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空儿多给” 记忆中的老北京冬日

       冬天的北京黑得特别早，老北京人都有“猫冬”的习惯。吃完晚饭，一家人围着火炉拉家常，祖母则在灯下用袜板给我们补袜子，窗外的北风使对面院子里的大椿树发出“呼呼”的响声，胡同深处传来有气无力的叫卖声：“半－空－儿－多－给－”。祖母向学龄前的我发出了指令：“好久没有听到卖半空花生的了，快叫进来买一点。”不一会儿，一个身背大口袋的驼背老人就跟我进了屋子。祖母拿出一个脸盆：“来，买两千块（旧币，今2角）的。”驼背人抱起口袋就给倒了满满一脸盆。“现在实行统购统销了，货不好趸了，您给三千吧。”“听口音，您是‘在旗’的吧？”祖母问。“老嫂子，您说对了，我姓金，不瞒您说，这要在前清的时候，我们家还是红顶子呢。”

        “半空儿”是落花生尚未成熟的果子，壳很薄，种仁皱皱巴巴的，很细小，不饱满，不能榨油使用，筛选出来炒熟食用，口感很香，不腻人。旧时老北京人很好这一口，用以消磨时光。它的价钱十分便宜，按现在说几毛钱就可以买一堆。那玩意很轻，一脸盆也就是一斤多点。“半空儿多给”是老一代人经常听到的叫卖声。听老辈人说，民国后，原来以奉银、禄米为生的旗人没有了生活来源，有些人又没有谋生的技能，又没有把子力气，只能做一点小买卖，于是，卖花生仁的、卖“豆儿纸”的、卖臭豆腐的，很多都是旗人。旗人和其他“宫里人”说起话来“儿音”特别重，老舍的作品对辛亥革命后的旗人有详细的描写。

        记忆中，北京冬季常见到各式各样的小商贩，当然这些倒不一定都是旗人了。

        卖“豆儿纸”的一般白天出来，背一个大包袱，“豆儿－纸－”吆喝声也是有气无力的样子。

        “豆儿纸”是老北京人的如厕纸，在白纸坊一带的作坊用收集来的烂纸打浆制作。制作方法十分简陋，纸抄好后贴在墙上晾干，颜色呈灰白色，上面还残存有原料纸上的字，根本谈不上卫生。还有一种黄色的草纸，可以如厕。这种草纸又称“火枚纸”，是抽水烟的人的必备品，卷一个铅笔粗细的纸卷，一端点着，用嘴一吹，就冒出明火，我们小时候用这种纸卷点爆竹。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小贩通常是担一个担子，后来也有推一辆自行车的。几个瓦坛里分别放着臭豆腐、酱豆腐和糟豆腐。有人还顺便带上一些腌雪里蕻卖。卖东西的家伙什是两双长筷子，两个长把铜勺，买东西的人一般自带一两个小碗。“真是王致和的吗？一毛钱来五块。唉，您多给点汤儿。”北京的平常人家蒸一锅热窝头，几块臭豆腐，就是一家子的一顿饭，吃得那个香！

        “萝卜——赛梨，辣了——管换。”这是卖“心里美”萝卜的。他们多是推着一辆双轮“排子车”，商贩一般为朝阳、通州、大兴一带的菜农。

        北京的心里美萝卜甜脆可口，是老北京人秋冬季节的“水果”。经常在我们家附近卖的那个小贩，记得左手有残疾，没有大拇指，可他削起萝卜来却游刃有余。不一会儿，萝卜就变成了一朵花，绿色的皮为花托，中间紫红色的心成为一厘米见方的长条，吃起来非常方便，吃完后的“花托”还可以用来做菜。偶尔也会来一个天津人：“你老有‘卫青’吗？”“有！不辣管换。”天津品种的“卫青”萝卜通体碧绿，却辣得厉害，可天津人就爱吃辣的，还是连皮吃。

        “喝了蜜的柿子——冻酸梨”，这是卖大磨盘柿子的，这些人大都来自门头沟和房山一带。冬天的柿子变得稀软，只有冻硬才好运输。酸梨一般来自京北山区，也有人说来自东北，这种梨刚摘下来时往往又硬，又涩，又酸，只有过了冬至，冻成个冰疙瘩，皮变成黑色才出来卖。搞一盆凉水，把冰“拔出来”，揭去黑皮，里面咖啡色的梨肉又软，酸中带着甜。

        “辣菜——刚发好的辣菜”。这种食品已经多年不见了，它们一般出自大杂院里的巧手家庭妇女，只有冬天才有。卖辣菜的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坛子，坛子刷洗得非常干净，木质的盖子包着一层蓝布。打开盖子，一股辣气冲得睁不开眼，鼻子发酸。盛到碗里，不过是清水里泡着白色的萝卜片儿或是芥菜疙瘩。这种菜没有咸味，却有像今天的青芥辣一样的冲鼻子的辣味。我至今不知道辣菜是怎么做的，反正吃起来别有风味。

        “硬面——饽饽”，卖硬面饽饽的人挎一个细柳条筐，上面盖着一块白布。“饽饽”似乎是满族人的叫法，管饺子叫“煮饽饽”，管黄米豆包叫“粘饽饽”，硬面饽饽顾名思义是用硬发面烙的饼子，上面点一个红点。和面时加一点糖精，里面是红糖馅，冬天放一个月也不会坏。我家里人从来没有给我买过，据祖父说，有一些这种饽饽是拿硫磺熏白的。后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也就少有人做来卖了。

