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联军医院 今日普仁精神

  时至今日，仍有人来到崇文门外大街打听北京第四医院在哪？当抬眼看到普仁医院几个大字时，很多人感到迷惑，第四医院搬家了？还是被收购了？其实都不是，2000年，第四医院改回了以前的名字——普仁医院。笔者在普仁医院工作多年，对这所医院很有感情，对她的百年历史也有些许了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妇产科医师为孕妇做剖腹产手术。

殷宗琦给患者诊病。

张艺谋曾与笔者（左）聊起张伟平。



　　普仁医院庚子楼全貌。

  “普仁”曾是八国联军医院

  普仁医院占地面积近一万七千多平方米。是一座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医院，曾经位于医院中心的“庚子楼”，是医院著名的早期建筑。上世纪的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正处在没落的清朝统治之下。外国列强的入侵使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奋勇抵抗，血雨腥风一时笼罩着中国大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00年八国联军在崇文门外的珠营胡同成立了为联军士兵和家属治病的军医院。1901年，军医院转由隶属于英国基督教会分支——圣公会主办，并正式命名为普仁医院。普仁医院初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给在京的英国侨民诊治疗病，那时的中国百姓是根本不可能进入这所医院诊医治病的。

  1931年，英国驻华大使馆从香港汇丰银行取出庚子赔款中的十万元，在当时的北平崇文门外购买空地二十余亩，筹建普仁医院新址。

  1933年，英国大使馆在普仁医院新址建成一座二层的中式门诊楼房，因楼房的建筑费用是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造，故而楼房被称为“庚子楼”。庚子楼平面呈丁字形布局，楼顶在相交部位的地方衔接自然，坡度和谐舒缓。楼顶硬山大脊下面是排列疏密一致的灰筒瓦，楼檐的滴水瓦片片相携并联，上面的朵朵莲花图案彰显清新秀雅之态。南、北、西三侧山墙顶部的铃铛排山，疏密相合，错落有致，呈现出人造之美。

  整座庚子楼立面是上下二层硬脊歇山顶式砖木结构的建筑。楼的上下两层周围皆是通体的大窗，楼的外墙用青砖砌成，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庚子楼在一片低矮灰色平房群的衬托下，显得高大、抢眼，如同鹤立鸡群。

  1933年，庚子楼投入使用，英国大使馆任命华人白子明为院长，主持管理医院的一切事宜。当时医院有病床50张，医务人员30余人，门诊分为男性门诊和女性门诊，设药房、化验室和手术室，日门诊量一百余人次。尽管当时医疗设备简陋，医务人员稀少，但在崇文门外地区仍属一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普仁医院由日本人接收，改办为卫生试验所。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改办的卫生试验所由国民党北平卫生局接管，改办成检验食品的卫生试验所。1947年，国民党北平卫生局将卫生试验所附设成为北平医院的分诊所。1948年初，北平医院在此址借房十余间建成病房，设病床6张，增加医务人员十余人，将分诊所改为北平医院分院，陈海辰出任院长。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医院分院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同年7月，北平医院分院改名为隶属于北平公共卫生局的北平市立第四医院，陈海辰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院长，时有职工四十余人，病床十六张，日门诊量一百多人次。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立第四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医院。百年轮回，到了2000年普仁医院百年华诞之际，北京市第四医院又恢复了一百年前普仁医院的老名称，它标志着医院将秉承“老普仁”的龙马精神，成为再创辉煌的开始。

  林巧稚“成就”产妇名医

  1969年2月27日，随着一阵阵、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一位名叫乔廷敏的28岁针织女工，在普仁医院被确诊为四胞胎。殷宗琦大夫以精湛的医术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带领妇产科同仁精心工作，终于使三卵四胎的三男一女安全顺利降临到人间。

