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算是一个佐证。据统计，建得最早的是明永乐时期的江西南昌会馆；建得最晚的为1936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
会馆的功能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辞海》的解释：“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馆大体可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乃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设立试馆。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京举行科考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20多万人次。”“每逢考期，这些会馆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三年一次的考试，每科应试人数在六七千人，再加上随行的人员，数量可观。食宿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所以，试馆数量最大，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试馆的内房间一般较小，馆内清静，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已，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仪馆主要用于同乡旅京死亡停放灵柩之用，数量很少，一般建在城边比较偏僻的地方。
会馆的作用有很多，联络感情、举办团拜、解除危难、宴请做寿、婚丧嫁娶等等。各地的省、州（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会馆，也就有了大小不一。省馆有安徽、福建、河南等，州级的有华州、顺德等，县级的有中山等。
历史上，京城的南部会馆林立。据光绪十二年的《朝市从载》记，北京的会馆有384座。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这些会馆都分布在南城。除崇文区约有30多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了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170条街巷中建有会馆511处，其中明代33处，清代至民国初年478处。”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密集了这样多的会馆，堪称为全国之最。
会馆在宣南扎堆儿，有多方面原因。明代，内城，即现在的东、西城也有会馆。清代发生了变化，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住着皇族和八旗，汉人不得入住。这就把会馆推出了内城。东富西贵，崇文商人居多，而宣武则多为汉族的官宦，包括大学士纪晓岚这样的官员，也住在宣南。地理上，南城离考场———贡院较近。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文轻商，当然愿与官为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大多进京者经卢沟桥渡口，必经广安门进京。此外，大栅栏一带商铺林立，宣南书肆较多，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深厚。当然，文人住会馆不但节省食宿费，还方便读书交流做学问。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比较典型的如宣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这是省级会馆，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州县一级的会馆也有大小之别。大的会馆由十多个院子组成，如安徽的休宁会馆。小的会馆则仅有一座三合院，如江西吉安惜字会馆等。
表面上看，会馆都是一些破旧的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会馆实际上成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场所，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会馆有关。
宣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止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现在番禺会馆已作为龚自珍故居。
福州会馆原在福州馆街，为明万历年间叶向高私宅捐建。1813年林则徐初入京，官卑俸低，寄住贾家胡同莆阳会馆。当得知福建籍刑部尚书陈望坡辞官告归，捐出私宅建立福建新馆时，毅然将代人书折写文的笔润，全部捐出，用于新馆装修。得到闽籍旅京人士的称赞和响应，踊跃效仿捐助，促成新馆的建立。
宣武门外大街的歙县会馆，创建于明末，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原为商馆，清初改为试馆，这里曾居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王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过御史、侍郎等职。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上书主张实行货币改革，遭到皇帝的申斥，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歙县会馆度过的。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断扩建，到光绪三年（1876年）已发展成13个院落、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院内北房也被命名为“汗漫舫”。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走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的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他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中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梁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湖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十二年（1808），总面积达43000多平方米。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时增设戏楼。原是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自建成以来，每年于阴历正月公祭乡贤，举行团拜。两湖旅京人士云集馆中，不论贵贱，同聚一堂，杯酒联欢，并约著名京剧演员，在戏楼演出三日，霓裳同咏，盛况空前。这里还曾是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活动集会的主要场所。朝廷重臣纪晓岚、曾国藩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湖广会馆是北京著名的会馆之一。历史上还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该馆前部有戏台。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每年正月同乡团拜祭礼。还有一口据说只在子午时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后部分为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新文化运动的伟人旗手鲁迅1912年起住进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和极富战斗性的杂文以及许多翻译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旗手。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士集资所建。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曾居住于此，并曾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文人会馆也就逐渐衰落。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京市宣武区志》总结了会馆的意义：会馆文化的兴盛，正是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举子、官员、商人，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进北京。同时，又将京师文化传播到各地，促进了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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