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与城禁制度

  钟鼓楼是坐落在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钟楼通高47.9米，上悬63吨的青铜报时钟（古称“更钟”、“禁钟”），与鼓楼24面鼓相合，用于报时，大钟主要是用于城禁管理，即日落后击钟，称“定更”，京城各城门闻钟声而关闭，实行宵禁；次日卯时击钟，开启城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钟声远闻，是老北京城的“声景观”。

  北京城垣在实用功能期的状况，与封建社会国力的兴衰密切相关。近日，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两件与清代修缮城垣政策有关的“硃批奏折”，前后对比可以反映出北京城垣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先看第一件奏折，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十二月，直隶总督高斌奏折称“前往京北京南一带察看应修理城垣，……臣查密云当古北要衝，现在坍缺多处，应行修理，石匣为雄关唇辅，应令整齐以壮观瞻，怀来为居庸屏翰，通张家口要路，均需修理。请将此三处列为要工，共估需工料银三万九千四百余两。其东安、永清、固安拟改土城，涿州、定兴、新城、雄县整旧加新，但较之密云等处工程尚可稍缓，请将此七处列为缓工，共估需工料银一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乾隆皇帝于当月二十五日“硃批”：“皆准兴修”。乾隆盛世，对可缓修的城垣，因处拱卫京师要地，虽耗费资财，也“皆准兴修”。

  另一件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十一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赵舒翘、工部官员英年奏《为遵查京师城垣各工分别情形轻重折》，前因顺天府丞何乃莹上奏章称“京师城垣诸多倾塌。……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具奏。奉上谕着派赵舒翘、英年再行详细勘估，分别工程轻重奏。”赵舒翘、英年亲自率领司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皇城内外城墙勘察完毕，并遵照上谕，在折中提出了兴修北京城垣政策：“一律兴修恐无从筹此巨款，当饬该司员等钦遵谕旨，分别极重、次重、较轻三项，缮具清单，较轻者只可置之不议，次重者亦可从缓，其情形最重者亟应量加修整统计工段尚有二百数十处之多，约略估算至少亦须实银二十万两，现值度支奇绌，国用浩繁，……疆吏乏点金之术，司农兴仰屋之嗟，臣等再四思维，只有于极重之中再行分别缓急之一法，……先尽皇城、次及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又次则各段城墙，俟修砌完竣后体察库储稍裕，再将次重各工酌量修葺。似此分别缓急，户部或可勉力支应。”

  清末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而国家“度支奇绌”、“疆吏乏点金之术，司农兴仰屋之嗟”。修城政策由乾隆时期的“皆准兴修”变成了光绪时期的“只有于极重之中再行分别缓急之一法”。在城垣尚具有很重要实用功能时期，由于国力不济，北京城垣损坏情形最重者也有二百多处，这一实际状况的发生时间，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一年多之前，列强尚未大举入侵，帝国的大厦就已经行将倾覆了。北京城垣在实用功能期的兴衰命运，恰恰验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条真理：“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