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贾家胡同

    在南城宣武区的东南部，有几条南北直通的长胡同——丞相胡同、米市胡同、潘家胡同、粉房琉璃街，还有贾家胡同。从1952年起，我家就住在贾家胡同了。

    贾家胡同北起果子巷，南至南横东街中段。据史料记载，从金代开始就叫此名了，明时也曾称“贾哥胡同”，清时“哥”谐音为“家”，即又改回贾家胡同，此后一直未改，沿用至今。

    贾家胡同历史悠久，会馆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河南会馆、开郑会馆、福建莆阳会馆等。这里曾住过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如林则徐住过福建莆阳会馆；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居住于此；清著名经济学家洪亮吉于乾隆四十六年移此居住，他的人口论比马尔萨斯还早；而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就诞生在此胡同。至于相声大师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假行家”中的人物，也居住在贾家胡同，则只是玩笑而已。

    我家最早住贾家胡同中间路东老门牌48号、新门牌42号院，也就是原河南会馆旧址。此大院共有三套院子，二十多间房屋。解放初住的大多是贫苦百姓，有铁路工人、小工厂的工人、售货员，卖鸡蛋的、卖菜的、炒花生炸蚕豆的等做小买卖的，修自行车的，还有理发的以及机关工作人员等，是个典型的大杂院。虽然住客五行八作，但邻里之间关系都很融洽，大家和睦共处，无论谁家有事街坊们都相互关照。

    河南会馆路西斜对门，是福建莆阳会馆，后者南临一小胡同——方盛园胡同。说方盛园胡同小，是因为胡同最窄处，只能容一人推自行车勉强通过。而方盛园胡同东口南把角儿，则是一个几进院子的大四合院，据说解放前是大陆银行行长家的房子，现在是陶然亭派出所的办公地。再往南老门牌26号、新门牌43号是水电部家属宿舍院，又是一个有几进院子的大四合院。

    贾家胡同南口路西有一个米黄色的大楼，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办公楼。建此楼时拆除了开郑会馆的大部分房屋，只留下一个大门洞和几间小房，即贾家胡同老门牌29号、新门牌47号。后大门洞改成了住房，靠北有两间门房14平米多。后我家搬进8.4平米一间，而另一间6平米的，由北京文史馆馆员李膺玺老人居住。

    和李膺玺老人为邻，虽然大约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可今天想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得我们两家之间仅有一个纸隔断，这屋说话那屋就听得很清。老人膝下无儿无女，加上小时得过腿病，行动不便，所以生活十分不便，我家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生火、

    接水、倒垃圾、买菜等等，只要老人有需要，我们就帮忙。直到老人最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时，我岳母、爱人和女儿们就轮流帮她倒屎倒尿。有时老人便在床上，我岳母就帮她拆洗，从无怨言。

    李膺玺老人脾气特好，从不生气，即使孩子不小心打碎了她的细瓷碗，她也不恼。有时我的孩子们到她屋去，她也帮着照顾。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老人很有学问，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女中，曾和邓颖超、许广平是同学，她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尽管年事已高，腿不灵便，但每天还在小炕桌上坚持写毛笔字，主要写甲骨文和钟鼎文。我的书法就是跟她学的，并从那时坚持至今没有间断过。

    我们全家帮助李膺玺老人的事，街道办事处都知道，还受到过当时的贾南居委会和办事处的表扬。特别是1981年7月，《北京晚报》的摄影记者司马小萌还专门采访了我家，同年8月1日《北京晚报》即登出了我家的事和照片。同年9月29日，新闻研究所的章明义也采访了我家，并将我们的事登在了《中国日报》海外版上。2008年2月26日，宣武区老干部局的编辑徐芳采访我时，看到了当时的报纸后，又在老干部刊物“晚霞”上作了介绍。

    自1969年我从部队离休后，全家老少三代6口人就住在一间仅有8.4平米的小屋里。因房子实在太小，多次找房管局，才调到贾家胡同54号一间12平米的南房里。1976年因地震，这间房子出现危险，房管局又把我家调到贾家胡同66号一间12平米的东房里，直到1987年我们搬出这条胡同。

    屈指算来，我家在贾家胡同住三十五年了，先后住过四个院。所以对此胡同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无论后来我搬过几次家，但记忆总萦绕在这条胡同里。最近贾家胡同已列入了拆迁地区，为了不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也为了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我经常故地重游，还拍了不少的照片。穿行在那熟悉的小街上，看到我家曾经住过的老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就是我早年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也不能预知几年之后这里将变成什么样子。

    南城是最具有老北京市井风貌、史迹文物遍布最多的地区。寻访老北京文化和历史痕迹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走访胡同。一座门楼、一段残垣，也许就是一段历史的写照。那些经历了尘沙磨砺的古屋、那些承担了百年风吹雨打的砖瓦以及那些积满尘埃的破窗，仿佛向人们述说着胡同的兴旺和衰败。不知摇曳的树枝是不是在告诉人们，这条胡同不日之后也许就会消失。那时任何想法和怀念都无法消除人们的失落。但愿在城市改造的同时，能少拆几条，多留一些这样的胡同。给那些老人们留下一些寄托，更给年青的一代留下宝贵的史料。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愿，也是更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们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