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蒙古骑兵

    从威震世界到溃不成军，八里桥之战不仅是蒙古骑兵凄婉的绝唱，更是整个游牧民族的面临的巨大危机。从这一刻开始，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不得不直面工业文明的挑战。

    1860年9月21日清晨，一场残酷的战斗在北京郊外八里桥上演，对阵双方是清朝军队和英法联军。

    清军主力是两万五千多名蒙古骑兵，其统帅是一年前指挥清军成功击退英法联军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而英法联军总兵力一万八千人，实际投入作战的是大约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统帅是六十四岁的老将孟托邦。

    一年前大沽保卫战的胜利让僧格林沁对这场大决战充满了期望，而在坦荡如砥的华北大平原上遭遇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孟托邦的心里也着实没底。然而，出乎双方指挥官的意料，战场上并没有出现“短兵相接”、“刀光剑影”的肉搏战，而是英法联军主宰下的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法军军官吉拉尔亲眼目睹了这支蒙古骑兵的覆灭，“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此役，僧格林沁统帅的数万蒙古铁骑仅有7人生还，而英法联军总共死亡12人，其中还包括自己人的误伤，以至于法国议员们讥笑这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

    虽然军事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僧格林沁在这场战役中的指挥失误，但是，超过1000：1的死亡比率，无论如何也不是僧格林沁个人的失败。从威震世界到溃不成军，八里桥之战与其说是蒙古骑兵凄婉的绝唱，倒不如说是游牧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悲怆开端。

失落的马背民族

    与当年法国议员们用“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来嘲弄僧格林沁统帅的蒙古骑兵不同，70多年后，另一位法国人——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却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自己的代表作《草原帝国》中提醒人们注意：“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自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来，仅仅才过了三个世纪。”

    游牧民族为什么能够统治欧亚大陆13个世纪？

    在勒内·格鲁塞看来，在冷兵器时代的古代社会，“马上的弓箭手们射出的利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作用一样。”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中，游牧民族往往占据着明显的军事优势。

    很显然，勒内·格鲁塞把这种军事优势集中到了弓箭上，但他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与草原帝国的支柱——马。道理很简单——弓箭固然强大，却并非牧人们独有。农耕民族历来就有使用弓箭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农耕民族就已经发明了比弓箭更精准、更强劲，也更有杀伤力的弩机。如果不是因为缺少战马，农耕民族也不用辛辛苦苦修筑长城来抵御游牧民族了。

    游牧民族1300多年的辉煌历史，无一例外的都建筑在他们强健的马背之上，而13世纪勃兴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则一直自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13世纪中叶，一位欧洲传教士在觐见蒙哥汗后记录下了蒙古骑兵的形象：“他们大头、小眼睛，肩膀出奇地宽，吃在马上，睡在马上，开会也在马上，他们大概有几个月没下马，皮革制的衣服已经腐烂并和皮肤粘连在一起。”很难想象，帮助他们征服世界的不是高大威猛的大宛马或阿拉伯马，而是个头小速度慢，其貌不扬的蒙古马。

    在今天看来，蒙古马恐怕是最劣等的马了。它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它们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最低，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蒙古马有超强的耐寒能力，不仅能刨食40厘米深雪下的牧草，而且能在零下50度的极低温下生存，因而被人们称赞是“最接近骆驼的马”。

    蒙古马不仅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而且还是蒙古人的食物来源。蒙古骑兵出征时往往带着大量的母马，随时为士兵们提供马奶。这就大大减轻了蒙古军队的后勤压力，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

    据《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记载，从长江北岸至保加利亚，部队集结时间不过两至三个月，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90至95公里。而它作战时的推进速度同样快得惊人：攻占北俄罗斯，用了2个月零5天，每天的平均速度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用时三个月，每天进攻速度为58到62公里。相比之下，二战后期，苏联红军在基本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从波兰的维瓦斯河直扑德国的奥得河，在20天里也只推进了500公里，每天只有25到30公里而已。而这此战役曾一度被视为现代战争中推进速度最快的战役。

    清代中后期，当满八旗和汉八旗在关内提笼架鸟，丧失战斗力的时候，蒙古骑兵则成了清王朝最倚重的军事力量。此起彼伏的内外战争中，满洲亲贵率领的八旗军队连遭败绩，而忠勇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和大沽口保卫战击退英法联军的“殊勋”，犹如一剂强心针，一度被满清贵族倚为“长城”和“柱石”。

    然而，时过境迁，当八里桥之战的对手已不再是手持兵刃的中世纪军队，而是装备着来复枪和西洋大炮的近代军队时，靠弓箭和马刀御敌的蒙古骑兵也只能接受惨败的现实。

    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草原上至少有一千万匹蒙古马自由驰骋。然而，八里桥惨败后，清政府对蒙古骑兵丧失了信心，以至于晚清数十年都不再向蒙古地区征兵。1934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内外蒙古交界的诺尔包曾经统计了一家蒙古牧民的牲畜，分别是“马2匹、牛27头、骆驼28匹、羊300多只”。很显然，马在蒙古人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
    八里桥战后，曾国藩、李鸿章引进洋枪洋炮编练的湘军和淮军正式取代蒙古骑兵，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军事支柱。

    但对于那些蒙古王公来说，这次惨败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蒙古王公们依然故我的享受着悠闲自在的贵族生活。因为年班晋京（清朝惯例，每年终了，内外蒙古的王公要分班循环进京上朝值班）或“入值当差”等原因，蒙古王公大多都曾在北京生活过。而满蒙联姻的祖制，使他们与满清贵族也多有姻亲关系，由此也习染了满清贵胄们奢靡腐烂的生活作风。

