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即是与正面相对的；“串”即串演、扮演。“反串”是戏曲中的一个固定名词，即扮演与演员所属行当的表演特点距离较远的戏曲人物，这个人物当属其他行当，即称之为“反串”。如《英杰烈》中的陈秀英为躲避恶势力的迫害，改扮成男装，即称之为反串小生或武生。
说起“反串”一词，牵扯到戏曲行当中的“应工”和“本工”以及“两门抱”的问题。
戏曲表演有严格的行当之分。生、旦、净、丑各行当都含有一批戏曲人物表演上的特色。某一出戏的剧中人应由哪个行当的演员扮演，这都是某剧种形成之时所沿袭下来的规章，也是不容串行的死定规。一般说来，扮演本人所属行当的人物，称作为“本工”。如扮演《文昭关》的伍子胥，是老生行演员的本工。扮演《长坂坡》中的赵云，那是长靠武生行演员的本工。扮演《三娘教子》的王春娥，是青衣行演员的本工。扮演《二进宫》的徐延昭，是净行铜锤花脸的本工。扮演《群英会》中的周瑜是小生行本工。扮蒋干则是丑行的本工。而不属本工范围，但由于传统形成的“兼演”，就叫“应工”。如《空城计》中的献图人，即旗牌，本是底包零碎来的活儿，可也属老旦行应工。诸葛亮身边的两个童儿，也是底包零碎活，可也属于旦行应工。这个老规矩当初定的有道理。《空城计》这出戏里没有旦行，有意识地安排了献图人和童儿由旦行上场，届时照样开戏份，而沿袭至今。还有一部分剧目，也有类似情形。如《打龙袍》中的陈琳，由老生、老旦或丑行应工。《八大锤》的陆文龙，由武小生、武生、武旦三个行当应工，这叫“三门抱”。其中武旦应工陆文龙是由清同治年间，山西梆子演员侯俊山（艺名十三旦，是因为他十三岁就红了，故名）晋京带来了一批花旦戏和武旦戏，有一出《八大锤》，他扮演陆文龙，创造了不少双枪、武打的套路。还有一出《小放牛》也是侯俊山晋京带来的剧目，沿袭至今。科班里学武旦的，八年里学完武旦应学的戏，要学一出武小生的戏《八大锤》。因此说陆文龙是由三个行当的演员饰演，形成传统。当年张君秋的京剧三团，老生陈少霖和武旦冀韵兰、中国戏校实验团老生李鸣岩和武旦许湘生，都曾正式公演过《八大锤》，这种“三门抱”的剧目在京剧中不多见。“两门抱”的比较常见。《清风亭》之贺氏，由老旦、丑行“两门抱”，《四进士》中的万氏有俊扮、丑扮之分。俊扮即旦行应工，丑扮即丑行应工，也是“两门抱”。
从上面所说本工、应工、两门抱的京剧传统行当来看，“反串”一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反串”是京剧戏曲行当的调换，与演员本身性别毫无关系。但对“反串”一词的解释，近年来媒体报导屡屡有误。不少年轻的撰稿人认为凡是男扮女或女扮男，则谓之“反串”。于是就出现了京剧史上从未听说过的什么“男旦、女老生、女花脸”之类的怪名词。这反映了撰稿人的想当然、自以为是的不实态度，其后果必然误导一部分读者。
在京剧行当中，只有剧中人物所属行当如生、旦、净、丑的区别，这根本涉及不到演员的性别，不管演员是男是女，一律以行当而论。况且“男旦”一词本身就根本不符合汉语规则，到底是“男”还是“旦”？这就是把汉语词汇搞得不伦不类，况且京剧自形成之日起，根本没有这个词儿。
以京剧的“四大名旦”来说，这四位都是男性，过去并没有一个人将“四大名旦”写成“四大男旦”。当初的孟小冬、杨菊芬、何玉蓉、徐东明、解宗葵、王则昭、张少楼、蒋慕萍、李鸣岩、孟俊臣、姜蕴卿等，都是老生行本工，而又都是女性，从不曾标以“女老生”的头衔，难道只有当今的某些人才发现这一“奇迹”不成？还有甚者，有人作主持，对凡是唱旦角的演员、票友，只要是男性，报节目时都妄加“反串”二字，使懂行的人啼笑皆非，这者是新时期戏曲中的奇迹呢！地方的电视台播放梅葆玖、宋长荣、王佩瑜的演唱，也都冠之以“反串”二字，岂不成了笑谈。
说来也怪也不怪，当今搞文编的人，一律都是大学本科或研究生之类的底子，在戏曲的报道中屡屡出错，行当、性别不分；说明与照片不符、要么剧目与剧中人颠倒，更有甚者，将已故的京剧演员的名字安在活人头上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说，谁也不是万能的，但起码的条件必须对你所从事的行业，应具备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敬业精神，如今差得也不多，就那一点“求知”欲。过去批评某些人对工作不认真敷衍了事，称之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有人说：“那和尚还撞钟呢！可现在有的人干什么不说他业内的话，还不如那撞钟的和尚呢！”这倒不失为一个新鲜的观点。
