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之所以和胡同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的许多街巷以“胡同” 冠名，并由此形成了老北京城市交通网络和民居相结合的北京特色。
关于“胡同” 的称源， 有多种说法，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 源于蒙古语，即“水井” 之意， 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 出现在元杂剧中。曹尔泗先生在其《北京胡同丛谈》中提到，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 之句(此处“胡同” 为简写， 原字为“行” 中加“胡” 和“行” 中加“同”)。另一具有神话色彩、表现男女爱情的李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之句。
胡同，是巷子。巷子里的民居基本单位是宅院； 宅院的形成， 同样有一个演化过程。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利用天然崖洞为居所。为了挡风遮雨、防御猛兽，他们经常将石块垒放在洞口；这垒石的洞穴，就是原始人的“宅院”。到了新石器时代， 在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里，原始人以土穴为居。他们遮风避雨的办法是利用木架和草泥，并由此形成了聚落。这些手工建造的居所，是那个时代的“宅院”。
“闾”，是城邑中居所的一个名称，最早见于文献的大概是在春秋时代。春秋时代，人们开始以夯土来建造城壁，同时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建造宫殿。此时，木架结构已经成为居住建筑物的主要结构方式，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邑开始出现。《墨子·卷十三》中记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 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墨子在楚都以守城器械战胜了公输盘的攻城器械之后，又告诉楚王他已经派自己的三百名弟子去帮宋守城，楚王只好放弃了攻宋的打算。墨子从楚国返回的时候，“子墨子归，过宋， 天雨， 庇其闾中， 守闾者不内也”。汉代的许慎在其《说文解字》称： “闾”，为“里门也”； 《周礼》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 二十五家相群为侣也。“比”， “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 (《说文解字》)。“比”，象二人紧挨而坐，当是五家紧密相临的一个小群体。“闾”， 应该是一个有25 户人家的民居群落单位。
在先秦典籍中， 已有“ 国家”、“邑里”、“关”、“市” 的记载。“市”，为集中做买卖—— 或以货易货，或以货币交易的场所。《易·系辞》载：神农时“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在我国最早的工程技术专著《周礼·考工记》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城的规划及宫室、门墙、道路的标准、尺度： “匠人营国，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途九轨， 面朝后市， 左祖右社..” 《说文解字》说： “市” 为“买卖之所也”， “市有垣”。这不仅标明了它的功能，还表明当时的“商业区” —— —“市” 是有围墙的。“社”，则说是“地主也”； 《春秋传》载： “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又说：“《周礼》载：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市有围垣，也说明当时的“市” 是定点，同时也是有开有关—— 定时的。
《墨子·卷三》中有“乡里” 之说， “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 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 “乡长者， 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 乡之百姓言曰， 闻善与不善者， 必以告国君。” 这就是说， 一国的基层单位为“里”， “里” 之上为“乡”， “乡” 之上为“国”。
东汉时代，砖石建筑有了较大发展：木构楼阁增多，斗拱大量使用在建筑物上。汉代的长安城有“九市”、“八街”、“九陌”之说，且“市楼皆重屋，又有旗亭令署里门弹室之设”。这是说长安城的规模很大，市面的民间房子有许多都是二层楼。当时的城内的“基层单位” 为挂着旗子、可以发好施令的“亭”， 其下的办事、管理机构为“里门” 或“里”。比之春秋时代， “里” 之上出现了“亭”。“亭”，为秦、汉时代的地方行政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汉沿秦制，县下设乡， 乡下为亭，亭十里，十亭为乡。亭置亭长， 负责社会治安、捕劾盗贼。汉高祖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前为“泗上亭长”，大概相当于后来的“保长”。亭长管束“十里”， 相当于后来辖制十甲。《说文解字》称： “亭” 为“民所安定也”， “亭有楼， 从高”； 又说“里”，为“居”。汉代有“市楼”，表明它的亭、里并不是封闭的。
“坊” 的出现， 应该在南北朝时代。《南齐书》中有“坊” 的记载： “.. 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南北朝时代城邑内的区划或“民居宅区” —— —“坊”，是筑起来的。这也是说“坊” 有围墙， 成封闭式； 坊开巷， 即坊中有巷道。以一家五人计，大的坊有居民两千人左右，小的坊内也是三百余人。《说文解字》称“坊” 为“邑里之名”。古“坊” 字为“防” 下加一个“土” 字，示意坊有土墙围起来。“巷”，则为“里中道，皆在邑中所共有”。“街” 在则是“四通道也”，比之“巷” 应该是更宽阔一些， 同时又是四通八达的。坊有围墙，自是也定时开放和关闭。民居群落以“坊”的形式出现在南北朝时代，应该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以“坊” 为群落，并且在“坊” 的周围筑围墙， 就使其有了防范、控制作用。“里坊”、“村坊”，为古代街市村里的统称。城中街市，应为“里坊”；乡村村里，应为“村坊”。
