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有时就会回想过去的一些事。在大拐棒胡同北边，靠近大红罗厂的地方，有一条呈东西走向的小胡同叫警尔胡同。这条胡同很短，也就六七十米，但在这条胡同里，却有着令我铭刻一生的记忆。
从1927年我九岁时到北京，前后共住过七十年。虽然原籍远在南边的中山市乡下，和电影大明星阮玲玉是同村的，可我更像是“老北京”。
北京人住家都在胡同里，小时候我们家最初住在哪个胡同里，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入小学之前，我哥哥先用北京话教我识字。我从九岁时初来北京上学，到1936年上大学离开，再到1949年又回北京，都是住在胡同里。我父亲在铁路局工作，为了上班方便，搬过几次家。我记得我们家一直住在西城，在西四牌楼(那时四座大牌楼还在)附近住的时间最长。因为铁路局就在西四牌楼南边不远路西的羊肉胡同里面。我上小学时，曾在牌楼北路西第一条胡同里住过，那时叫礼路胡同；路西第二条胡同记得是叫帅府胡同，我上的铭贤小学就在这条胡同里。这两条胡同后来一个改名叫西四北头条，一个改名叫西四北二条。记得当时往北还有一条胡同叫报子胡同，即现在的西四北三条。那时人们对北京居民区曾有这样的评语：“东富西贵，南穷北贫”(后四个字记不准，大意如此)，因为东城居民里富人和外国侨民多，故称东富；官员多住在西城，故称西贵；体力劳动者多住在房租较低的南城；北城更偏僻，房租最贱，住户最贫。那时只有作为外国租界的东交民巷铺的是柏油(沥青)路，可能王府井大街也是。西城我只见报子胡同是铺柏油的，记得东北来的张作霖大帅进驻北京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其他街道，胡同全是土路。街上来往畜力拉的大车走过，压出一道道半尺多深的车辙。我那时骑自行车走在大街上，得特别小心，车轮陷进那些大车辙里就走不动了。平时尘土飞扬，春天风大，大量尘土飞起，遮人面目，老远对面看不见人。所以早年曾有人都说北京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
今日警尔胡同
原西安市场旧址上建起的胜利影院
1931年我上市立第三中学，学校位于西边与西四南北大街大体平行的一条大街上，在路西的一条胡同东口，那条胡同叫祖家街，但大街的名字记不清楚了，可能叫“沟沿”之类的名称。祖家街和沟沿大街路东靠南边的报子胡同斜对面。那时我们家搬到西四牌楼东边不远的大拐棒胡同1号，住在有两层的北房楼上，这是那时北京城西惟一的两层楼房，其实也就是一座较高的房子。楼上门前有一条过道，人从旁边楼梯上去，经过道可走到门前。楼下住户姓陈，和我父亲同事。楼下东厢房是我家厨房。在北京居住，一般都是胡同里的四合院平房，院子里多有树，常是枣树、梨树、石榴树或一种开花的树。我和同学逛北海公园，站在白塔脚下，俯视西城那一大片平房，我指给他看，说那里惟一高出的楼房就是我家。
我父亲在铁路局上班，我们家搬来搬去，主要是为他上下班离家近点儿、方便点儿。西四牌楼附近南边路东有个食品商店叫隆景和，牌楼底下靠东路南有个鲜鱼店，牌楼东边还有一片卖菜和日用品小摊子。大拐棒胡同在牌楼东边不远，一号就在胡同南口，门口向着牌楼。我父亲下班回家，顺路就能买到鱼肉蔬菜和常用的东西。在我家和牌楼之间有个“西安市场”，里面有各种小吃，各种曲艺和杂技表演等。据我所知，那时以广东和四川的小吃最出名。我从1927年上小学到1936年上大学离开北京之前的十年里，可以说小吃都吃遍了。因为西安市场离我家也就二三十米，我一早就要在那门口吃早点，喝碗豆浆或是杏仁茶，吃一套烧饼果子。早晨过后，市场里小吃就更多了：扒糕、凉粉、灌肠(淀粉制，煎熟浇蒜汁)、豆腐脑儿、炒肝儿、面茶、炸丸子、豆汁儿(用绿豆制粉丝后的副产品)，还有一种用猪油渣做的汤，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吃起来很解馋。我最爱吃的是羊双肠，是用羊肠衣塞进羊血煮熟吃的。有时会有熟羊胎，更好吃。讲究的有爆肚(念堵)儿，是牛羊肚儿在开水里煮一下很快取出来，蘸作料吃的。这个市场后来没有了，变成了胜利电影院等。
警尔胡同在大拐棒胡同北边，靠近大红罗厂的地方，呈东西走向，东接西黄城根北街，西通大拐棒胡同。我父亲同事的家，在那条胡同3号院里。
1935年12月，我上到高中二年级，正放寒假时，北京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们学校学生会在“学联”负有宣传任务，因为同学知道我会画“小人儿”，就要我画宣传画，我仿照《漫画》杂志画了几张，送到了“学联”。在一二·一六那天第二次游行时，我们学校的队伍走到宣武门内的石驸马大街时，遭到保安队镇压。他们挥刀乱砍，我腰脊挨了一刀，流了很多血，我怕感染，忙跑到警尔胡同3号我父亲同事家包扎伤口，至今伤痕仍在。石驸马大街早改了名字，警尔胡同的平房也消逝得一间不剩了，但70多年前的往事却历历在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