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傅作义-痛苦的仨月和平的抉择

  傅作义生逢乱世，一生遇到很多艰险，生死考验也很多，但从来没有像促成北平和平这样艰难。毛泽东指出：对于平、津、张、唐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有把握用战斗手段将其全部迅速歼灭，但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文化古都北平以及北方工业重镇天津的工商业，仍然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本质上不愿打内战

  由于傅作义还有实力可恃、有路可走时，他对和谈、对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中。

  1948年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是傅作义终日痛苦，难下决心的三个月。从刘后同的《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傅作义每天几乎都在情绪的起伏摇摆中。忠与义的道德问题，与中共和解放军进行军事博弈、政治谈判问题，个人政治地位及部下出路问题，如何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布防及军统特务的监视，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阻力多多、错综复杂，哪一个处理不好，和平都可能流产。

  傅作义为人质朴谦逊，生活俭约谨严，他是国民党党员，但不与国民党官僚同流合污。他谦虚和蔼，平易近人的布衣将军风度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平时他总是一身布军装，一床白布被褥，不吸烟，不喝酒，吃饭不过是几个没碱的馒头、稀饭、几碟素菜而已。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谨慎，从不说上司的是非，在下属面前也绝少流露心事。他自我奋斗，自强不息，在形势严峻危难的时候，有一种罕见的忍耐精神。尽管傅作义的部队能打仗，但他本质上是从来不愿打内战的。涿州谈判时他即提出：从此退出军界，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1946年傅作义在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协会议期间四次提出辞呈，请求退休还乡。并表示“所部军政人员，悉由国家征调。”说明他对权力并不恋栈。更为重要的是，傅作义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人，他深知“战争要靠人心和精神。”1931年，他主政绥远时就提出：“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的观点。在绥远，他剿灭土匪，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组织部队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被称为绥远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曾这样评价傅作义：“他不仅是一员战将，也是一个杰出的行政人才。”

  傅作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并非没有认识，在很多事情上还深受其害。抗战后期，蒋介石亲自批给傅作义部一批弹械，但傅作义的西安办事处主任却拿不到武器。因为蒋的军械仓库主任说：要武器，就一定要出钱。傅作义说：钱当然付，可否出一收据，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真的写了收据，傅作义有证据在握，立刻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即撤了仓库主任的职，但不久又安排他当另一仓库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做法比比皆是。蒋介石视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为嫡系部队，对后来逐渐投靠国民政府的部队称为“杂牌军”，如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部队，因此在军械配给和使用上待遇不一，甚至想通过抗战将其消灭掉。抗战胜利后，他曾索阅全国部队番号的清册，见非黄埔系的尚有数百师之多，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领袖对将领和部队不能一视同仁，对“杂牌军”的不信任使得后来战争中的离心离德成为必然。

  “剿总”副司令之女上抗大

  在傅作义与共产党谈判之初，双方都在探摸对方的底细，中共地下党员刘桂枝奉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的命令，请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劝其步吴化文后尘进行起义。吴化文是济南国民党整编96军军长，1948年9月16日，率两万多官兵起义，使解放军迅速攻克济南。中共地下党坚持要么起义、要么投降两条路。傅作义说：我不能起义，要起义对不起蒋先生；我

  也不能投降，我一向是能打仗的。刘后同对傅作义来说既是师友也是幕僚。他深知傅作义的历史和为人，他说：“傅作义可做断头将军，不能做降将军也。”在涿州大战时，奉军派傅作义在保定军校学习时教战术的教官写信向他劝降，傅作义幽默地说：“老师教我们的战术中，学生并未学到投降这一项，故不敢从命。”刘后同认为，让傅作义投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与解放军开始接触则是傅作义可以接受的。后来，学委负责人崔月犁在中共太原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同乡杜任之的引见下与刘后同见了面，刘后同十分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并对他的安危十分关注。

  1948年1月6日，傅作义看到第二次和平谈判的条款后，情绪极为波动，因为解放军要他缴中央军的武器，他认为难以办到，“且言辞近乎恫吓”，他气愤地说：“我岂怕死之人！吾唯婴城而守，与城俱亡矣。”刘后同百般劝解，认为和谈双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事，但不能再跟蒋介石干是傅作义必须下定的决心。刘后同经历多且智谋过人，他深刻指出，现在“国军每战必败，因政治自腐，故士卒战意消沉，非兵之不多，械之不精也。”因国民政府“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在平津唐三地，值兹地冻天寒，食处两皆无着，巷曲道旁，往往见有衣冠整洁之白叟、黄童呻吟僵毙”。

  这对傅作义震动很大，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都说明离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为时不远了。

