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出墙

    消逝的胡同 走在顺城街上，那成熟的红柿，像灯笼似提醒我，就在这棵树的下面，有一扇从不拒绝我的门。   
 
    我想起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西风斜阳，衰草枯树的前门以西，古城墙下，那只能算是半条路的顺城街了。

    记得1949年的秋天，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从火车站出来，就顺着城墙，一路往西，也许是暮色苍茫的缘故，那巍峨的城墙，似乎没有尽头似的。走啊走啊，也许是路灯黝暗，马路不甚平整的缘故，也许是人地生疏，既新鲜又好奇的缘故，光顾着看左手边的古城墙，右手边的小胡同，其实，就是前门、和平门、宣武门三站，竟走得腿酸脚痛。就这样，终于到了目的地原北大四院，那时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所在地。如今，国会街消失了，北大四院的旧址上，成为今天的新华社，而更早时期的名称——象来街，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名称——顺城街，也只能在老北京的城市地图上找到了。

    那时，隔着城墙，便是与前门火车站相毗邻的西货站。在半夜里，常有一列列货车从广安门开过来，然后，就有卸车的动静，就有空车相撞的声响，就有低沉短促的汽笛，从城墙那边传过来。那时，冬天是很冷的，而且，风也很大，从城墙下那条顺城街边胡同里钻出来的人，都用围脖和口罩把脸捂得严严的。夜里，街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胡同里，更是像打扫过一样清净。

    我记得头一次走进京城的小胡同，走进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和长有一棵柿树的居民院，是随一位同学去看望他的姨妈。那是京城最最普通的百姓人家，日子过得很紧巴，待人却是很热情。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只能吮吸而吃的冻柿子，那是院里树上结的，精心漤过，冻在窗台上，留给我们当冰激凌享受；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直冲脑顶的芥末堆儿，那是姨妈亲手做的，细心封在瓷缸里，存放在厢房，非等着我们去才端上桌。

    这一片居民区，大致方位在如今的供电局附近，那里曾经有着很多条又细窄，又短浅的小胡同。姨妈家的那一条胡同，尤其得短，属于此巷不通行一类的。长不过十数米，多不过十来户，一色矮趴趴的小院，一色吱嘎嘎的小门。不过，一到秋后，姨妈家那高出屋顶的柿树，便挂上数量不多的果实，走在顺城街上，那成熟的红柿，便像灯笼似地提醒我，就在这棵树的下面，有一扇从不拒绝我的门。

    后来，我好多年到深山老林里修铁路，劳动改造去了。每次，我从流放的外地回家来，只有那么一班慢车，而且总是在城市的末班车收了以后的深夜到达。通常是这样，我就背着行囊，顺着城墙，在昏黄的路灯下，摸进这条细小的“此巷不通行”的胡同，敲开这座小院的那并不严实的门。

    “姨妈！没车了，回不去郊区的家，只好来打扰您啦！”

    “那有什么？快放下行李，没关系的，您就在这儿委屈一宿吧！”

    其实姨妈知道我当时是一个类似囚犯的人，在那个岁月里，许多人的脸都对我绷紧的。但她捅开了煤球炉子，给我烧水，给我热吃的，一个劲地宽慰我：“没事的，不会有麻烦的，我们这儿街坊邻居，大家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第二天清晨，离开那小院、那胡同时，那些大概可算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蹬三轮的，烧锅炉的，或许还有在工厂里做工的，机关里做事的，都客客气气地招呼：“来看姨妈的吗？不多坐会儿？”我谢了他们，去赶早班车。

    “下回火车要晚点的话，你可别忘了到家来！”快走出那胡同了，姨妈还在身后叮嘱着。

    后来，先是填平了正阳门前那条护城河，不久，又扒了城墙，接着，拆了西站和铁路，顺城街和那条无名小胡同，就像血管暴露在体外，很快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姨妈也拆迁到了郊区，直到故去，也惦着那个无名小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和彼此间温馨友善的氛围。

    回想起来，我们以往的全部行为中，姑且不论其对或者错，有一点是最不可取的，在扬弃什么的时候，总是一古脑儿否定，连不应该否定的，甚至极可珍贵的东西，也当作垃圾给抛弃了。

    猛犸的庞大躯体埋存在西伯利亚荒原冰层下面，元大都的遗址，前几年才从西直门一个施工工地挖掘出来。它们所以被遗忘，被忽略，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在这个世界留下来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传统。我真心希望，也许有一天，胡同真的没了，但北京胡同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良善、和蔼、信任，还能留存在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话，也许比那些古旧的建筑物，对于中国要更有价值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