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北平 - 工资一大抱粮食买不到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陈静赖生亮

■讲述人：李自华

北京党史研究室

那时候，北平的物价如脱缰之马，疯狂上涨，似乎没有个尽头。北平市民买不起粮，烧不起煤，在饥寒交迫中濒临生活的绝境。北平的民生呈现出凋敝的景象，末世的征兆尽显无余。

1948年改用金圆券后，北平电力公司的一般工人日薪为0.5至1.7元，电车工人月工资还不到30元，但1948年11月的面粉已经涨至金圆券1.67元一斤，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11斤面粉！老百姓唱道：“金圆券、法币票，工资发给一大抱，一斤粮食买不到，饿得肚子咕咕叫。”

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生活就更苦了。门头沟煤矿工人薄德禄回忆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作劳累，一个班要16到20个小时，家庭人口多，不得不这样干。物价上涨，每天挣钱买不到一斤白薯。就是买点白薯，也要跑到七八里外的三家店，还得叫老太太去，青年人去怕被抓去当壮丁。有的工人没有饭吃，买一两炸丸子，多加些盐吃，饿了多喝水可以充饥。那时工人有五头：铺的破席头，枕的破砖头，盖的麻袋头，露着脚指头，看着掌柜吃馒头。”

物价飞涨

民不聊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在各地的接收过程中，巧夺豪取、贪污舞弊成风，百姓们怨声载道。北京成为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先后到北京接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有42个之多。由于接收指令不明确，政策失当；约束与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纪律废弛；仅11战区长官部就强占了北京的167处房产。这些行径严重丧失了民心，老百姓失望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给国民党埋下了失败的定时炸弹。

面对飞涨的物价，就连一些社会名流也承受不了。齐白石老人说：“那时，‘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个烧饼，卖几十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二十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得千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接着改换了‘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刚出现时，好像重病的人，缓过一口气，但一眨眼间，物价的涨风，一日千变，比‘法币’更是有加无已。囤积倒把的人，街头巷尾，触目皆是。我画画耗费了不少心血，但有时一张画还买不到几个烧饼。”

与粮价迅猛上涨一样，煤价也上涨得很快，煤的供应也出现了紧张局面，甚至出现了煤荒现象，很多煤铺无煤可卖，基本处于歇业状态。1946年冬，以一个三四口的家庭来估算，每天至少需要30斤煤球做饭取暖。以每十斤500元的价格计算，每个月就要花费将近4.5万元。而当时普通公教人员月收入为8万至10万元，这样仅买煤一项就得用去工资的一大半。1947年初，每百斤煤球的价格是4100元，到了1948年初时，达到了惊人的6.4万元。有些黑心的煤商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坑害市民，比如为了增加煤的重量，在100斤煤块中要掺20斤石头，在100斤煤球中至少要掺40斤黄土，以此来牟取暴利。

买不起粮、烧不起煤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线上。据统计，仅在抗战胜利后一年中，北平就有6500多人饿死或冻死，有时候一个晚上在街头就会冻死好几十人。很多贫苦的市民不堪生活的重负，被迫选择自杀来解脱自己。当时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诸如“怎么活呀！”“除了自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生活不下去了，自杀！自杀！”等大字标题。

北平民生的日渐凋敝，完全是一个没落时代的衰败景象。在1947年除夕那天，大街上冷冷清清，往日里厂甸是人山人海，叫卖叫买声不绝于耳，如今那些做生意的小贩们不断地招揽路边的行人，但是前来问津的人没有几个。原本热闹的游艺场所也是门可罗雀，以往小孩过新年时都要穿上新衣服，如今连顿饱饭都顾不上，就更别谈什么新衣服了，连门口必贴的新年对联也比以往少了许多，年夜里爆竹声稀稀拉拉，全然没有了过年的气氛。只有那鹅毛般的大雪，依旧能映衬这萧瑟大街上的年夜。

这一切悲惨景象，正是这个万恶社会行将崩溃的前兆。老百姓对反动政府充满了绝望，诅咒它早一点灭亡，同时也热切渴望光明的早日到来。

在国统治区物价飞涨，居民出行携带大捆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