        小活虾米，实在记不清商贩是如何吆喝了。这也是冬天的一种食品，夏天没有办法保存，几个小时就臭了。而在冬天，即使没有水，甚至冻上冰碴，这些小河虾也能活上一两天，买回家里，打开水龙头，嘿，个个活！据说齐白石画虾，就是不断观察鱼缸里的小虾，才把虾画活的。几十年前，老北京四周是沟渠纵横，坑、塘、淀、洼密布，比如位于南苑的南海子，曾经有上万亩水面，初冬就有不少人破冰捞虾，而价钱只有一两毛钱一斤。祖母常常买上一毛钱的小活虾，给我们裹上面糊炸来吃。

        “驴肉——就——烧酒。”我从来不吃驴肉，但经常见到提一个椭圆形食盒的驴肉贩子在大声叫卖。他们多数来自河北固安或者河间县，手里拎的食盒一般分四层，上面一层放着驴肝、驴心、驴肠等等杂碎，下面就是五香驴肉。食盒的上盖是一块椭圆形砧板，可以用于切肉。

        “卤——鸡。”卖卤鸡的也是提一个圆形的四层食盒，河北保定人居多。鸡肝、鸡胗用竹扦穿成串，鸡头、鸡爪、翅膀是卖给那些“酒腻子”的。当时人们大都不富裕，很少有人买整只鸡，买半只或者一条鸡腿

        就很“奢侈”了。我经常看到隔壁的一个没牙的老太太，买一串鸡肝，站在街门口，慢慢地享用。

        “五香烂蚕豆——热乎的。”卖烂蚕豆的商贩在冬天是担一个带小煤炉的担子，煤炉非常小，只能放十几个煤球，或者几块木炭，目的为保持放在蒸笼内蚕豆的温度。据说煮烂蚕豆要加好几种调料，煮好的成品要绵软可口，但又不能烂成泥。老北京人吃这种食品是连皮吃的，有人用作下酒菜。

        一般卖烂蚕豆的商贩同时还卖热的煮芸豆，用旧报纸卷一个斗，装上热腾腾的煮芸豆后再撒一点花椒盐，也有人把熟芸豆捣烂压入一个月饼模子里，做成芸豆饼卖。

        “玉米花——铁蚕豆。”商贩上街往往要背三个口袋，玉米花和炒米花是在家“嘣”好的，都要加一点糖精，出售时用一个洋瓷茶缸或者罐头盒作为量具。铁蚕豆虽然炒得很酥脆，但也得是牙口好的年轻人吃。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化蜡扦》里，就说一个不孝之子给没牙的老娘吃铁蚕豆。

        “葫芦——冰糖。”冰糖葫芦上百年没有什么变化，是北京乃至全国各地都有的冬令食品，但老北京人独特的叫卖声和出售方式在外地是少见的。商贩一边吆喝一边摇一个竹子的签筒，买糖葫芦的人交一毛钱后先要抽签。运气不好的人只能拿一个五六个果的小葫芦，运气好的可以抽到一根一尺多长的，或者夹豆沙馅的，给人带来很多乐趣。

        临近腊月二十三，街头提筐卖关东糖和糖瓜的商贩就逐渐多起来，解放后虽然不兴祭灶了，但人们也总要买一点，图个喜庆。这东西也不是北京独有，北方人不管城市还是乡下，都有吃糖瓜的习惯。扁圆的叫糖瓜，长条的叫关东糖，主要来自东北，用麦芽糖制成，在冬季掰开很脆，但吃到嘴里却很粘牙。在闹市区卖糖瓜不用吆喝，蹲在街边就可以了，但走街串巷的也要喊几嗓子：“卖糖瓜喽！”

        腊月二十四是公认的扫房日，人们要干干净净地过年了，卖鸡毛掸子的多了起来。鸡毛掸子大都是自己绑的，北京人叫“铇掸子”。卖鸡毛掸子的还顺便卖一些小孩玩的毽子，老北京人也管做毽子叫“铇毽子”。这类商贩不吆喝，只是见人就问：“老太太，您要掸子吗？当年的活鸡毛铇的。”你如果停下脚，他马上撸开纸套，迎风一抖，让您看货。

        老北京的冬季还卖一种玩具，叫做“卟卟噔儿”，也有叫“琉璃喇叭”的。它们是用薄玻璃做成，外观像一个葫芦，或者喇叭，底部的玻璃比纸还薄。当你对着葫芦口轻轻吹吸的时候，底部的薄玻璃就一凸、一凹发出“卟噔－卟噔”的响声。所以叫“卟卟噔儿”。由于这种玩意对小孩太危险，解放后北京逐渐就不让卖了，偶尔也能看到街上有个别人卖，他们站在向阳的墙角，嘴里吹的“卟噔－卟噔”响，就代替了他们的吆喝。家里从来不让我买这种危险的玩具，就是别人买了也不叫我玩。直到几年前，我曾经在西安街头买到一个，不过西安不叫“卟卟噔儿”，可惜吹了两天就碎了，没有保留到今天。

        另外，老北京冬季的商贩还有卖烤白薯的，直到今天没有什么变化；卖耳挖勺的，抱一个草把子，上面插满耳挖勺、牙签；有的还卖毛衣针，兔皮做的护耳等等；卖沙锅、“支炉”、“支瓦”的。到现在产自河北获鹿县的沙锅至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格，用于在煤球炉子上烙饼和烤白薯的“支炉”和“支瓦”，却与煤球炉子一起消失了。

        记得当年卖“煤核儿”的，大约五毛钱一百斤，买主也多是手头紧的人家；卖“夜壶”的，这是老年男子夜间的一种便溺工具，用陶瓷制成；卖摔炮的，这是一种极为危险而被禁止的游戏，卖者用一个破书包挂在脖子上，抱在胸前，用手护着，怕人碰炸了，见到一群小孩就向地面摔一个，清脆的响声比任何吆喝都管用……

        老北京的冬季寒冷而漫长，胡同深处的叫卖声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北京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述商品有些进了商场，有些则留在了逐渐远去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