  医院特为四个小生命成立了专门的医护小组，对四个婴儿开始了精心的护理。四胎妊娠全部成活，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同时也标志着我院的医疗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胞胎出生的消息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各大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四胞胎降生的消息也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亲自打电话询问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对产妇和四胞胎表示亲切的慰问，对参加新生儿接生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指示医院一定要护理好四个婴儿，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周恩来总理亲切的话语，使医护人员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殷宗琦，男，出生于1922年，1947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殷宗琦早年师从日本医学博士麻生敏男，并在沈阳医学院田少宾教授麾下学习，掌握了大量的妇产学理论和实际的操作能力，为他以后走上妇产学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刚刚跨出校门不久的殷宗琦就任北平第三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大夫，在此期间，殷宗琦如鱼得水，深入研究妇产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1950年底，殷宗琦从市立第三医院调任普仁医院工作。踏实工作、虚心好学的殷宗琦抓住每周二到协和医院跟随林巧稚老师学习，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细心观察林巧稚老师手术的过程，精心掌握其中的技术要领，不明白立即求教。从林巧稚老师严谨的工作态度中，殷宗琦获益匪浅。在和林巧稚老师每次查房过程中，殷宗琦深刻感受到了林巧稚老师一切为病人着想的伟大人格魅力，林老师慰问病人的轻轻话语，深深感染着殷宗琦的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产妇生产后胎盘不剥离，产后大出血，情况危急。殷宗琦前去抢救，因失血过多，产妇危险，与产妇同是B型血的殷宗琦毫不犹豫地将自己250ml血输给产妇，使危急情况得到缓解。后在医院为产妇做了子宫切除术，成功地抢救了产妇的生命。此事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有相关的报道。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普仁医院开展巡回医疗，殷宗琦任手术队队长。在此期间，殷宗琦成功地为61岁的大兴县农妇石文惠切除重达52斤的特大罕见卵巢黏液囊肿，使身患此症多年的老人脱离了病痛折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叫任爱莲的产妇在生产两天后，突然休克，家属万分焦急。经过诊断检查，产妇患的是“羊水栓塞”引起的“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个病抢救成功率低。面对此情，殷宗琦和陶卫大夫亲自制定抢救方案，率领医务人员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使产妇转危为安，脱离危险。家属感动异常，亲自投书《北京日报》表扬以殷宗琦为首的医务人员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

  殷宗琦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患者中口碑极佳，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药剂师为张艺谋“卖萝卜”

  如今活跃在电影领域里、与著名导演张艺谋合作十余载，成功推出了《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的著名电影投资人张伟平，常常使人们把聚焦的目光从张艺谋身上转移到这个常有惊人之语的幕后太极推手身上，他用自己人生历练成的非凡超脱的能力，创造了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的一个个神话，成为中国电影领域里杰出的制片人。他与张艺谋的“黄金搭档”，营造了一个电影人的光荣与梦想，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张伟平，祖籍山东，出生于军人家庭。他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自己曾经从事的领域里专心致志地工作，锲而不舍，永不言败。19岁时他进入第四医院，学习了四年药剂专业，成为一名药剂师。四年药剂专业的学习，使他对医药行业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他从中药临床到西药临床，凡是跟药材有关的事，他全都做过。那段工作经历的积淀和生活历练的积累，成为他后来进入电影界并取得成功的动力。

  笔者在张艺谋来院就诊时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和张艺谋谈起张伟平时，张艺谋评价极高，始终赞不绝口。张艺谋对张伟平有句名言式的评价：“我是种萝卜的，他是卖萝卜的。”为了把张艺谋的“萝卜”卖出大价钱，张伟平显示出超凡的想像力和富于冒险精神的决断力，把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推向亚洲、推向世界，使张艺谋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使中国电影走向辉煌成为现实。

  张伟平说：“电影是国家的文化名片，其他的艺术形式无法代替，我只要做一天就要做得最好、做到极致，要求完美是我和张艺谋共同一致的选择。”

  建国后至今，普仁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医疗条件和设备不断改善和扩充，各项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医院有了长足的发展。普仁医院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霜雨雪，哺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享有较高声誉的专家。

  夜幕掩映，繁星点点，在灯下翻看着这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引发了我无穷无尽的思考。她像一颗颗五光十色、多彩耀眼的明珠，贯穿起来就是一条“普仁精神”的珠链，凝练而厚重，深邃而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