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胡同32号

    在西城区现在的金融街一带，原来有三个很长的胡同，由北向南分别是屯绢胡同、学院胡同、按院胡同，我家就曾经住在学院胡同32号。那是靠西口路南的一个四合院，大门是红色的，台阶上，大门两旁有两个石头门墩。我的六年小学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那是一个安静的院子，宽敞的大门道，小天井正面和两边都种着侧柏，四季常绿。天井左手是四合院，有一道四扇屏的小门，平时倒也不关。房东尹家据说是解放前河北三河县县长。女主人是一位稍胖很有风度的女人，不过她似乎不喜欢我们这些唧唧喳喳的小孩子，住了六年很少和我们说话。

    天井的右手也有四扇屏的小门，进去是一个两米宽长条形的跨院，一排三间西房就是我家租住的房子。四合院东边还有个很小的跨院，我们吃水用的压水机就在那里，挨着跨院的门很近。

    往东上台阶，北边有一间屋也住着人，再靠东墙是一个小门，那是全院的后门。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特喜欢玩压水机，力气不够，跳起来用身子往下压，一小桶水压满了，就两只手来回换着左右悠着往家拎，如果画一幅画，形象一定和《悲惨世界》里的珂赛特差不多，不同的是，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小姑娘。

    正院虽说是四合院，但不是那种特别规矩的几进院落，而且没有南房。北房宽大且高，廊子也很宽，和正房一样也是花砖铺地，下雨天如果在廊子上踢毽子绝对没问题。南边也有廊子，堆放着杂物；东边有个常年锁着的小屋，估计是储藏室；西边一个小屋是厕所，里面是一个用水冲的座便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就是最高级的了，不过我们不能用。我家的厕所在西跨院南头的一间小屋里，是淘粪工人隔一天来淘一次的“蹲坑”，我记得那是我们搬来后埋下去的一口小缸，因为我最小，腿也短，上厕所老是害怕掉进缸里。

    我管房东家住的院子叫“大院”，我家住的院子叫“小院”。大院的西屋住的是房东家的近亲，也姓尹，而且两家的孩子大排行，我只知道北屋有个上中学的男孩叫“老九”，西屋有个上中学的女孩“老十”。那时候，好学校都是男女分校，他俩好像一个在男八中，一个在师大女附中。他们也很少和我这样的“一年级的小豆包”说话。大院东屋也是租住户，姓徐，两口子都是和我妈妈在一个书店工作的同事，他们的小孩大的三岁，是个男孩，叫“小臭子”，小的叫“小香子”，是女孩，刚出生不久。

    大院里有两棵合欢树，一到夏天，满树长满了绿叶子，那些叶子不像我们玩“拔根”的杨树叶子那样又大又圆，而是一根主茎，两边都是碎的小叶片，显得纤细、柔嫩。天最热的时候，绒花开了，满树都是粉红色的花朵，好像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一样。我管这树叫绒花树，它太可爱了，粗粗的树干高出了房顶，怎么就能开出这么多、这么美、这么细小的花呢？像一个个小雨伞，又像一个个的小绒球。花儿长得似乎很娇气，其实挺结实，不是下雨前刮大风轻易不会掉下来。我不会爬树，想摘花就是拿不到，只有等花儿自然落下来，那就不是很新鲜了。偶尔捡到几朵新开的花，忙不迭地跑去拿给小伙伴看：“瞧，我们院绒花树上开的。”我家那时有全套《红楼梦》小人书，我知道黛玉葬花的故事，也学着把残花扫起来，埋在树坑里。直到两棵树的花全开败了铺满一院子，才觉得自己不胜任，不再埋了。

    虽然是女孩儿家，我却出奇的淘气。1958年，我在胡同西口城墙下的南顺城小学上学了，开学第一天就闯了祸。9月1日开学，天稍有些凉，我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是我姨姥姥用大人的毛衣拆了给我赶织的。那个年代，穿毛衣的孩子并不多。开校会的时候，校长在台上讲话，我就在下边用手揪毛衣的前胸，揪下一团团的绒毛分发给同学当书签，就像赵本山小品里说的，“揪羊毛可着一个地儿揪，还不揪秃喽？”还没等散会，忽然毛衣从前胸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上下还都翻卷着，露出里面的花格衬衣。我吓傻了，也不敢言声儿。那天放学，同学送我回的家，还好，没挨打。

    我们胡同东口住着一个男孩子，瘦高的个子穿得很干净，像是个初中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很文静。那时候，学生里戴眼镜的特少，看到他感觉新鲜又好奇。每当他到胡同西口快走到我家门前时，我就会朝他喊：“四眼儿，四眼儿。”但做贼心虚，喊完就跑。一开始他不理我，我觉得没趣，也就不再喊了。可后来碰到他又从门前走，就还想试一试，似乎想看看把他激怒是什么样子。于是我把大门留出一条缝儿，等他到了离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就从大门里钻出脑袋冲他大声喊：“四眼儿！四眼儿！”喊完赶紧把门闩一插，撒腿就跑，从后门溜走了。我们院后门通一条往南拐的小胡同，我转到大门东边的小胡同口，趴在墙边悄悄地观察动静，就看到他在使劲地敲我家大门，嘴里嚷着：“管不管你们家孩子？这么讨厌！”我们的院子很深，大人忙着干活，谁也没有在意。看半天没有人开门，他悻悻地走了，我觉得挺得意，到底还是把他逗急了，可晚上回家挨了说。大人说我这叫“恶作剧”，并警告我：“家里管不了你，就告诉学校，让老师管你。”这下我怕了，后来再也不敢喊了。

