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因而影响、制约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文化源流不可能是单一的文化因素，应该是多元的，来自各方的文化影响，即除了礼制思想、天象与风水观念之外，古人的宇宙观、古代的政治制度、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与审美观等因素，对古代城市规划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呈现出多种文化要素集合的特点，而这些文化要素都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精粹所在，我国古代都城及其他城市就是在这些文化要素的影响与左右之下产生与发展的。
井田制是我国商周时期所实行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出于商而盛于周，至战国时解体崩溃。从甲骨文上看，商代的耕地被划分为整整齐齐的方格状，因土地中间有小路与沟洫，这些小路与沟洫纵横相交而成为井字形，所以被称为“井田”。关于井田的基本情况，《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由上可知，商周时井田制中的一井田共分九部分，中间为公田，周围的田地由八家劳动者分别耕种，每家百亩，公田亦百亩，总共为九百亩，这就是井田的大致情况。
井田制中的一井田就是一个单位，因井田中的每部分都为百亩，所占面积相等，所以从地形上看，一井田正好构成一个正方形，这种形制与《考工记》营国制度中的王城“方九里”具有同等的理念。朱熹在《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中说：“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可见井田与天圆地方的观念也完全相符，井田之所以为方形皆合于地方之观念。
井田之中为公田，属奴隶主所有，劳动者所耕之田处在周围。公田居中说明其地位高于周围之田，反映的是古人的择中观念。周代立都建国所遵循的原则是“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审分览·知度》。古人之所以择中立国、择中立宫，除了具有“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白虎通义》卷三）的目的之外，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对“中”位的高度重视。古人认为，中央之地属至尊之位，最为显赫，所以这块至尊之位自当为王者所占用。而井田中的公田同样居于中位，两者应出于同一理念，这里不难看出井田制对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周代所畅行的城市礼制制度是王城、诸侯城与采邑三个等级。虽然《考工记》对诸侯城与采邑的规划没有具体的记述，但对三种城市之间的等级差别却提出了划分的基本原则，即以王城为准，诸侯城与采邑的规模及各项建设等级，依次递减。如经涂与纬涂的宽度，王城九轨，诸侯城七轨，采邑五轨。城隅高度，王城九雉，诸侯城七雉，采邑五雉，不同的城市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等级递减制度，王城既然是“旁三门”，城内有横向、竖向主干道各三条；诸侯城每侧城墙就应是二门，城内有横向、竖向主干道各两条；采邑应是一门，城内有横竖向主干道各一条。一井田中间正好有横向、竖向两条道路或沟洫，类同于诸侯城中横竖向道路，其形制与诸侯城相同，所缺少的只是四周没有围墙而已。秦之后，我国的城市规模大体上仍执行三等级制，即都城、府城与县城。在这三个等级的城市中，府城每侧城垣一般都设二门，城中有横向与竖向道路各两条，这种形制显然与诸侯城是一脉相承的，而从诸侯城与府城的规划形制中不难看出与井田制之间的关系。
方形是我们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种图形，它那整齐化一的形状虽给人以规矩、整齐、稳重、端庄之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方形又是一种缺乏想象，一成不变的图形，这种缺乏变化的图形又常使人感到呆板而乏味。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形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形组合，而北京则是这种方形组合规划形制的典型代表，所以方形的特性也给我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影响。这些方形的城市既有规整、稳重、大气的一面，同时也有形式雷同、缺少新意与变化的一面。
以方形建城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建城方形即已成为形制的基本图形。如江苏连云港史前藤花落古城，不仅分为内外两重，而且都采用方形形制，只不过内城采取的是正方形，外城采取的是长方形而已，可见方形作为城市的主要形制最少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以后我国兴建的城市，无论是城市的规模大小，等级高低，北方城市还是南方城市，采用最多的形制仍然是方形，如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唐长安城、宋东京（开封）城采取的都是方形形制。有的城市如齐临淄故城，山西新绛城，宋平江（苏州）城等，虽然呈现为不太规则的平面布局，但细加分析就会看出，这些不太规则的规划形制也不脱方形窠臼，所谓的不规则实际上都是在方形形制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加以变形改造而已，可以说方形是我国古代城市所采用的最多、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图形。
