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门外大街东侧有一座大牌楼，这是进入地坛的前导和标志，地坛的御道也由此开始。因为皇帝对地坛所祭祀的皇地祗称臣，所以御道不能从外坛直接通往内坛，而是在进入外坛门后向北，也就是从祭祀位置的下方绕一个弯，再从内坛北门进入，到达主体建筑方泽坛。
不光地坛，所有祭祀的御道都不正对着主体建筑，都要绕个一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这有助于空间的延深，表示与神祗对话要经过遥远的路程，与寺观前面完成从尘世到仙镜情绪过渡的长长的香道功能相似。
将地坛御道的起点、经过的两座坛门，三个折点再到终点连接起来，正好组成北斗星的形状。这应该是有意为之，理由是：
其一，古人将天文和地理并列，认为天文加地理就是自然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将地上区划和天上星空相匹配对应，叫做分野，古代方志也常以《分野》开篇。天文概念出现在地坛是有可能的。
其二，古人早已经将天象运用于宫殿和坛庙之中。古人以紫微垣比喻皇帝的居处，称皇宫为紫禁城。天坛内也有镇石七星石。北斗星形状出现在地坛是有可能的。
其三，地坛所祭祀的皇地祗也是道教所信奉的尊神，全称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是道教最高尊神三清四御中最后一位，掌管大地山河和生育，是最大的地神，也是道教神仙谱系中唯一的国家祀典中的神祗。建造地坛的嘉靖皇帝尊崇道教最甚，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修炼求长生成为他的精神支柱。道家观念出现在嘉靖朝建造的地坛更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嘉靖皇帝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在北郊另建地坛以祭地。建造地坛等郊坛，择地由掌管观察天象、推算历法的钦天监管。按照阴阳方位，地坛应建在都城北郊，从汉代开始历代天地分祀时都如此。京城没有正北门，之所以择地东面安定门外，其一东是上首，地坛是北郊最重要的建筑，应放在上首位置。其二京城九门的瓮城内各有一座小庙，八座关帝庙，唯安定门是真武庙。真武又叫玄武、神武，是道教所信奉的北方之神，历代都城或者宫城的北门多冠以此名。这座真武庙标志着安定门实际上被当成了京城正北门，地坛应建在安定门外也就顺理成章了。接下来就是以北斗星形状的御道为祭祀定位。排列成勺形的北斗星是最显著的天象之一，古人常常靠它辨认方向。皇帝祭祀地坛时，出真武大帝镇守的京城北门，沿着北斗星形状的御道，从斗柄位置进入，进外坛门之后，向北、向东、向南，在外坛拐了三道弯，进内坛北门，止于方泽坛北棂星门外。从内坛北门至方泽坛一段相当于北斗星勺边的两颗星，两个点连线所指的方泽坛自然就是北极了。明代方泽坛坛面中心九分之一处铺着含六六阴数的黄琉璃面砖，其外拼砌小砖。黄琉璃的坛面中心与传说中的圜丘坛天心石有异曲同工之妙。
各祭坛的形制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地坛来说，座南朝北的布局是象征“地为阴”，正方形的平面是象征“天圆地方”，主体建筑上的黄琉璃砖瓦是象征“地谓之黄”。安定门瓮城内的真武庙和北斗星形状的御道也是一种象征手法，钦天监用这些与天象有关的概念表现祭坛位置的神圣，象征方泽坛就是想象中的北极。古人将夏至叫做北至，北至之日在北极之地祭祀皇地祗，再恰当不过。
北京诸多祭坛，只有嘉靖九年所建的地坛、日坛、月坛建有通向大街的牌楼，并以牌楼作为御道的起点。日坛和月坛的御道形状相同、走向相反，都是牌楼通向侧面坛墙，在坛墙外折向祭祀所在的方向，进侧面的坛门，在侧面坛门与正面坛门交汇点再折向祭坛，成为W 形状。
嘉靖皇帝是以藩王继承皇位，即位初围绕礼制展开的一系列争论，焦点是如何确定嘉靖皇帝生父的尊号，史称“大礼议”，结果是嘉靖皇帝取胜。更定祀典发生在大礼议的过程之中，天地分祀，在京城四郊分建天地日月四郊坛就是嘉靖皇帝对礼制的改革。但是嘉靖皇帝对于繁文缛节的祭祀礼仪并不热衷，自嘉靖十年（1531年）首次亲祀皇地祗，以后又亲祀了3 次，嘉靖十八年（1539 年）以后的27 年间“竟不亲行”。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出现恢复合祀旧制之议。地坛再次引起注意是二百年以后的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根据古代典籍中有关地的理解和想象对皇祗室和方泽坛进行改建，将皇祗室的绿琉璃瓦顶改为黄琉璃瓦、方泽坛面的黄琉璃砖改为白色墁石，使象征意义更为明确。改建所依据的是《周易》、《周礼》、《考工记》等儒家经典。此次大规模改建也未涉及御道。乾隆皇帝年过六旬六以后，祭方泽改由内坛西门入，不再绕行北门，用乾隆之子嘉庆皇帝的话说“多行约二里许，未免纡远”。礼毕仍由西门还宫。
以往的权威著述讲述北京祭坛，最多说到嘉靖皇帝更定祀典，实行天地分祀，将天地坛改为圜丘，在北郊另建方丘；分析祭坛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比较注重于儒家经典的影响。如果通过深入研讨，弄清这条神道的真实意义，无疑会深化对于古代礼制建筑和嘉靖更定祀典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使我们读懂北京的祭坛、读懂明朝后期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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