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物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期已有石雕制品不断出土。有汉一代，石刻勃兴，连绵不绝，从远古到明清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石景山区八宝山北面“ 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及残阙的出现，揭开了北京石刻文化的序幕。西晋“ 华芳墓志”的出土，反映了从“ 碑”至“ 志”的过渡形式：昌平县车儿营的“ 北魏太和造像等，代表了幽州地区早期佛教文化的发展，及至隋、唐，大量的石函、石经与选像等，从历史和艺术上都成为幽州地区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自辽建南京，金建中都起，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作为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中心，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刻石，如诰封、敕建、御笔、赞辞以及大量寺观、会馆刻石等，比比皆是。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显示着京师的时代与地域特点。大量明清时期有关传教士碑石，更增添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
在历史的长河中，魏晋以来，北京日益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交流的重要城市，其社会文化形态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体现在石刻文物上，则是一种兼收并蓄，气象万千的恢宏与博大。因此，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物不啻为一部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北京古来为首善之区，又以产石著称，刻石也随之兴起。皇家的陵寝、宫殿建筑、权贵的豪宅、城市的设施，都离不开石材。据载，唐代安禄山在范阳作节度使时，向唐玄宗及杨贵妃进贡的物品中曾有用北京所产白石制造的精美小石鱼和莲花等物，后来用装点陕西的华清池。比之略早的静琬法师在房山白带山云居寺开创的刻经事业，在那时已大规模开展。所以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的历史颇为长久，定型期较早。房山的大石窝，以盛产白石著称，昌平、延庆、顺义等地也都产石材。北京附近的河北曲阳，不仅产石，亦出工匠。这样就为都城的建筑、石刻等工程的用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也成为北京地区石刻种类繁多的先决条件之一。
北京地区石刻种类和内容涉及广泛。有石碑：按使用内容和性质分为墓碑（ 表）、功德碑、记事碑、题名碑、宗教碑、坛庙碑、祠寺碑、界碑、会馆碑、家谱碑、书法碑等。有刻石、摩崖，如门头沟“ 东魏武定刻石”、色树坟悬崖古道联山碑、房山三合庄摩崖等。有石经：房山云居寺大藏经石刻、孔庙十三经刻石。有出土的墓志、圹志、买地券等。其中有西晋《华芳墓志》、北齐《傅隆显墓志》、唐《任紫宸墓志》等这些早期石刻，又有数以千计的明清墓志；有佛道寺庙中的经幢、石浮屠、塔铭、题记、石门、石窗、石殿宇等，有坟陵建筑不可缺少的石牌坊、华表、石翁仲、石五供、石墓门、石享堂等另有常见的石桥、石栏、望柱、石狮、石虎、石羊等，还有遍布胡同里坊、街道，四合院中的门枕石、上马石、柱础、石鱼洗、建筑饰件、石牌匾等等。
北京地区的石刻分布，大的趋势是西边多于东边，北边多于南边，市内较郊区分布密集；郊区较城区年代更久远，这也是北京地区历史沿革的客观反映。
房山区是石刻文物最丰富的地区。云居寺石经确立了它的冠军宝座，现存的一万多块石经板，以及唐碑、唐塔、造像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及时。正是由于房山产石刻经、造碑、立石，它直接促进了京城西部石刻事业的发展壮大。于是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海淀等区也都以刻石丰富，种类繁多而著称，单只一个海淀区，主管部门征集到的出土墓志就有二百合左右。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北京的西郊不仅园林很多，而且更多的历朝历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宗教界僧众、信徒在此建修寺观精舍，借以参禅入定、讲经说法，或受戒传钵。信士众多，香火旺盛，则历代重建、增建之事必多，叙文刻石，以存永久。于是创建碑、重修碑、添建碑、宗派碑、捐资重建碑、香火碑、庙产四至碑、塔幢等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同样，园林及道路桥梁、城门、陵寝等建筑也都纷纷立石记事。
当然，城区内由于人烟凑集、建筑林立，则石刻从密度上说又应多于郊区。就是城内各区也多有其特点。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叫做“ 东富西贵，南穷北荒”。东、西二城有些近似，都是多权贵住宅，伴之以寺、庙、庵、观。但东边官署衙门较多，所以衙署碑要多一些。北城过去地旷人稀不必说。南城为穷文人、普通百姓、商人艺人、赶考举子聚集及暂栖地，所以除其他石刻外，会馆碑多是其特点。其他各区各县（ 房山除外）虽然有多有少不同，就其区域广狭与石刻数量来看，一般皆少于城区。
北京地区石刻的特点比较明显：
