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白头瓷

    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婚嫁流行用景德镇烧造的成双成对的瓷瓶、瓷罐、瓷盖碗等做嫁妆，此类瓷器为晚清瓷中的“大路瓷”，因所绘题材大多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其中典型的“牡丹与白头翁”象征富贵白头，这类的嫁妆瓷也常被称作“富贵白头瓷”。此类瓷器一般有将军罐、花觚、双耳瓶、粉庄等。此类瓷器又称为“嫁妆瓷”，既有青花，也有粉彩、五彩，图案画法如其他民窑瓷器作品一样，较潇洒、随意，风格多样，题材繁杂，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民间生活风俗和宗教信仰。

    由于“富贵白头瓷”名家手笔少，而且又是“民窑”烧制，所以一直不被专家和收藏者青睐，甚至连收货的小商贩都不屑一顾。实际上，富贵白头瓷虽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质量良莠不齐，但仍不乏精美传世作品。光绪年间，景德镇就有张子英、张少云、张子帅、陈光辉等多位制瓷高手，制作此类瓷器。其中，以浅绛彩大师张子英绘制的富贵白头瓷作品最为细腻传神，被视为上品。富贵白头瓷属民间流行器物，传世数量本应较多，但苦于上个世纪战乱频仍，瓷器本身又难以保存，后世再见的完整品，特别是精品，已经少之又少。

    笔者有位老友王希富先生，是国内古建界知名教授，为清代宫中御厨的后人，家中至今珍藏着几件“劫后余生”的富贵白头瓷，是大师张子英的作品。据他讲，这是当初外祖父在世之时，亲自为女儿置办的嫁妆。像不少藏家的藏品一样，老先生家传的富贵白头瓷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故事。

    据王希富先生讲，历史上，外祖父家中数代人都在宫中的御茶膳房当差，侍奉皇上。外祖父是家族中最后一位做御厨的，光绪年间服务于宫里。据说，过去逢年过节，皇上常要赏赐各种物品给下人，其中就有瓷器。外祖父在世时，家中曾有一对所得赏赐的盖碗，制作十分精细，是当时景德镇颇有名气的浅绛彩大师张子英的作品，盖碗的底款为“慎德堂制”。按规制，“慎德堂制”本是道光皇帝的御用款识，如此说来，这对盖碗似应为道光年间之物，但也有可能是光绪年间“仿前朝”或借用前朝款识之作。因为据史载，张子英确实曾经在景德镇御窑制瓷。

    王先生的外祖父十分喜爱这对盖碗，由此对张子英的作品情有独钟。“光绪二十六年左右，外祖父托陶瓷界的朋友找到张子英，请其制作一套与这对‘御制’盖碗风格品质相匹配的富贵白头瓷，一起送给女儿做嫁妆。”外祖父定制的这套粉彩瓷器大小共三十六件，包括胆瓶、帽筒、茶罐、糖缸、茶壶、茶钟、盖碗、粉庄、水盂、渣斗、花瓶、花觚、粥罐、西瓜罐、冬瓜罐、漱口盂、肥皂盒、笔筒、印泥盒、笔洗等。大师之手果然不同，整套瓷器胎质精细，底釉肥厚，色彩鲜艳，是工笔、粉彩与墨彩的完美结合。所绘牡丹花枝叶繁茂，白头鸟栩栩如生。

    王希富先生说，虽然民间流行的“富贵白头瓷”绝大多数属普通民窑作品，但张子英的“富贵白头”绝对达到了官窑水平，他师从王少维，擅长粉彩和浅绛彩，也曾师从倪田。在张子英的《大富贵亦寿考图》瓷板上写有“法倪高士笔”。倪高即为倪田。张子英的画确有倪派风格。民国时期的制瓷高手程金水就是张子英的弟子。

    事实上，那一时期中，景德镇确实出产了一批相当精细的“富贵白头”瓷器，堪与官窑媲美。王先生母亲的嫁妆瓷里有一对冬瓜罐，画面绘的是一对白头鸟，象征夫妻携手到白头；字面有张子英亲自题写的四句七言绝句手书：“独占春台第一筹，文章大块最风流。果能修得汾阳福，富贵绵绵到白头。” “汾阳福”原指唐代郭子仪被封汾阳王，后人将封侯比喻为“汾阳福”。