北京地区建城最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现已发现北京地区的最古老城市是位于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古燕都遗址。从该遗址中发现的城墙遗迹看，古城的北城墙全长829米，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保留下来的长度约300米，东西两面城墙的南半段与南墙因历史久远，受到了严重破坏已无法寻找。在东西北三面城墙之外，还发现有2米多深的护城河沟。据此判断，琉璃河董家林古燕都亦当为一座方形或长方形形制的古城。北京城的前身古蓟城由于至今尚未找到它的遗址，所以其形制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按常例采用方形形制的可能性极大。而东汉以后的北京城肯定的说采用的形制都是方形。无论是唐幽州城、辽南京与金中都，还是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采取的全部是方形形制。不仅如此，皇城、宫城的形制也是方形。其实在方形的北京城内，划分区域的坊是方形，四合院的布局是方形，就连人们居住的房屋同样是方形。北京的街道大多正南正北，横平竖直，非常规整，这些横平竖直的街道相互交叉，把北京分割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方形，可以说北京城就是一个方形的世界，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从微观方面看北京，北京城都是无数方形的组合。
古代建城人们之所以钟爱方形，不仅在于方形便于测量，施工简便，更重要的是由方形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内涵。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方与正是连带一起的，方即意味着正，正就是肯定，孔子“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说得就是孔子饮酒时坐的席不正不坐。席不正看似为小事，而在当时却被认为正席乃“礼之正也”，因此席不正不能坐。孔子在和子张的一次问答中又提出“君子正其衣冠”（《孔子·尧曰》），并把其作为从政的注意事项之一。可见“正”代表的是正直、正派与公正，表现的是一种情操和美德。正因为如此，辩方正位，中庸之道，左右适中，不偏不倚一直被看作处事的基本准则。为人提倡的是正派，正直，做事要光明、坦荡、正大，要行的正，站得稳，座有座姿，站有站姿等等，其所表达的是做人堂堂正正、办事规规矩矩的精神。
《考工记》对我国古代都城建设提出来的规划方案，完全满足了“辩方正位”的要求。根据《考工记》的规定，无论是都城、侯国还是采邑，采取的都是正方形形制，而在都城的中心部位就是宫城即帝王的宸居之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设计思想与手法无一不是取自于《考工记》，不仅如此，宫城与皇城的形制设计同样也来自于《考工记》，全部都是方形，其出发点就是作为国家的都城，其形制要规整、严谨、大度、气派。
当然《考工记》的设计只是一种按照礼制制度所提出的理想方案，在立都建城的现实过程中，因地理环境与社会因素等影响，不可能绝对严格按照《考工记》的方案建造都城，事实上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都或多或少的对《考工记》制定的方案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元大都是公认的体现《考工记》规划思想最彻底的一座城市，但即便如此，元大都也有多处与《考工记》不相合的地方。如《考工记》对都城形制制定的方案是正方形，而元大都的形制却是南北略长的长方形；《考工记》规定每侧城垣有三门，而元大都北墙只有两门；另外，皇城与宫城的位置也没有占据大都城的中心部位，而是偏向于南。元大都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与《考工记》不合之处，或出于地理因素，或出于理念认识，总之都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通变的结果。明清北京城采取的是“凸”字形形制，与《考工记》的设想也有很大区别，采纳这种形制并非事先人为设定，而是施工过程中因国家财力不继，中途辍工调整设计方案所致。
我国古代都城采取方形形制除了和《考工记》的礼制思想有关之外，和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也有关。华夏民族向以宽宏、含蓄、大度自居，主张仁者爱人。在治理国家上，这种性格讲究的是“仁政”、“礼制”与“无为”，王道欲治天下，就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以礼才能使人知耻归心。关于如何做人，孟子曾说做人要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四端说的就是做人要有同情、容让、仁爱之心，要是非分明，知耻明礼，“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一生遵循的准则。正因为主张为人要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办事要左右逢源，平平稳稳，因此都城选择方形就最能体现这种性格。
