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傅作义-有职有权掌门23载的水利部长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陈静

傅作义1918年从军，之后在绥远一带从政，基本上是以军事生涯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起担任水利部长，直到1974年傅作义逝世，在位长达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傅作义新的政治生命是务实的，更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他对新的社会制度是发自内心地赞成，他的工作领域更不局限于华北，而是全中国。

在密云水库服下硝酸甘油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刚到北平，傅作义、邓宝珊被邀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做客，毛泽东亲切地问傅作义开国后想干点什么，邓宝珊说：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

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1958年因水利电力部合并，被任命为水利电力部部长。他在职23年，1972年才因病辞去职务。他忠于职守，全国凡是兴建水利设施的地方，差不多都去看过，他的后半生全部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水利事业。

傅作义对工作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他作风朴实，按照他的级别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可以挂公务车，但他认为他和身边的公务人员有一间包厢就够了。他反对官僚主义，深入基层时，不但看工程，还看工棚，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他的胃不好，需要少吃多餐，但这对他的工作丝毫没有影响，出差时，带上点馒头片，饿了吃点就成了。傅作义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1960年，在视察密云水库时，他在大坝脚下服了硝酸甘油，坚持跋涉视察。他常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对于新的国家制度，很多从国民党阵营转过来的人都有同感，1955年，傅作义的大哥马占山在北京去世，他说：“我生平理想之新型国家已经建立，我虽因病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

所有积蓄上缴国家

据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说，他是以戴罪之心投入人民怀抱的，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起这一点。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他十分尊重，曾规定，水利电力部的领导要定期去傅作义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共产党相信他，他也相信共产党，有人攻击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职无权时，他反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毛泽东、周恩来经常邀请傅作义到家里做客、看电影。彭真、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领导与傅作义常有来往，习仲勋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问问傅作义的健康情况。

特别是周恩来、邓颖超对傅作义无微不至的关怀。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来到西柏坡。周恩来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他还说：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傅作义在西柏坡住了两天，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激你。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考察时心脏病突发，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和医生前去抢救，并派邓颖超专门看望，鼓励他战胜疾病。周恩来每到外地带来些瓜果蔬菜，都会送给傅作义一些。1962年8月，邓颖超致信傅作义：“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深州蜜桃和该地产梨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籍助你们健康和长寿。”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住的是一座小楼。傅有心脏病，上下楼十分不便，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在那里办公。傅作义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桃子成熟后，他都挑选最好的送给关心他的中央领导人。1974年4月中旬，傅作义在弥留之际，周恩来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看望他，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傅作义嘴角颤抖着，眼含泪花。

解放前，傅作义为了给集体福利积累资金，开办了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钱多用于编制外人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解放后还有380余万元。除了1962年40万元购买公债外，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未动，1974年他病危时，全部上缴国务院。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傅作义生前常跟部下说：以前我带你们走了错路，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路了，一定要好好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工作。傅作义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老上司阎锡山只身从太原逃出后，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1950年卸任行政院长，在台北一隅，以茅草代瓦，竹泥为墙，无电灯、电话、自来水，石子道路极其坎坷；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来客甚稀。虽然蒋介石对他客气有加，但并没有将他当成自己人对待。试想，蒋的高官们哪一个会住到此等荒凉所在？对于与蒋几十年中的恩恩怨怨，阎锡山心里清楚，因此也有自知之明，不去自讨无趣。1959年，当香港《真报》记者采访他，谈到重返大陆的问题时，77岁的阎锡山仍然大发议论：“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对于已经输尽了资本，逃到台湾在苦闷和抑郁中度过孤寂岁月的老人而言，反攻大陆与其说是一种空洞美妙的梦想，不如说是丢不开割不断的对故土的思念。

傅作义在晚年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国的统一，他对台湾的故旧十分想念。他说，我无时不怀念由大陆到台湾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有人找薄一波帮忙，欢迎傅作义加入民主党派，傅作义对薄一波说：“我什么别的党派也不参加了，我将全心全意追随毛主席、共产党，努力工作学习。”傅作义曾说：如果说我这一生还做了点什么的话，只有始终坚决抗日和北平和平改编这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