唐代建筑，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的高峰， 但依旧有“坊” 之制。其首都长安， 在宫城之外划为110 个坊。每坊都有名号， 且都有高大的围墙，墙的四面各开一门(皇城以南36 坊仅开东西二门)， 坊门定时开关。《唐六典》载，东都洛阳“郛郭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这是说103 坊中有3 市。晚唐阶段，城市山现了沿街设店之风，使昔日的封闭式的“里坊制” 开始有所变化，坊市分离的制度渐趋废弛。
宋代的建筑设计和施工多遵循“营造之法”， 实行“规格化”。其木、砖、石的建筑，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商业的发达，北宋时代，汴京(今河南开封) 的坊、市分离的定制开始瓦解，商业交易的场所和时间已不再受“市”的限制， 坊市合一，象征着坊市开始向街巷过渡。北宋时代的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坊市合一、街巷商业化的一个非常具象的反映。
与北宋基本同时的辽代，坊、市还处于分离阶段； 其南京(今北京)， 有26 坊，城北有“陆海百货，聚于其中” 的市(《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这表明辽代都城依旧有坊有市。辽之后的金代，燕京扩建为“中都”。中都虽然依旧有坊有市， 但封闭的坊市的定制己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金中都的坊市制已经开始向相对开放型的街巷制转化。
除了坊以外， 元大都已经出现了“火巷” 和“胡同”。“巷”，为街两旁较窄的街道。顾名思义， “火巷” 应该防火用的通道，当然也可以行人往来。元大都的缄内，依旧是按照《考工记》而设计的。大都内的街道，各有纵横九条；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地方(太庙)，其右是社稷坛；皇城前边的大殿用于朝事，皇城之后则为市贸的地方。这一建制，后来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天安门之左为太庙(今为劳动人民文化宫)， 其右有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紫禁城之后(北面) 的什刹海至鼓楼一带，昔日为繁华的货市。元大都城内皇城以外的南北走向的街为“经”，东西走向的街为“纬”。经、纬交织， 城区被划为50 块；这“块” 的地段，为“坊”。坊间的纵横的小街或巷子，为胡同。它的胡同，也有相应的定制：宽六步(一步为五尺，一尺合0.31 米， 五尺为1.55 米;六步相当于9.3 米) 为胡同，宽十二步(18.6 米) 为小街，宽二十四步(37.2 米) 为大街。《析津志》表明，元代有“火巷” 384 条，直称“胡同”的有29 条。
明代北京城， 是在元大都旧址上整理的。明城墙缩大都城北五里， 增建大内宫殿； 将南面城垣外拓二千七百丈， 周四十里；此后，又在城南建外罗城三面，周二十八里。由此，北京城分为四个层次，即：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 又以中轴线为准，划分东、西二县(大兴、宛平)。明代的官用建筑走向定型化、程式化；民间建筑广泛使用砖、瓦。明代的北京城， 依旧有“坊” 之称； 坊下有“牌”、“铺”、“胡同”。明内城有25 坊，外城有8 坊，共计33坊。明代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北京的街巷胡同为1170 条，其中直接称胡同的为459 条。
到了清代， “坊” 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地区概念。由于是地区概念，所以它的数量也大为减少。在《京师坊巷志稿》中，京师之内，只有10 坊，即：中城有“中西坊”、“中东坊”， 东城有“朝阳坊”、“崇南坊”，西城有“关外坊”、“宣南坊”，南城有“东南坊”、“正东坊”， 北城有“灵中坊”、“日南坊”。清代的八旗制和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坊、市制走向衰落。
我国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制式不仅仅决定建筑物的结构和样式，还联系着封建社会的政治、皇权和等级制度。《大清会典事例》有关台基的规定为： “公侯以下三品以上房屋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至土民房屋台阶高一尺。” 这些定制，决定了宅院及房屋的大小和高矮，也就决定了胡同的宽窄和长短。北京“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 依照定制，胡同与胡同之间的间距为五十步(77.5 米)；这间距，也是四合院宅基地的进深。四进院、五进院，其前门在胡同的路北，朝南开；其后门，在北而的另一条胡同的路南， 朝北开。较小的四合院，则是两座占此进深—— 即其中的一院的宅门朝南开，其北墙为后边院落的南墙，后边的院落的宅门则在其后的胡同内， 宅门朝北开。四合院的排列，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就是南北两列四合院的屋墙相连而形成的通道。不符合这些定制的四合院和胡同，则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的增多及其他事变等民间陆续修建的不规则建筑—— 四合院或三合院等等。
清代的《京师坊巷志稿》中，街巷胡同为2077 条，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 条。
到了民国时代， 北京(北平) 的地名除“白纸坊” 以外，已全部被街、巷、路、道、胡同所取代。据统计，当时的街巷胡同共计3200 余条。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北京的街巷胡同最多时高达6104 条， 直称胡同的有1316条。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高楼大厦的兴建和旧城区的改造。城市扩大了，但胡同却减少了。鉴于空间、采光等需要，现代住宅必须向空中发展， 楼与楼之间也必须留有间距； 那么，楼与楼的不连接和各自的独立性使得楼房或楼群不能形成连成一体的街巷和胡同。这样，昔时的那个由坊向胡同转向的历史潮流开始发生逆转—— 许多街巷胡同开始转化为“街区” 和“社区”；一些社区也建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围墙”， 形成了现代的“坊”。正像坊的衰亡一样，我们的胡同和四合院也在不可逆转地衰落。因此，保护老北京内城的胡同和四合院也就成为保护古都风貌的重要措施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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