另一方面中国人一向以天下之中自居，认为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心，因而也是最文明、最开化、最进步的民族，四方乃夷蛮戎狄之地，属荒蛮之人，所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又养成了浓厚的保守性格，虽然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曾创造出一系列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但这种保守性格往往也会限制华夏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特别是到了近代社会之后，在西方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之际，我们的先人却常常满足于现状而缺乏发展的眼光，结果使我国饱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凌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我国古代城市，无论是宫城、皇城还是大城，都具有高大的城墙，这堵墙虽然对保护城市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又限制了人们的相互交往，加重了封闭状态，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高大的城墙就是这种内向，保守性格的体现。北京的四合院同样如是，四周不仅有围墙环绕，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天地，甚至还要大门紧闭，不仅如此，在大门之内还要增建一道影壁，以此阻止内外相视，使内外视线严加隔绝，这种建筑布局同样也是保守、内向性格的一种反映。
古代北京城的规划，无论是辽南京与金中都，还是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都有一条纵向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自南而北穿过全城的中部，成为纵贯全城的一条脊索。以中轴线作为城市规划布局的主线不仅是北京城，我国其他地方的城市大多也都如是，如曹魏时期的邺城、唐长安城、宋东京汴梁城等都是。其实以中轴线作为建筑布局主线的手法几乎涉及我国大部分人工建筑，如北京城的内城、外城、皇城与宫城，都有各自的中轴线，只不过这些中轴线有的相互重叠，有的不相互重叠而矣。辽南京与金中都的宫城由于偏于西南，所以皇城、宫城的中轴线与大城的中轴线是不相重合的两条线，而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因宫城、内城与外城以同一条中轴线规划建设，所以是一条重叠的中轴线。由于中轴线占据了全城最显赫的位置，中轴线沿线及两侧也就成为全城的核心区域，重要建筑物一般都分布在中轴线上，这些建筑的体量、高度也要超过其他建筑。
以中轴线作为规划布局的主线，在北京的群体建筑与单体建筑中也很常见，如园林、王府、会馆、寺庙以及规模较大的四合院建筑组群大多都以中轴线为规划主线。如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就是清王府中极富特色的一个，王府分府邸与花园两部分，其中府邸部分即分东、中、西三路，中路就是中轴线所经之地，正门、二门、正殿及东西配殿、后殿及中西配殿都分布在中轴线上或中轴线的两侧。寺庙也多采用此种布局手法，白云观是北京的著名道观，观内建筑也分东、中、西三路，主要殿堂同样自南而北贯穿在中轴线上。即使是四合院中的个体建筑同样也都有中轴线。我国古代实行的是等级制度，房屋住宅的规模大小、房间间数以及台阶数目、建筑装饰等都有严格规定。四合院正房与厢房的房间数多采用奇数，民宅中正房间数多为三间或五间，超过五间者只有王府和宫廷建筑有权享用，而中间的明间就是中轴线通过的房间。
古人极重方位，其中“南”更是受到了人们的特殊关照，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中，南向为尊早已成为人们最基本的观念。《易·说卦》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所以古代的皇帝都是“南面称孤”（《庄子·盗跖》），即座北面南听政。同样原因，皇帝的朝殿，各级官府衙门，全部座北朝南而立，无论是宫城、皇城与大城，南墙的中门都被称为正门。这种面南的观念在四合院中也被广泛使用，四合院中的正房同样面南而建。
我国的建筑朝向之所以面南，最初只与地理因素有关。我国地处北半球，属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面向朝南的房屋，冬季不仅可以将西北风挡在屋后，而且还可以使屋内得到更充足的阳光照射；当夏季来临的时候，阳光北移，很少照到屋内，使屋内明亮而凉爽，所以面向朝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房居住最为舒适。然而随着商周宗法制度的逐步确立，宗法礼制便与建筑思想逐步结合起来，并成为古代建城最重要的宗法礼制制度。皇帝既然为一国之君，南向也就成为宫廷建筑的首选方位，以满足“南面称孤”的需要，而宫城南侧正对的街道也即成为全城最显赫的大街。
“中”是古人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古人崇尚的是中正，在一般情况下，古人认为“中”或“中正”才是事物的最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礼记·中庸》），指的就是这种最佳状态。所以古代王者为治理国家也要居中而治。《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古代的王者选择天下之中建立国都，都城正中建立宫廷，而宫廷的正中建立祖庙。可见“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就是不偏不倚，中就是公允中正。《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这里“中”被中国人视为世界之根本，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古代建都，宫城必居于大城的中部，其意即源于此。其实我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其含义也与此有关。华夏民族步入文明社会之后，最初建国立邦主要在黄河流域，于是这一区域便被视为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地”，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周边各地则谓之“四方”、“四夷”。扬雄即曾说：“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法言》卷四）这就是中国一词的来历。
