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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胡同32号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刘淑芳

    在西城区现在的金融街一带,原来有三个很长的胡同,由北向南分别是屯绢胡同、学院胡同、按院胡同,我家就曾经住在学院胡同32号。那是靠西口路南的一个四合院,大门是红色的,台阶上,大门两旁有两个石头门墩。我的六年小学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那是一个安静的院子,宽敞的大门道,小天井正面和两边都种着侧柏,四季常绿。天井左手是四合院,有一道四扇屏的小门,平时倒也不关。房东尹家据说是解放前河北三河县县长。女主人是一位稍胖很有风度的女人,不过她似乎不喜欢我们这些唧唧喳喳的小孩子,住了六年很少和我们说话。

    天井的右手也有四扇屏的小门,进去是一个两米宽长条形的跨院,一排三间西房就是我家租住的房子。四合院东边还有个很小的跨院,我们吃水用的压水机就在那里,挨着跨院的门很近。

    往东上台阶,北边有一间屋也住着人,再靠东墙是一个小门,那是全院的后门。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特喜欢玩压水机,力气不够,跳起来用身子往下压,一小桶水压满了,就两只手来回换着左右悠着往家拎,如果画一幅画,形象一定和《悲惨世界》里的珂赛特差不多,不同的是,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小姑娘。

    正院虽说是四合院,但不是那种特别规矩的几进院落,而且没有南房。北房宽大且高,廊子也很宽,和正房一样也是花砖铺地,下雨天如果在廊子上踢毽子绝对没问题。南边也有廊子,堆放着杂物;东边有个常年锁着的小屋,估计是储藏室;西边一个小屋是厕所,里面是一个用水冲的座便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就是最高级的了,不过我们不能用。我家的厕所在西跨院南头的一间小屋里,是淘粪工人隔一天来淘一次的“蹲坑”,我记得那是我们搬来后埋下去的一口小缸,因为我最小,腿也短,上厕所老是害怕掉进缸里。

    我管房东家住的院子叫“大院”,我家住的院子叫“小院”。大院的西屋住的是房东家的近亲,也姓尹,而且两家的孩子大排行,我只知道北屋有个上中学的男孩叫“老九”,西屋有个上中学的女孩“老十”。那时候,好学校都是男女分校,他俩好像一个在男八中,一个在师大女附中。他们也很少和我这样的“一年级的小豆包”说话。大院东屋也是租住户,姓徐,两口子都是和我妈妈在一个书店工作的同事,他们的小孩大的三岁,是个男孩,叫“小臭子”,小的叫“小香子”,是女孩,刚出生不久。

    大院里有两棵合欢树,一到夏天,满树长满了绿叶子,那些叶子不像我们玩“拔根”的杨树叶子那样又大又圆,而是一根主茎,两边都是碎的小叶片,显得纤细、柔嫩。天最热的时候,绒花开了,满树都是粉红色的花朵,好像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一样。我管这树叫绒花树,它太可爱了,粗粗的树干高出了房顶,怎么就能开出这么多、这么美、这么细小的花呢?像一个个小雨伞,又像一个个的小绒球。花儿长得似乎很娇气,其实挺结实,不是下雨前刮大风轻易不会掉下来。我不会爬树,想摘花就是拿不到,只有等花儿自然落下来,那就不是很新鲜了。偶尔捡到几朵新开的花,忙不迭地跑去拿给小伙伴看:“瞧,我们院绒花树上开的。”我家那时有全套《红楼梦》小人书,我知道黛玉葬花的故事,也学着把残花扫起来,埋在树坑里。直到两棵树的花全开败了铺满一院子,才觉得自己不胜任,不再埋了。

    虽然是女孩儿家,我却出奇的淘气。1958年,我在胡同西口城墙下的南顺城小学上学了,开学第一天就闯了祸。9月1日开学,天稍有些凉,我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是我姨姥姥用大人的毛衣拆了给我赶织的。那个年代,穿毛衣的孩子并不多。开校会的时候,校长在台上讲话,我就在下边用手揪毛衣的前胸,揪下一团团的绒毛分发给同学当书签,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揪羊毛可着一个地儿揪,还不揪秃喽?”还没等散会,忽然毛衣从前胸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上下还都翻卷着,露出里面的花格衬衣。我吓傻了,也不敢言声儿。那天放学,同学送我回的家,还好,没挨打。

    我们胡同东口住着一个男孩子,瘦高的个子穿得很干净,像是个初中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很文静。那时候,学生里戴眼镜的特少,看到他感觉新鲜又好奇。每当他到胡同西口快走到我家门前时,我就会朝他喊:“四眼儿,四眼儿。”但做贼心虚,喊完就跑。一开始他不理我,我觉得没趣,也就不再喊了。可后来碰到他又从门前走,就还想试一试,似乎想看看把他激怒是什么样子。于是我把大门留出一条缝儿,等他到了离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就从大门里钻出脑袋冲他大声喊:“四眼儿!四眼儿!”喊完赶紧把门闩一插,撒腿就跑,从后门溜走了。我们院后门通一条往南拐的小胡同,我转到大门东边的小胡同口,趴在墙边悄悄地观察动静,就看到他在使劲地敲我家大门,嘴里嚷着:“管不管你们家孩子?这么讨厌!”我们的院子很深,大人忙着干活,谁也没有在意。看半天没有人开门,他悻悻地走了,我觉得挺得意,到底还是把他逗急了,可晚上回家挨了说。大人说我这叫“恶作剧”,并警告我:“家里管不了你,就告诉学校,让老师管你。”这下我怕了,后来再也不敢喊了。