    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僧格林沁兵败八里桥时，同为内蒙古王公的喀喇沁右旗郡王色伯克多尔济正醉心于京剧，他在王府后花园建起了戏台，专门挑选蒙古子弟演戏，号称“弟子班儿”，终日演戏作乐。

    色伯克多尔济死后，新继位的旺都特那木济勒“子承父志”，耗费巨资购买行头，添置奇幕，延请文物角色教授昆曲、高腔、二黄等汉族戏剧。由于两代郡王都沉迷戏剧，优伶们恃宠而骄，横行无忌，最终在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五十寿宴上爆发了练军和优伶负气斗殴的恶性事件。

    耽于享乐的绝不仅仅是色伯克多尔济父子。早在1828年，伊克昭盟贝子桑斋旺亲就因挥霍无度，肆意加重赋役就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独贵龙”运动。而1853年到1869年间，土默特右旗贝子德勒克色楞也因同样的原因激起持续16年的“八枝箭”武装抵制斗争。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早已没有了祖先们跃马草原，弯弓射雕的英武神勇，更没有先辈横扫欧亚开辟万里疆土的壮志豪情。清王朝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严格限制了王公贵族的流动与扩张，而待遇优渥的扎萨克制度则销蚀了他们战天斗地的最后一丝豪情。

    相对于蒙古王公，遍布蒙古草原的喇嘛更可谓是死水一潭。直到清王朝灭亡十年以后，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仍然感受到了它那种“毫无价值”的存在。他在《库伦写真》中这样描述：

    蒙古牧民也过着一成不变的游牧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蒙古族居住区所看到的仍然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方式——既没有“保护和容纳牲畜的围栏，更不准备干草等冬储饲料，只是将牲畜放牧于旷野中，逐水草而移动”。其结果“即使在平常年份，冬季因为降雪也会失去二成至三成的羊群。”

    尽管如此，尚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的蒙古人，还是不愿放弃这种原始的游牧方式。因为，对于一个五口人的蒙古家庭，只要有“50只羊、8头牛、2匹马就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如果有了上百头牲畜，就可以任其自然繁殖，即使因为越冬或疾病死掉几成，一家人仍然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过，仍然有一些变化缓慢地出现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和南部边缘。这主要是因为自清朝中期开始，汉族移民的大举涌入。在蒙汉杂居地区，江上波夫看到：“在那里都为羊群和仔羊设立围栏或者土造的家畜圈舍，储备干草以作牲畜的冬储饲料。”他们与蒙古腹地最大的不同是，“将牲畜、毛皮等主要用于商品交换，而自家用的部分比较少，故他们的生产已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工业化的挑战

    与东南部的农垦不同，蒙古草原北部则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气息。

    在二十年代的蒙古草原上，库伦是最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1920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来到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他所看到的是“中世纪的一个遗迹，盖上了二十世纪文明的外饰：一个极端矛盾显然不合时宜的城邑。汽车和来自无人烟的戈壁大沙漠的骆驼队商相交错。神圣的喇嘛穿着火红的或黄色的宽袍和穿着黑长衫的牧师相并而行，棕黑色的蒙古女人戴着奇特的头巾瞠目注视最时样的俄国姐妹们。”

    其实早在1604年，俄罗斯人就开始涉足这片土地，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和蒙古地区之间仅仅是限于中俄边境的商贸往来，俄国对蒙古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俄罗斯看到了清政府的懦弱。刚刚完成农奴改革的俄罗斯亟欲在中国打开工业产品销售市场，于是利用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了比中国内地旅蒙商人优厚得多的贸易特权。

    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发现“乌里雅苏台周围地区的草原上至少已有四分之三的居民穿的都是俄国棉布做的衣服”，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彻底败给了俄国的工业制成品。

    1902年，清政府正式废止执行了250多年的蒙禁，开始大规模放垦蒙地并全面筹划蒙古改制，此时，沉睡了上百年的蒙古王公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大批蒙古王公上奏朝廷要求改革图强。其中改革最为积极成效最大的是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

    和沉迷戏剧的祖父、父亲不同，26岁继位的贡桑诺尔布对蒙古族的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积极推动喀喇沁右旗的各项现代化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贡桑诺尔布编练了新式军队，组建了警察队；创办了蒙古族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出版了蒙古族历史上第一份报纸；开通了自喀喇沁右旗到北京的电报线；并且开办了织造毡毯，制作染料、肥皂、蜡烛等日用品的综合性工厂，开设了百货商店，甚至筹划与外商合资开采本旗金银矿藏，后因清政府不予批准而落空。

    与此同时，其他蒙古王公也纷纷推行新政，一批新式学堂和工矿企业相继创办起来。也许假以时日，蒙古社会也会逐步实现现代化。不过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1904年，世界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开始通车。三年后，俄罗斯又在中国东北筑起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时隔几年，从北京到奉天（沈阳）的京奉铁路、从北京到归绥连接绥包铁路的平绥铁路相继开通，蒙古大草原被不断延伸的铁路网所包围。

    时隔20多年后，美国人拉铁摩尔在蒙古高原充分感受到了铁路对蒙古社会的巨大影响。他在《亚洲的内陆边疆》描述了铁路对蒙古社会的巨大影响：“铁道整个地使原有的粗浅和精深两种经济的天然平衡变形。从北方，铁路把俄国商人从它的侧面送进外蒙古，俄国移民也随之进入。”

    便捷的交通使外蒙古逐渐脱离清王朝的控制，最终沦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在蒙古草原东方和南方，“由铁道送进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比商人要多”，内蒙古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铁路的延伸和分割中，曾经完整的蒙古大草原不可避免地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俄罗斯的策动下外蒙古开始自治。而一度谋求蒙古独立的贡桑诺尔布放弃了蒙古独立的主张，内蒙古最终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