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西裱褙胡同

  位于西裱褙胡同23号的于谦祠，是胡同原址惟一的文化遗存

  于谦祠位于西裱褙胡同23号，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西裱褙胡同原址惟一的文化遗存。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宣德五年（1430年）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英宗朱祁镇七岁多登上皇位，由于宠信宦官，致使宦官势力膨胀，天下不安。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吃紧，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率部进犯大同，英宗下诏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忙出征，在山西土木堡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但无人敢言战字，更有人倡议南逃，迁都南京。这时，于谦挺身而出，坚决主张以战退敌，得到朱祁钰的支持，于是领命抗击瓦剌。十月，瓦剌挟英宗进犯京师。于谦率领官兵二十二万，奋战五天五夜，击退瓦剌军，“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瓦剌也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俘虏了一年的英宗送回北京。景泰皇帝尊其哥哥为太上皇，入居南宫，实际上是软禁起来。景泰八年，英宗暗中勾结石亨、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了“夺门之变”而二次即位，且以“谋反”的罪名将于谦杀害。但在官府籍没于谦家产时，并未发现其任何“谋反”的证据和值钱的物品，只有一些书籍、战册以及景帝所赐的衣物、宝剑等。

  英宗死后，宪宗即位。于谦长子于冕遇赦回京，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准许为于谦平反，将裱褙胡同内的于谦故居辟为“忠节祠”。宪宗皇帝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之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特诏追认复官。万历十八年（1590年）改谥“忠肃”，在祠中立于谦塑像。

  清军入关后，明朝亡，于谦祠废。光绪年间重建于谦祠，东院内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为魁星阁，挂有“热血千秋”的匾额。1890年，义和团曾在祠内设立神坛。“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咏石灰》诗，也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现在，从东单到北京站口的长安街路边高楼林立，但在西裱褙胡同23号的旧址上，重新修葺的于谦祠已基本完工。于谦祠坐北朝南，朱红的大门直对着二层的奎光楼。在左边的正院，由过堂与二进院相连，最后一排是五间的正房。院内，粗大的枣树、柿子树依旧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梅兰芳造访齐如山，曾在裱褙胡同的齐家学种牵牛花

  电影《梅兰芳》的热映，使梅兰芳的经纪人齐如山为很多观众所知晓。齐如山（1877——1962）比梅兰芳年长17 岁，是中国近现代京剧史上卓有建树的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齐如山早年赴欧，对西方戏剧颇有研究。自1915年起，齐如山作为梅兰芳的专职编剧、导演、演出策划人，参与并见证了梅兰芳由一个青年旦角演员成长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京剧大师的全过程。齐如山1903年搬入裱褙胡同，直到1948年离开北平，在这条胡同生活了四十五年。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过自己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寇铁蹄下，“蜗居”在裱褙胡同里的日子：

  东单牌楼裱褙胡同舍下之房，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最东边一院，为客厅院，客厅为三间北屋，我就住在里边，把门一锁，到晚间无客来之时，方与家人相见。白天偶遇阴雨，客人来的当然少，也偶尔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换换空气，然仍嘱咐家中，倘有人叫门，必须先来告诉我，然后再开。如是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了八年之久，虽夜间也没有在大门口望过一次，这可以算一种很特别的生活。

  齐如山究竟住在裱褙胡同几号院，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梅兰芳肯定是他家的常客。据说有一年夏天，也就是梅先生二十二岁那年，一日，梅兰芳来齐如山家串门，一下子就被齐家院中的牵牛花迷住了。齐如山先生见梅兰芳对牵牛花如此有兴致，就向他聊开了此花的好处，说它娇艳妩媚，每天最早吹响破晓的小喇叭，是真正的勤劳使者。梅兰芳颇有感慨。他想，自己每日晨起练功，终日不辍，不正像牵牛花的精神吗？于是，他也在自己的家里种了很多牵牛花，而且种到了上百株，还培育出许多名贵品种。

  获得知识竞赛二等奖，初识西裱褙胡同34号

  不过，西裱褙胡同之所以能被人们所熟悉，还是因为位于胡同中间路南的一个大院，这就是门牌为34号的北京日报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偶然在当时的北京日报看到一个知识竞赛的活动。按照报上的要求，我依次把题目答完，寄出。没想到几个月后，真收到了北京日报社寄来的一封信，通知我获了奖，可以到报社去领奖。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龙潭湖附近，看到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东单西裱褙胡同，我蹬上自行车，就朝东单奔去，记得西裱褙胡同应该在东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我见胡同就钻了进去。可仔细一看胡同院门上的门牌，却发现上面写的是洋溢胡同。于是，忙向一位大爷打听，方知再往东走一点儿，有条南北走向的小岔路，往南一拐就是北京日报社了。

  34号的北京日报社坐南朝北，传达室的一位大爷告诉了我怎样前去领奖。我获得的二等奖是一张50元的购书票，拿此票可去王府井书店买50块钱的书。但我并没立即去书店购书，而是突然对这条胡同产生了兴趣。我蹬着自行车从西裱褙胡同的东头骑到西头，又从西头折回来。原来，在西裱褙胡同的北面还有两条胡同，除了洋溢胡同外，还有一条叫官帽胡同，北京日报社院门正对着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虽然呈S形，但可以直接通向东长安大街。在西裱褙胡同南侧，与其平行的叫麻线胡同，中间有侯位胡同和鲜鱼巷两条南北走向的胡同与之相连。

  其实，老北京的地名很多都是人们慢慢叫起来的，干什么的人多，那地方一般就叫什么名字，裱褙胡同也是如此。明清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都要到贡院赶考，而裱褙胡同正好在贡院的南边。当时，胡同内的裱糊店一家挨着一家，裱褙胡同遂因此得名。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长安街的拓宽，西裱褙胡同连同洋溢胡同和官帽胡同逐渐消失，都成了东长安街的宽阔马路。

  胡同的由来

  胡同简介

  胡同的由来

  胡同数量的变迁

  北京“胡同”二字的由来，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认为，胡同原是蒙古语的汉字表音，意为“水井”；有人说胡同是南方地区“弄”的音变；也有人认为“胡同”源于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胡洞”。“衚衕”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明代，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一书中，专门记述了明代北京五城33坊的名称、位置以及各个坊的街巷胡同。可见“衚衕”即“胡同”，不论叫法有何不同，它都是指北京的小街巷。

  胡同数量的变迁

  北京有句俗语：“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那么，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呢？据记载，元朝时是400多条，到了明代达1000多条，清代增至2000多条，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胡同超过3000条。到了1990年，胡同数量变为2200多条，2003年是1500余条，现在已不足100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