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释解,向为地名文化重要内容。北京街巷之得名,源流多端,其可诠释者固然不少,但名称源流不明之街巷也不在少数,其中北新桥、新街口与菜市口即属其例。三地均为交通要道口,商市繁盛,人员络绎,名称之显,在北京少有可比者,然在北京古代典籍之中,三名却只见收录而未有释说之词,延及今日,专记北京街巷之书依然如是,故北新桥之“新桥”,新街口之“新街”,菜市口之“菜市”始终好似迷雾,成为缺憾。正因如此,读史之余,每每对此颇为留意,今依其地望,或溯其史源,或察其地势,或从民间之俗,对三名加以释解。另外,在北京街巷中,以庙得名者颇多,然红庙与白庙、高庙与大庙以及鸭子庙之属,是为何庙?亦少见说者。其实诸庙之称均指关帝庙。
关于北新桥下之河,清图虽不见踪迹,但依四周地势与地物,同样可以寻觅。在清中期绘图之上,不仅北新桥清晰可见,在桥之东南,各图还清楚标有一水塘。而至清末,水塘同样不见了踪迹,说明与北新桥的消失时间大体一致。水塘虽无迹可寻了,但其周围的地名却留下了些许痕迹,在这一带的街巷胡同中,至今尚有板桥胡同、九道湾胡同、北沟沿胡同、船板胡同等地名。此外,九道湾胡同北侧还有一条石雀胡同,如将胡同得名解为石鸟,实不知所指,令人难以理解,恐非胡同名称之本源。“雀”字亦读为qiǎo(巧),与桥音同,所以这条胡同很有可能是石桥音转而成。如此推断不错,石雀(桥)胡同与板桥胡同、九道湾胡同、北沟沿胡同、船板胡同等地名的形成都应与这个水塘有关。水塘在北新桥东南,所以北新桥下的河道应是一条自西北而东南,与水塘相连的小沟渠。 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一部专记北京街巷之书,书内张爵将北京之街巷依方位顺序排列,一一收录,但于北新桥一带该书并未收北新桥之名,相反却有绒家务角头和板桥等名称,由于北新桥在明代典籍中均不经见,说明其出现的时间乃属清代之事。由此推知,明代,北新桥一带泛称绒家务角头,其地本无桥,只有水塘之西北,即今板桥胡同一带有一座板桥。 明代既然只有板桥而无北新桥,而板桥又距北新桥东南不远,继而推断,明代的东直门内大街可能并不完全直向正东正西,当大街西行至北新桥一带之后,因遇沟渠相阻,遂向南绕了一个弯弧,即经板桥而西,再北与交道口大街相接。东直门内大街是北京城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大道,这条弯路实不便交通,推断清时遂在北新桥一带沟渠上兴建了一座新桥,东直门内大街由是成为东西直向大道,来往大为便捷。因新建之桥在明板桥之北,且比板桥晚出,故被称为北新桥。
元大都建成之后,积水潭位于大都西半城中部,面积远比今积水潭为大。西直门元代称和义门,西直门内大街就是元代的和义门内大街,而新街口北不远即是积水潭,所以人们出进和义门,至新街口后皆南往而行,新街口而北并无正式道路,推测至多有土道与积水潭岸边相通而已。 我国古代城市,依礼治思想划为三个等级,城市规模、建筑高度均按等退减,各城等级亦不可随意僭越,其中都城等级最高。明初,徐达攻占大都后,因朱元璋已定都南京,大都失去了都城地位,故立即采取缩城措施,将大都北垣南移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重建,以削降大都等级,捋顺封建社会的上下等级关系。同时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改造后的北京城面积大为削减,积水潭西北部也被划割至北墙之外。入明后,积水潭面积逐渐萎缩,由新街口直北已不是积水潭水面,而成为北城墙,由是新街口之北人口增加,形成新的街巷,元代新街口北行之土道遂辟建为街。 新街口就是新街之道口。明代,关于新街口新辟之道有两条记载,一是沈榜《宛署杂记》卷五所称新开道街,一是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西城》所记新开路。这两条街到底是一条街还是两条街?依《宛署杂记》所收街巷的排列顺序,新开道街所指当是今新街口北街,即明代新街口向北所开之新路;而新开路《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所记是:“新街路北,红桥儿北,西直门街北”。这里的“北”字并非街名,其意为坊之界限,即三街之北为另一个坊的街道。根据三街排列顺序,今西直门内大街明代应分为两段,赵登禹路以西称西直门大街,赵登禹路北口附近称红桥,路口以东称新开路。然此段道路实非明代所开,早在元代即已成为西直门内大街的一部分,所以明代称之新开路,可能在辟筑新街口向北之路时,顺便也将此段道路进行了翻筑,由是而名。新街口正处两条新街相交之路口,以新街口相称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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