其一、在年代上源远流长，早期遗物不多，但很具代表性。如“ 东汉秦君神道石阙”、“ 石柱”、卢沟桥附近出土的汉代石人、西晋《华芳墓志》、“ 北魏太和造像”、隋唐时期的云居寺石经都是各时代石刻文化的精品。以致到了辽、金、元时期则更加丰富。
其二、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北京地处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中四代都为少数民族的政权，这些民族在统治期间、在与汉文化交融中留下了本民族鲜明的烙印，这在石刻文物上也有反映。从文字上有蒙、藏、满、八思巴文字、西夏文字、维吾尔文等，图饰造型中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格也十分鲜明。
其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中心，北京地区自辽以来存石甚多，种类丰富，带有明显的帝都痕迹，规制较大，造型装饰呈图案化、定型化；年代区分明显，等级分明。特别是明清时期，在石刻（ 尤其是石碑、石构建筑）上体现了京都气派，普通造型高大、用材讲究、刻工精细，而且篆额、书丹、撰文、立石还多为权贵、名人。比如，大兴县“ 德寿寺双碑”，为雍正御制、御书之碑，体型高大，鹤立众表，螭首龟趺，下带海墁，不仅阴、阳记事刻诗，碑侧也有文字，通高大约8 米。其他如昌平居庸关元代六体文刻石、云台券门雕刻、明十三陵神道御道明楼的碑刻、燕京八景四面碑、明《隆福寺碑》、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告成太学碑》、雍正《永通桥石道碑》、清普胜寺双卧碑等，无一不体现其恢宏的气势、皇家的气派。有些即便是个人墓表，诰封碑文、修桥补路、敕建重修寺庙之碑、民间碑刻等，也不例外。如清《伊桑阿墓碑》、明色树坟悬崖古道联山碑、《姚广孝碑》、戒台寺《了公禅师实行碑》、房山《常乐寺古迹自来塔碑》等，和北京以外其他地区相比，这个特点比较突出。
北京地区的石刻，在建筑规模和造型装饰上很有特点，即：等级分明，甚至不读碑文一看便可看出它是御制碑、王爷碑或是几品命官的功德碑；是寺庙建修碑、僧道碑还是民间百姓、山神小庙碑。例如，一看它有雕龙装饰，则可以肯定它与皇家的关系，或是御制，或是御撰，或这敕撰，或为诰封大臣，或为诰命夫人之碑。而且一般方首方座、螭首龟趺，两套相配，碑的高、厚、首、身、座的尺寸大小，都有一定的比例要求。王爷碑除螭首龟趺外，尚有海墁铺地，四角雕有鱼鳖虾蟹，海水翻腾。一些普通型碑，碑首、碑座、碑侧、碑框的浮雕纹饰体现了非常浓重的民俗特点，吉祥图案，寓意广泛。如二龙戏珠、海水江崖、五福寿崖、祥云、万字不到头、百子图、九莲花、爪瓞绵延、太平景象、松鹤延年、鹤鹿同春等。造碑立石虽然很有讲究，精雕细刻，但大都有形可依，有图可查，有谱可据。因而北京地区的石刻历史年代较易区分，相对求讲，时间跨度不大，各朝有各朝的特点。
北京历经原始社会、商周方国、北方重镇、王朝古都等几个历史时期，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与我们的推算，历史上北京地区石刻文物，其数量之多当在数万之巨。但由于代远年湮、时移世变，自然灾害、人世间的更替、战争、动乱等，石刻文物也屡建屡毁。像历史上《水经注》著录的戾陵遏的“ 刘靖碑”，实物早已不存。“ 云麾将军碑”也是经过辗转迁徒、毁坏、使无完形，以致被改为柱础。又比如，雍正时期的一座大型石桥，坐落在今丰台区卢沟桥乡南岗洼村，由于永定河古称为无定河，河流常改道，致使此桥为泥沙所淤，日久平作道路，难见天日，幸亏修京石高速公路时发现并发掘了它而加保护。特别是解决以来，人口迅速增长，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规模基建项目的上马，发现并且破坏了不少石刻文物。经过了“文革”，损失了大批各类文物，石刻自然也在其中。现代社会的城市建设与环境污染，更是一个无形的杀手。解决后这几十年的损毁更甚于古代几百年的自然损坏。
这样下来，我们从古代石刻史料文献的存目、存录去按图索骥，再以保存下来的文物实物来看，可以发现，北京地区早期（ 元及以前）的石刻几乎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即使是如此，北京地区各类石刻文物也还存2 万件左右。
石刻史料文献的记载，与石刻文物的实际有不尽符合之处。由于历史的变迁，由于史料的侧重点，有些石刻有著录有记载，但实物未保存下来，更有一些，有实物、今仍存的石刻，却未见著录。石刻史料文献大概有这样两条原则，即侧重记载时代较早的碑刻，着重著录御碑。自从《金石萃编》形成先例以来，各书所录石刻，往往起无所限，而止于元伐。也就是说，元以后的石刻在文献上很难查到，一般只在地方志、寺庙志、文集中还可略见一些。御碑包括御制、御书之碑，比如《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金石》等，都把此类碑刻作为重点收录。这个问题，一直到了国民时期。《北京市志稿·金石志》以后才逐渐得到了解决。《北京市志稿·金石志》打破了下止于元的界限，将下限延至清代；同时它根本就无御碑一目，而是将其分成八类“ 寺观金石”、“ 太学金石”、“ 故宫金石”、“ 廨署金石”等。再后来像《北平庙宇石刻目》、《北平金石目》、《北图拓片汇编》、《首图拓片目录》等；建国后有李华先生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汇编》及有关部分的专业文章、专业论文集等，也都按照新的体例成书，方便了后人的研究。
面对北京地区品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石刻文化遗产，如何去整理它、研究它、发掘它更深层次的内涵，把它保护好，使它发扬光大，不仅是我们专业部门、专业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特别是首都市民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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