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傅作义-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

  力求把北平完整交出

  傅作义最初考虑“罢战求和”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亲信人物也尚难猜中，就是按照傅作义头脑中设想的“和”，要成为事实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阻力。

  傅作义说，争取和平解放，我是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随时都会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傅作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中央军在北平横行，很多是他控制不了的。比如1949年1月6日，国防次长郑介民来北平时，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就悄悄地给他递信，密告傅作义的行动。在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中，固然大多数都认为和平是条生路，但也不尽然。傅作义的老上司阎锡山就是死硬分子，北平被围的同时，太原也同时被围，解放军通过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将军，策动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起义，黄接到徐向前、高树勋的信后当即决定起义。但其部下27师师长戴炳南告密，阎锡山诱捕黄樵松，并逮捕了接应起义的解放军第八纵队的参谋处长晋夫。1948年12月27日，黄、晋二人在南京被杀。阎锡山在北京有自己的私人代表，耳目很多，一有风声随时会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通风报信。这些都不能不防。而傅作义的下属是否都会同意他的选择，部队能不能稳定下来，也很不确定；中央军这时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傅作义的部队，而且都驻守北平的关键位置，13军还曾有反对和平的军队哗变，这都是重重难题。

  1948年12月15日，傅作义秘密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议题是征求部下的意见：未来的路怎么走。年轻气盛的311师师长孙英年出口就说：“打”！傅作义问，你能打几下？孙英年想了想说：只能打一下半。傅接着问：一下半完了怎么办？孙说：不成功便成仁！傅作义反问道：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吗！傅作义语重心长地说：北平唯一的办法是和平，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就不应该再打仗了。我们的土地局几年也想不出个办法，就是有办法，也不能实行。这些年来我们就是给地主做了看家护院的打手，能分他们的土地吗？孙英年还不服说：那总司令一年前为什么不带我们走这条道路呢？傅作义厉声说：一年前我说今天的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也许就是你！但孙英年对和平通电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哀鸣”，傅作义无可奈何地宣布散会。尽管傅作义的部下忠心、信任他，但统御起来仍然十分艰难。一个多月后，傅作义部下的认识才逐渐转变，他们相信傅作义多年的威望，决定跟他走和平道路。同时，傅作义把城内部队的中央军分散调开，以确保不发生兵变，并命令孙英年监视中央宪兵三团特务和城内的各项防务，力求把北平完整地交给解放军。的确，实现和平，不仅对傅作义及其部下是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官兵，也是180度的大转弯。双方多年打仗都打红了眼。和平接管后，有的战士想不通。一次邓宝珊要进城开会，战士们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他被扣留了几个小时，陶铸来了才解围。

  即便是双方军队交接完毕后，对未来命运不确定的情绪在傅作义及其部下的心中还在延续。孙英年接受改编出城后，到傅作义的住处辞行，说他要开赴新驻地杨柳青，傅作义沉默不语很长时间。最后嘱咐他听解放军的话，好自为之，不要犯错误，今后还有事业。傅作义破例把他送出门，孙英年“怀着像一个远嫁的女儿、又不知婆家是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了他”，这大概是他们共同的情绪。

  徐悲鸿：战则败和则安

  傅作义集武将之威、儒将之风于一身。他求知心切，常识丰富，坚持学习英语十余年。在天津任职时就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大公报》社长张季鸾过从甚密，成为终身朋友。在北京这个著名的文化古都，他十分敬重文

  化教育界人士，礼贤下士，虚心求教，爱护有加。1948年3月15日，四中教员白杰被傅部的一辆军用卡车撞伤，傅作义专程派人访问，送去慰问金，并保证承担全部医疗费用，白杰十分感动。

  傅作义初来北平时，北京高等院校的校长和教授们设宴欢迎傅作义，之后，他每隔三五天就约几位教授到他的总部便宴，以“炉边谈话的方式”纵论古今，尽管他军务繁忙，即使在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中断。有人形容傅作义的总部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左中右，往来老中青”。傅作义在北平办的《平明日报》就有联系高级知识分子的使命。该报请很多著名教授写评论，发表时政看法，他还请教授们为自己的干部作过很多专题报告，以扩展干部的知识。

  1949年1月16日下午，在和平抉择的最后关头，傅作义发请帖请北平的学者名流到中南海聚会。当时的文化名人有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等20多人。傅作义诚恳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各位意见，以作定夺。徐悲鸿说：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常识问题。如果说徐悲鸿等人向以“左派”示人，自然赞成中共和平主张的话，第二个发言的是生物学家胡先驌、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开山泰斗，他赞成徐先生的建议，呼吁傅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北平免遭兵灾，这让人们更感惊讶，胡是出名的保守和右倾人士，因此他的意见有助于形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势头。杨人缏教授更是慷慨陈词：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

  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可见知识阶层为着国家的前途和古都的文物，全体赞成北平的和平。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倾向对傅作义再次发生了重要影响。

  自己的大女儿也是地下党

  由于傅作义本身就具有的为国为民的思想和行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所以，在傅作义周围有不少共产党员或者倾向“左派”的人士，周北峰就多次被蒋介石的特务怀疑为共产党，傅作义不得不多次证明他的政治倾向。尽管国民党是执政党，抗战胜利后，得到很多百姓的拥护，但让傅作义颇为疑惑的是共产党的吸引力。他与部下董其武的谈话时就十分不解说：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董说：人家看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青年学生是追求进步的。

  傅作义实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疼爱的大女儿傅冬菊，最信任的政治处长阎又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48年春，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在傅作义集团的周围，有来自于中共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他的《平明日报》，先后曾有2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工作过。中共为傅作义留下了充分的出路和承诺，并在关键时刻给予帮助。可见民心的向背已经成为势不可当之势。

  1948年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15日，傅作义第一次派《平明日报》总编崔载之代表他出城谈判，核心是要求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军队。这与中共中央的主张差距很大，解放军督促他必须放下武器。傅作义表示要继续作战。

  新保安战斗后，傅作义被定为战犯，1949年1月6日，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解放军提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傅作义认为所谈问题不具体，部队离城改编还需要时间，采取拖延的办法。

  1月13日，双方第三次谈判开始。14日，人民解放军用29个小时攻下天津，傅作义最终没有了退路，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25个师，共20多万人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出城，部队换防交接。

  北京城从此永离战火，北平的和平解放功绩垂史。

  和平解放使著名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清华、北大等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损坏，至今仍是国际一流大学；北平的工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减少了牺牲和物质损失。

  更为重要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示范全国，先后有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这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尽快恢复元气。

  9月19日，傅作义促成绥远和平起义。

  傅作义所走的路，经历了时代的变革，跟上时代的步伐，显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