    富贵绵绵到白头，是外祖父对即将出嫁的女儿的真挚祝福，但人生偏偏难如人意，灾祸临头始料不及。就在置办这套嫁妆不久，王先生外祖父因“义和团”而受株连下狱，囚禁三个多月后被害。“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带着十几岁的母亲和尚年幼的舅舅度日，生活陡然变得艰难无比，全家处于绝望的境地，饱受丧父之痛的母亲何尝敢奢想富贵二字？”王先生说，虽然有外祖父置办的精美嫁妆陪伴，贤淑达理的母亲婚后并未“享福”，日日辛劳操持家务。王希富先生的父亲是当时京城著名的致美斋的名厨，抗战时期，饭庄倒闭，父亲急火攻心，不久便告别了人世，至此，母亲“富贵到白头”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了。

    幼年的王希富，常目睹母亲在家中无人时，将心爱的“富贵白头瓷”盖碗从柜里拿出，仔细抚摩端详，有时竟落下泪来，大概这“富贵白头”让她想起了自己慈祥的父亲，心酸的家事。说到母亲的嫁妆，王先生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放在桌上的胆瓶。“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幕：早起，母亲已经生完火做好饭，而我刚刚醒来还躺在炕上，抬头便见胆瓶上那鲜艳的牡丹花和白头鸟。那时，我总以为是两只喜鹊，就自言自语地说：‘大喜鹊又叫啦，有喜事啦，起床吧。’然后自己穿衣起床……”

    母亲的“富贵白头瓷”成了王希富先生幼年、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然岁月无情，“富贵白头瓷”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几经劫难。走过了抗日战争和“文革”动乱年代，母亲的“富贵白头瓷”中只有一只盖碗和几件零星立件幸存，其他都随岁月流散。 1975年，母亲因病过世。出于对母亲的怀念，王先生心发宏愿，寻遍各地，找回母亲失散的那套张子英的“富贵白头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便奔走全国。由于该套作品问世于上世纪初，历经百年沧桑，又因瓷器有成双成对的特点，必须左右成对收集，寻觅的难度相当大，但却是极有意思的经历。

    王先生回忆说，有一回在一个旧货市场，他从一位外地老人背着的破麻袋里翻出了一个灰头土脸的茶壶，壶身有牡丹和白头鸟的粉彩纹饰，虽然满是油垢，但仍能从笔法的勾勒看出是个上品。“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张子英的作品。当时很痛快地就以两百元人民币成交了。回家后小心翼翼清洗、擦拭。结果，一个非常完整漂亮的粉彩茶壶就出来了，果然是张子英的精品，而且完好无损。”此壶的落款为“壬寅年岁次子英于珠山”。“那是光绪二十八年，正是外祖父为母亲购买嫁妆的前三年。茶壶上所绘的白头鸟栩栩如生，牡丹花枝繁叶茂花艳蕾圆，与母亲当年的那只茶壶一模一样。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躺在床上，久望着那只茶壶，‘大喜鹊又叫啦’，儿时的那种快乐感觉仿佛又回来了……”

    据王先生讲，在母亲的嫁妆里有一对盖碗，是平日从不摆设的珍品。这对张子英的粉彩盖碗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之冬。据说当时外祖父和一位同姓朋友共定制了“一打”，十二只，每家六只，取“六六顺”的吉祥含义。但是运输途中，到处动乱，加之道路崎岖，瓷器多有损坏。货到京城时，十二只盖碗只剩下完整的六只，每家三只。有人认为不吉利，建议打碎一只，取其双数。结果外祖父没有打碎，留下一对，将另一只送了人。这两只盖碗入原来一批已经制好的嫁妆之内。那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慈禧逃往西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又“鸾驾”回京的第二年。盖碗刚从景德镇送到北京，交付外祖父手中，第二天外祖父就入狱了。

    王先生的母亲十分珍视的这对盖碗，在后来的岁月中也遗失了一只，另一只则由王希富先生珍藏着。也许是苍天受了感动，也许是母亲在天之灵相助，老先生偶然之中在皇城根一个旧货市场里邂逅了两只富贵白头盖碗，走近细看，盖碗完整簇新。简直不敢相信，和母亲留下来的那一只几乎一样！问店老板，说是刚从山西老家收上来的货，还特别强调说这两只盖碗是库货，没用过，并保证是张子英的原作，假一赔十。把两只盖碗“领”回家中后，王先生将其与母亲遗存的那只一起摆在桌子上，竟然难辨“新旧”。由于这两只盖碗同为张子英在癸卯之冬制造，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是当时一起制造的六只中的幸存者吗？“如果真如此，那么经历了八国联军劫难，清朝灭亡，民主与共和兴起，之后还有八年抗战，又从民国到共和国，更经过十年动乱，这两只劫后余生的盖碗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不能不令人感叹其在苦难中生存抗争的能力。它们如今又神奇地再现京城，与王希富先生相遇，与家藏的另一只相聚，不可说不是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