轴，张志军表示在这个方面《采访本上的城市》与《城记》存在一定的区别，“前一本书主要是在城市规划、考古以及民间城市文化的保护者之间对整个北京城变迁进行的事实性的描述，作者隐藏在文字后面的，而《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则是带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观察。”张志军说最初本想把此书就定为《城记2》，“但是想突出王军作为记者，对一件事跟踪了十年，从中得到的观察感受，也想在横向的每一个城市的造成运动中消失掉的东西都有一个共鸣，所以改名突出‘采访本上的’城市。”

梁思成曾经在对北京的城市规则中提到，如果一个城市不将其设计成多中心，而是只有一个中心的话，必然会导致很多问题，张志军说《采访本上的城市》正是延续了梁思成这样的观点，“即当时梁思成所预言的所有的困境现在都存在，像同心圆这样发展的城市规划，势必会导致中心地区的高度紧张，日常交通由于全部向中心驶去而堵塞，建议是不是需要改变城市的整体规划，采用分中心的形式。”

近几年来，很多人都已经对多中心的观点有了一个共识，在已经开始进行这样改造的情况下，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张志军说王军在这里打下了一个伏笔，即《采访本上的城市》起到了王军所想表达的对城市规划中的观点承上启下的作用，他说：“看看之后如何把城市跟土地、金融、法制都联系起来，比如说北京在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当中，财产权究竟在城市危房的衰败上有怎么样的作用，把这些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划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下一本书中会有所解答。”张志军透露，王军的下一本书暂定为《胡同之死》，将进一步阐述城市问题。

竞报记者王宇南竞报记者张硕/翻译

“《采访本上的城市》是我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近十年来我对城市现象的反思。” 王军说。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能够轻易地把城市推倒重建，城市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类似“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各种真实戏剧。持续释放的巨大机遇会使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城市与建筑作品的诞生地吗？在这个世纪里，城市面对生命，是俯视还是仰视？以人为本，抑或城市本位？为给上述问题找出充分的答案，
我们抱着“采访本”去踏访这座城市，见证它的变迁。

"I　utilized　my　feet　to　write　down　　I　wrote　it　wherever　I　traveled,　so　it　in-cludes　my　thoughts　on　the　city　experience."Wang　Jun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