由于我国古人具有强烈的“择中”观念，所以在中式建筑中，丈量放线必先“取中”，而“取中”也成为中式建筑最基本的手法。中轴线的出现也是这种“择中”观念的产物，正是居于这种“择中”观念，皇帝的宫城要占据全城最显著的中部位置，重要的建筑也要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这种建筑布局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明清北京城。宏大巍峨的宫城不仅占据了北京内城的中部，在贯穿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还分布着一系列高大建筑物，因而使全城的规划主题更加突出。这些建筑自南而北有永定门、前门箭楼、前门门楼、大明门（清代改为大清门）、天安门（明代称承天门）、端门、午门，进入紫禁城后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出紫禁城神武门（明代称玄武门）向北就是景山，再北即为鼓楼与钟楼。这条中轴线全长八公里，中轴线上分布的主体建筑高低起伏不一，最终于景山达到全城的最高点，这种建筑高度的起伏，不仅使全城的规划主题得到了充分显示，也使北京城更加生动。因明清北京城的内城与外城为同一中轴线，纵贯全城，从而使内外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浑为一体的感觉，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效果。
都城的兴建以中轴线为规划主线，与我国古代所尊崇的中庸之道也有关系。中庸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主张，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可见儒家所提倡的中庸实际上是一种至高至上的道德修养境界。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自然有度的界限，超过或达不到这个“度”都不可取，只有做到中庸才是至善至美。按照儒家所提出的这种理想人格境界的要求，做任何事物讲究的应该是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追求的应该是恰倒好处，虽到位而不过分，而中轴线恰恰体现的就是上述这种精神。
中和也是古人追求的重要目标，《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所以中和是古人处理事物特别是处理政事的重要方法。因而为达到中和之目的，就要“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礼记·中庸》），不偏不倚就意味着公正无私，公允正直，这正是中国文化美德之所在。中轴线的设立体现的恰恰就是古人的中和观。故宫养心殿的前殿正中置宝座屏风，上面的扁额书有“中正仁和”四字，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
此外，中轴线的使用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华夏民族比较注重左右对称，讲究四平八稳，规规矩炬，含蓄和谐，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把全城分为对等的东西两部分，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日坛与月坛等重要建筑都以中轴线为基线对称设置，天安门前的官府机构也以位于中轴线上的千步廊为界，分布在东西两侧，在我国的传统美术作品中，这种以对称和谐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比比皆是，成为我国美术发展的重要特色。中轴线的设置反映的正是这种对称的和谐美，因而也就容易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接受。此外华夏民族不喜张扬，重内里而轻外在，所以北京的建筑内蕴深藏，多为单层，外部皆取灰色色调，很少奢华。
轴线的运用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法。不同时期轴线的运用有不同的特点。辽南京是一个只有横向轴线而无纵向轴线的城市，由于南京城每侧城垣只有两座城门，且宫城的位置偏于西南，故全城只有纵向的拱辰门至开阳门、横向的安东门至清晋门两条街道贯通全城。其中拱辰门至开阳门之间的竖向道路由于过于偏东，所以这条线不能视为是辽南京的纵向中轴线。而安东门至清晋门之间的横向道路恰好位于宫城北门之外，大街的南侧有宫城，北侧为商贸市场，在全城是最显赫、最著名的一条大街，其他街道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虽然位置略微偏北，但所起的作用却有横向坐标的味道。
金中都扩建之后，宫城的位置发生转移，基本上已接近中部。东南西三面城垣也由二门改为三门，北墙改为四门，因而全城竖向的主要道路有三条，横向的主要道路有四条，其中通天门至丰宜门之间的道路基本上处于纵向中轴线的位置，可视为全城的纵向中轴线，而施仁门至彰义门之间的道路虽然是辽南京安东门至清晋门之间道路的延长线，但在辽南京扩大之后已偏向于北，因而失去了全城横向坐标的味道，而宣曜门至颢华门之间的道路却转移至中部地带，且横穿皇城与宫城，皇城与宫城的东门与西门都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样就使该条道路具有了横向轴线的性质。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金中都是纵向中轴线与横向中轴线并用的一座城市，在两条轴线的相交处就是宫城的所在地。
元大都是一座规划严谨的城市，它突出的是纵向中轴线在全城规划中所起的作用，横向轴线在元大都并不存在。明清北京城突出的仍然是竖向中轴线，内城同样没有横向轴线，但外城与内城不同，广渠门至广安门之间的大街，自东至西穿越外城，可以视为外城的横向坐标，但这条轴线远离北京城的核心地带，对于整个北京城的规划来说与纵向中轴线的作用根本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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