  从1948年10月30日到1949年1月22日，在85天的时间里，刘后同会晤傅作义达34次之多，最长的会面达10小时之久，正式致傅作义的信函也有11封。在战略上，刘后同劝傅作义的部队成“囊弓之态”，为和平作铺垫。他积极寻访与中共联系的线索，会见张申府、张东荪等人，尤其与中共地下党崔月犁多次交换相关意见。关键时刻，他劝傅作义“勿飞南京”，自投樊篱。和平协议达成后，刘后同“悄然身退，飘然返津”。因长时间的操劳、思虑和焦急，刘后同的右眼失明。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把兄弟，也是华北“剿总”的副司令。他是傅作义军政集团的重要骨干，对傅作义下最后决心起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在于他们共同的利益，还在于邓宝珊与中共多年保持着良好关系。1979年，在邓宝珊的追悼大会上，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外亲密战友和著名的爱国人士”。邓宝珊早期是冯玉祥的部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受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影响很大。北伐战争期间，邓宝珊率军与奉系军阀作战，1925年12月13日，邓宝珊在天津发表通电，“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今者奉命北指，直捣津鲁，驱彼凶顽，救民水火”，这个通电是李大钊为其起草的。通电一发，各地报纸均发号外说：“中国北方军人将领联合起义，响应北伐军出师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出重金资助过共产党人刘伯承、刘伯坚等人。抗战时期，邓宝珊多次去延安，和毛泽东数次彻夜长谈。他还送女儿到延安抗大学习。抗战时期，为了维护延安的安全，驻守榆林的邓宝珊做了很多工作。1944年12月22日，毛主席给邓宝珊的信中写道：“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持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党人基本还是了解的。

  35军被歼后常“自批其颊”

  1948年12月28日，极度矛盾的傅作义把邓宝珊接到北平，在回城的车上，傅作义狠打自己两个嘴巴，一言不发，邓宝珊十分诧异，因为傅作义为人做事一向从容，这种失态的确非比寻常。其实，自从35军被全歼后，傅作义的部下就不断地看到他“自批其颊”，邓宝珊明白傅作义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崔月犁抓住机会对邓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邓表示要竭力劝说傅作义。

  在崔月犁与邓两次见面后，傅作义与邓宝珊慎重研究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各种问题，才下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和谈的决心。终于由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最终与解放军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当时，《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说：《邓宝珊将军》——北平和谈的钥匙，认为只有邓宝珊这把钥匙能开傅作义这把锁，这个评价的确是十分准确的。

  傅作义军政集团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马占山也是不能忽视的。马占山是东北抗战名将。抗战时他与傅作义、邓宝珊结成金兰兄弟，是他们三人中的年长者。马占山一生颇多坎坷，政治阅历丰富。抗战时期，因打猎时右手负伤，正好途经延安，毛泽东派最好的医生对他精心照料。养伤期间，毛泽东探望马占山时曾风趣地说：“养好伤你就早走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你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做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抗战胜利后，马占山的部队归傅作义统一指挥，他自己因病长期住在北平。对和平解放北平，他的态度非常鲜明。马占山对傅作义说：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远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一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做一个历史罪人。

  在抉择和平的时期，傅作义的顾虑是多方面的。阎锡山是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不仅他是傅作义的同乡，更是他多年的上司，傅作义对他既敬且畏，就是担任华北“剿总”司令时，按说华北地盘上的一切军政大权尽在其囊中，但他仍把山西划出来，认为不敢领导老上级。阎锡山是顽固的反共派。为了消灭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留用大量日本顾问以为所用，他的做法引起了傅作义的强烈不满。1949年7月14日，傅作义给毛泽东发电报，谈到和平解放的动机时说：“去年阎锡山曾告我，必须利用日本的力量，才能阻止共军的前进，并且先组织日本军人的华北空军义勇队，即可确保华北。这段话对我刺激最大，也可说是加强北平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试想：反动派如果再把日本强盗引进来，我们流血牺牲的抗日战争是为了什么？绥远部队抗日最早，且未取得蒋阎同意，自动袭击百灵庙，成功后把荣誉归之政府，才得到蒋阎的承认。”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蒋介石是默许的，傅作义对这一点绝不认同。

  国民党集团的重要人物李济深、白崇禧也都先后发来电报，希望傅作义早发和平通电，尽管他们的目的是逼迫蒋介石下台，但国民党军政集团分崩离析、离心离德的现状，都对傅作义下定和平解放的最后决心产生了重要影响。傅作义既无法在军事上与解放军抗衡，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又十分失望，走上和平之路就成为他最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