    我们住的房子光线很暗。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作业时偶尔一抬头,就会看见纱窗上飞着一串串的小白珠子,盯着看一会儿又没有了,过一会儿又有,眼睛又酸又累,经检查,是视力出了问题——远视散光。假期里,家长带我去医院散瞳验光,这下我成了“小眼镜”。记得配镜子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就是不愿意配,一直在问:“能不能不戴眼镜呀?”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戴上眼镜以后,我很少到大门口去,我怕再见到那位被我取笑过的大哥哥,人家肯定要说我“罪有应得”,我可是没有的说。幸亏没有再见到他,不然我会无地自容。不过我的同学对我都很好,没有人喊我外号。只是现在碰到小学同学,他(她)们都惊讶“你怎么不戴眼镜了?”我告诉他们,不是不戴,是看书的时候才戴,戴老花镜。

    现在,那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该有六七十岁了,如果他能见到我的文章,希望能原谅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流传着一首好听的歌——《俺是公社饲养员》,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真是迷上了这歌,不仅抄下了歌片儿整天唱,也特别喜欢养小动物。

    记得家里当时并不富裕,架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有一天,姥姥给我买了七只毛茸茸的小雏鸡,条件是:“必须自己动手喂,要搞好卫生还不准影响学习。”我痛痛快快答应了下来,开始了我的业余养鸡生活。

    这是七只来亨鸡,卖鸡的人说过:“都是母鸡,没错。”我先是把它们放进大纸盒,喂小鸡吃小米。没有几天,就看见小翅膀都长出来了,慢慢的,黄毛都变成了白色羽毛,小鸡一天天长大了,纸盒也换成了大筐。

    我们西跨院的房子前边是一长条空地,小院虽窄,但不会影响别人。每天清晨我早早起,把小鸡从大筐里放出来,喂它们干净水喝,还有洗净剁好的菜叶拌玉米面,小鸡吃得可欢了,“咕咕”叫着,还不时抬起头看看我,像是在感谢我。清扫完鸡窝,小鸡也吃饱了,把鸡圈好,我去上学了。

    中午放学,顾不上吃饭,先把小鸡放出来喂。我给每只鸡都取了名字,叫谁,谁就会过来。我召唤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玩儿,其中有一只叫“小咕咕”的,个子最小,最温顺,每次听到我召唤,马上就会跑过来,趴在我的脚下,任我轻轻地抚摩着,喉咙里“咕咕咕咕”地叫着,像在和我说话。七只鸡真是我最好的伙伴,同学们都特羡慕我。

    小鸡一天天大了,过了些日子都成了大母鸡。忽然有一天,我发现鸡窝里有一个蛋。“我的小鸡下蛋了!”我高兴地跳着笑着,把好消息告诉院里每一个人。每天,伴着“咯咯哒”的报喜声,我都能捡到鸡蛋。鸡蛋我可舍不得吃,给姥姥吃,还给同学生病的母亲送去。

    暑假里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小队要去北海公园过队日,是去一整天,中午回不来,我发愁了,谁给我喂鸡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我姐姐的男朋友。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长得可帅了,每个星期天准来我家。他特好说话,我求他准能答应。周六晚上他来了,我问清楚第二天他肯定还来,就和他说好,第二天中午帮我喂鸡,鸡食我给准备好,放在窗台上,只管喂,不用管清窝。我还一个劲儿嘱咐:“千万别忘了。”他痛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喂完鸡,剁好中午的鸡食,戴上红领巾,蹦蹦跳跳地出门了——可以划船,能不让我兴奋吗?傍晚,从北海回来,还没进院,就听见鸡都在窝里蹦,一个劲叫唤,声嘶力竭,让人心疼。我再一看窗台,鸡食在那儿,根本就没动,闻一下,都晒馊了,气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原来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两张美术馆的票,上午他们就出去了,中午也没在家,我到家的时候还没回来。从那以后我生“姐夫”的气了:说话不算数。接着两个礼拜都不理他,姐姐帮着说好话也不行。为了哄我,“姐夫”还买了乒乓球拍、球网,并且答应带我和同学们去音乐学院打球,那时候乒乓球案子太“紧俏”,在学校女孩子很难抢到。我还是不理他,到后来怎么又理他了,我也忘了。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我早成了孩子妈,姐夫已是著名作曲家了。每当全家聚会,一提起我当年的小脾气,他总要说:“永生难忘犯过一次没给小妹喂鸡的错误,不可原谅。”然后装个鬼脸又说,“在她心里,我还不如她那几只鸡。”引得全家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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