京剧界过去的名角，几乎都参加过特殊活动的反串演出，而且是大反串，也就是说，全出戏的角色都不是本行应工。梅兰芳晚年对于刀马旦的戏已不演了，可是他的武功底子在早年反串戏中，是很出色的。早年在他自己家里演过一场极其精彩的反串戏，剧目为《拿高登》，总提调是王瑶卿。余叔岩演高登，王凤卿演花逢春，王蕙芳演秦仁，程继先演青面虎，贯大元演贾斯文，梅兰芳演呼延豹，这就是老生反串花脸、武生、丑、旦角串武生、二花脸，小生串武花脸。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每年春节前的封箱戏或大义务戏中，总有一出反串戏。《八蜡庙》拴的角色很多，其中黄天霸一角，只要梅兰芳在北京，准是由他反串，尚小云、程砚秋也都反串过黄天霸。唱旦角反串小生，用嗓几乎一样，要是反串花脸，可不是随便开玩笑哄秧子，个个都按行当要求规范演出，过去戏班有句谚语：“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有一年农历七月初七，唱应节戏，《天河配》是大轴，梅兰芳在前边加一出反串戏《清风寨》，梅兰芳反串李逵，这个行当的反差太大了，但仍是照架子花的路子唱，那李逵打“哇呀呀”也是纯花脸味的。老一辈艺人演反串戏一丝不苟，他们都能从反串戏中的其他行当表演，吸取与自己表演有关的营养，不断丰富自己。梅兰芳晚年演改编的《穆桂英挂帅》中“捧印”一场，借鉴了《铁笼山》姜维“观星”的某些动作，化为穆桂英挂帅前后矛盾心理活动的表演，恰如其份非常合理，取得了突破性的艺术效果。
旦行表演借鉴武生、花脸的表演，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取其功、变其形、融会贯通，不露痕迹而又有所本。当初听一位老先生说，一位架子花脸教徒弟，开始没有教净行的戏，先叫他学了一出《贵妃醉酒》，不谙内情者称之为胡闹乱来，徒弟也是捏着鼻子学了杨贵妃的唱和身上。经过一段时间师傅给徒弟说《芦花荡》，按昆曲《芦花》那样教，教到张飞两手食拇中指“撕扎”（即髯口）扎中间悬着吊两绺胡子，演员从吊髯两边，各捋出一小绺，三指捏髯尖，叫“撕扎”向前行走，还须左右手倒换着晃摆，步下也是比较碎的步子。徒弟走了几遍，总是在师傅“再来”声中一遍遍地反复。师傅急了，说：“那出‘醉酒'我白教你啦！”徒弟一听，如晴天霹雷般的大吃一惊。明白了，这个“撕扎”的步法和杨贵妃上场“抖袖”、两手换扇子的动作，联系在一起，这可是真神啦！徒弟明白过来后，变化旦角的表演、“走边”来张飞。师傅笑了。
梅兰芳先生的“挂帅”捧印的表演借鉴姜维“观星”的某些动作。而姜维在《铁笼山》中的表演即有武生的东西，又有武生脸的身上，这是从早期京剧武旦演员俞菊笙所创的勾脸武生戏化过来的（俞菊笙生平艺术特色，见本书“京剧·电影·京剧”）。
爱好京剧的人都知道武生行中的细目可分为长靠、短打两类，“长靠”即马上武装，身披象征甲胄的戏衣，名为“靠”，而得名；“短打”即步下的英雄侠义之士。但“长靠”武生戏中，除净脸的戏，如赵云、陆文龙、孟海公（《雁荡山》）外，还有勾脸武生，如姜维、高登、豹子精、常遇春等皆是。这当中包括更细致的分别，名为“箭衣武生”，如卢俊义、常遇春、高登皆是，至于高宠，原也是武生花脸应工。揉灰脸扎蓝靠，由俞菊笙改为净脸俊扮，扎绿靠。
金钱豹和猴戏，也是近百年来由武生应工了。原《红梅山》（即《金钱豹》）的主角是孙悟空，而俞菊笙身高体阔，即扮豹子，在武打耍叉、耍牙等方面丰富了豹子的表演，这出戏改成豹子是主角了。尤其值得一说的，即金钱豹上场有“耍牙”的特技。
“耍牙”系京剧表演特技。剧中的妖魔鬼怪都为狰狞凶恶的面孔，为了表现这一面孔，演员表演时，嘴角两旁各衔一枚獠牙。牙系取自公野猪的外獠牙，牙根处用纱布缠紧，用嘴及两腮的口劲喷出嘴角，为八字形。早期的武花演员钱金福耍牙堪称一绝。两只牙可同时往内、外转，还可以一内一外转，并配合锣鼓点，然后收回摘下。这种绝技传到杨小楼身上，又传给弟子孙毓堃，近六七十年来只有孙毓堃演此特技。据说孙毓堃的手把弟子沈宝祯（北京市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工武生）尚知其诀窍，但能否在舞台表演，则不得而知，沈已过花甲，身体状况不佳。