    我们住的房子光线很暗。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作业时偶尔一抬头，就会看见纱窗上飞着一串串的小白珠子，盯着看一会儿又没有了，过一会儿又有，眼睛又酸又累，经检查，是视力出了问题——远视散光。假期里，家长带我去医院散瞳验光，这下我成了“小眼镜”。记得配镜子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就是不愿意配，一直在问：“能不能不戴眼镜呀？”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戴上眼镜以后，我很少到大门口去，我怕再见到那位被我取笑过的大哥哥，人家肯定要说我“罪有应得”，我可是没有的说。幸亏没有再见到他，不然我会无地自容。不过我的同学对我都很好，没有人喊我外号。只是现在碰到小学同学，他（她）们都惊讶“你怎么不戴眼镜了？”我告诉他们，不是不戴，是看书的时候才戴，戴老花镜。

    现在，那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该有六七十岁了，如果他能见到我的文章，希望能原谅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流传着一首好听的歌——《俺是公社饲养员》，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真是迷上了这歌，不仅抄下了歌片儿整天唱，也特别喜欢养小动物。

    记得家里当时并不富裕，架不住我软磨硬泡，终于有一天，姥姥给我买了七只毛茸茸的小雏鸡，条件是：“必须自己动手喂，要搞好卫生还不准影响学习。”我痛痛快快答应了下来，开始了我的业余养鸡生活。

    这是七只来亨鸡，卖鸡的人说过：“都是母鸡，没错。”我先是把它们放进大纸盒，喂小鸡吃小米。没有几天，就看见小翅膀都长出来了，慢慢的，黄毛都变成了白色羽毛，小鸡一天天长大了，纸盒也换成了大筐。

    我们西跨院的房子前边是一长条空地，小院虽窄，但不会影响别人。每天清晨我早早起，把小鸡从大筐里放出来，喂它们干净水喝，还有洗净剁好的菜叶拌玉米面，小鸡吃得可欢了，“咕咕”叫着，还不时抬起头看看我，像是在感谢我。清扫完鸡窝，小鸡也吃饱了，把鸡圈好，我去上学了。

    中午放学，顾不上吃饭，先把小鸡放出来喂。我给每只鸡都取了名字，叫谁，谁就会过来。我召唤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玩儿，其中有一只叫“小咕咕”的，个子最小，最温顺，每次听到我召唤，马上就会跑过来，趴在我的脚下，任我轻轻地抚摩着，喉咙里“咕咕咕咕”地叫着，像在和我说话。七只鸡真是我最好的伙伴，同学们都特羡慕我。

    小鸡一天天大了，过了些日子都成了大母鸡。忽然有一天，我发现鸡窝里有一个蛋。“我的小鸡下蛋了！”我高兴地跳着笑着，把好消息告诉院里每一个人。每天，伴着“咯咯哒”的报喜声，我都能捡到鸡蛋。鸡蛋我可舍不得吃，给姥姥吃，还给同学生病的母亲送去。

    暑假里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小队要去北海公园过队日，是去一整天，中午回不来，我发愁了，谁给我喂鸡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我姐姐的男朋友。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长得可帅了，每个星期天准来我家。他特好说话，我求他准能答应。周六晚上他来了，我问清楚第二天他肯定还来，就和他说好，第二天中午帮我喂鸡，鸡食我给准备好，放在窗台上，只管喂，不用管清窝。我还一个劲儿嘱咐：“千万别忘了。”他痛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喂完鸡，剁好中午的鸡食，戴上红领巾，蹦蹦跳跳地出门了——可以划船，能不让我兴奋吗？傍晚，从北海回来，还没进院，就听见鸡都在窝里蹦，一个劲叫唤，声嘶力竭，让人心疼。我再一看窗台，鸡食在那儿，根本就没动，闻一下，都晒馊了，气得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原来姐姐好不容易找到两张美术馆的票，上午他们就出去了，中午也没在家，我到家的时候还没回来。从那以后我生“姐夫”的气了：说话不算数。接着两个礼拜都不理他，姐姐帮着说好话也不行。为了哄我，“姐夫”还买了乒乓球拍、球网，并且答应带我和同学们去音乐学院打球，那时候乒乓球案子太“紧俏”，在学校女孩子很难抢到。我还是不理他，到后来怎么又理他了，我也忘了。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我早成了孩子妈，姐夫已是著名作曲家了。每当全家聚会，一提起我当年的小脾气，他总要说：“永生难忘犯过一次没给小妹喂鸡的错误，不可原谅。”然后装个鬼脸又说，“在她心里，我还不如她那几只鸡。”引得全家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