“耍牙”特技若不及时抢救，濒临失传。唱《金钱豹》的演员不会耍牙，是一大缺憾。戏班里对武生行的称呼分为大武生、二武生、摔打武生、撇子武生等。而一般则仅有长靠、短打之分。作为大武生一行，应会长靠戏、勾脸戏、猴戏、短打戏，缺一不可成为“大武生”，目前全材大武生尚未发现。如果仅会一出《挑滑车》、《长坂坡》和《探庄》、《三岔口》，那是远远不够的。造成这种缺欠，是戏曲教育制度的大失策。为什么这么说哪？这里有一笔细账，一算就明白了。现在的中国戏曲学院与过去的科班都是八年制，学院的八年是大大的虚数，名曰“八年”，实际仅四年多一点。这笔账要这样算：
学院每年寒暑假、双休日、国家规定的假日加在一起，165天，乘以8得1320天。8年共计2920天减1320天得1600天。而科班的8年为2920天，硬砍实凿。实际学院的学习日，相当于过去科班的一半儿多点。最为要命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正是出功的好季节，可学院却放假了。寒暑假过后，练功的武生行，等于从头来。有句谚语：“三天不练步法乱，十天不练台上现。”有人说，好学生寒暑假还坚持练功，这话使人相信。但在台上的武戏，就一个人唱的有几出啊？武戏占人多，攒在一起，有的人很熟练，可多数人放假歇了，开学回校可不就得从头来吗？
结论是武戏人材匮乏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有人说十年出不来一个好角儿。我说二十年出不来全材的大武生，这话一点也不假。单从时间上看就是这样。还有句谚语“功夫到了自然成”，可功夫没到，怎能成？说其他都是无稽之谈。现在的大专、研究生有资历的戏曲演员，一扫听一大堆，个个有文凭人人有证书，奖状有一沓，就都成了摆设。“台上见”成了一句空话。传统剧目掌握的不多，怎么改？怎么革？还是踏踏实实地把继承问题闹明白喽！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若是刚学上几出戏，唱了几年，就有了自己的特色了，那就挑头牌，拉出来，经济独立，成立自己的剧团，国家可派政工人员，不挣剧团的钱，结果会如何？无非两种可能。真的站住了，上座率平均在71%--80%。另一个可能就是只挣出方便面的钱，不信就试试。
当前有的剧目中关公上场，多是武生、老生串演，专门钻研红净戏的演员没了。尽管关公戏的剧目较少，但它是京剧中独特色的行当----红生。1950年以后，北京成立了中国京剧院，李洪春作为红生演员，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他早年以红生挂二牌，与其他名角合作，官称李洪爷。据说李少春问过洪爷一句话，“您会多少出戏呀？”您猜洪爷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只要是戴胡子的，你就问吧！”
李洪春（1898--1990）曾用名李春才，山东武定人。七岁入科班，先习武生，后改老生。十一岁拜刘春喜为师，后又从诸名家，习黄派武生和奎派老生以及武术。1918年拜王鸿寿为师。与周信芳、林树森系同门师兄弟。先后与杨小楼、高庆奎、王瑶卿、周信芳等名家合作，以演关公戏驰名。他戏路极宽，文武昆乱不档，故许多名家争相请其配戏。四大名旦、马连良、徐碧云、奚啸伯等均与其同台合作过，其中与马、程合作时间较长。1937年自己组班正春社，以演武戏为主，李盛斌、袁金凯、傅德威等均与李合作。入中国京剧院后，除演关公戏外，还与其他人配二路角，甚至三路角，都很出色。
李洪春热心戏曲教育事业，曾在北京国剧研究社、斌庆社、京春社、中国戏曲学校、西安正音国剧社、上海戏曲学校任教。1949年后曾任西北戏曲学校副校长、中国戏曲学校顾问。老生、武生、净、丑等行，能戏颇丰。尤其关公戏独树一帜，有“关剧宗师”之誉，与林树森有“南林北李”之称号。关公的四十余出戏均擅演。还擅演一些武生行的冷门戏。如《麒麟阁》、《绝燕岭》等。
当今应有目的地培养几位红净演员，将关公戏及时挖掘出来，恢复演出。否则，用不了几年，问谁会《千里走单骑》？没人言语，再问谁看过《过五关》、《走麦城》，答话的人也没几位了。名为“国粹”的京剧，总不能在这方面缺一块吧！再说关云长在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均被称为忠义千秋，舞台艺术形象的关公在华夏还是深入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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