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主要书市
根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的记载，北京书市大体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今毛主席纪念堂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焉。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也即大明门附近、考市、灯市、庙市。这些地方买卖图书相对较多，刻书则多在铁匠胡同和西河沿附近，《北京书肆记》中就提到：“有明一代，京师鬻书， 在旧刑部街之城隍庙、棋盘街、灯市三处： 刻书则在宣武门内之铁匠营与西河沿两处， 然皆不盛，盛在江南也。”
明代北京大明门左右， 是非常繁华的地带，有很多固定的书摊，所谓“居贾”即是。明代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说：“朝前市者，大明门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贾者也”，日日市，就是每天都有集市，郑士德认为“居贾”就是常年开门营业的“坐商”，可以视之为固定摊点。著名藏书家祁彪佳就经常逛这里的书摊，例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辛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长安街见丐者群聚以数十计，予停与散线，及至前门，与李子木观肆中书，归寓晚矣。”礼部门前也有书摊，例如，刘若愚在《酌中志》中也记录了一些此类卖书现象，“先年，张文简公曾得内阁所藏《册府元龟》一部，其后文简公卒于京邸，其仆即将此书于部前货卖， 令先翁识其为阁本也，赎而藏之于家”。此本《册府元龟》先是从内府出，后又经张文简公家人售卖，然后才被购买到，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辗转流传过程。
流动性书摊，主要有三种，即考市、灯市、庙市。
考市位于京师礼部即贡院门前。贡院起初比较窄小，明神宗万历年间重新修建，贡院面积长宽各160丈，四周修有围墙，内有举人应试的号舍4900间。明代三年举行一次会议，从各地来的举人会聚京师，每次应试举人达4000余人，他们需要大量的图书，这就成为书市发展的重要锲机，于是京城的书坊、书肆等设摊会集于此。每到会期，书商们“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这种书市是临时性的，持续大概一个多月，所卖之书多为士子所需。例如，黄裳所作《明代状元图考》的读书笔记中说：“《状元图考》，有明一代凡数刻，大抵坊肆所刊，售之考棚中。仕子每喜得之，以博佳兆，通俗书也。”
灯市在今东华门之东。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称，“元宵日结灯，货于东安门外，曰灯市。”到了夜晚灯火明亮，异彩纷呈，市民涌往此地。这正是销售图书的大好机会，北京城的书坊、书肆到此摆摊卖书。时间从正月初八日开始，十三日进入高潮，到十七日结束。虽然短暂，然而各种贸易很是红火，书籍亦较兴盛。在京士人，多有逛灯市购书者。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早入灯市中，购得陶氏两杂说，知足下雅欲观以累东郭君使者，此两书抄本，仆所睹，十余无一善，足下读之，疑误辄止乙其处。”
庙市很多，北京著名的庙市有城隍庙、隆福寺和护国寺等。每逢庙市，均有大量图书销售。然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城隍庙，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种商品齐集于此，故而规模很大。明人柳人曾说：“紫宫之西，贯索之南，爰建都市，合天众也月之市者三，凡朔、望及下午三日，布市籍者，络绎捆载，段段隆隆，万货川徙，充牣错峙”庙市西至庙，东到刑部街，长达三华里，有些外国人也在这里出售从本国来的商品。不仅有外国奇珍，而且有内府秘籍，《谈往》一书中《灯庙两市》条中说：“庙会乃为天下人备器物御繁华而设也.. 又外国奇珍，内府秘籍，扇墨笺香，幢盆钊剑，柴汝官哥，..目不易见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可见庙市的繁盛状况。庙市中的书市是很多书坊、书肆临时搭设的摊点，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许多读书人常到城隍庙购买图书，万历年间的张城父就在此买到的《说文解字韵谱》，卷后记录有：“万历乙未年（1595年）冬至日，得于北京城隍庙，价银十两，子孙其世宝之，张诚父藏书记。
对于明代北京的集市，《天府广记》有一段内市和外市的区分，“宫阙之制，前朝后市。在玄武门外，每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灯市自正月初旬起，至月半止，岁惟一举。每月逢朔望及二十五，则城隍庙市，每逢三则土地庙市，谓之外市，系士大夫庶民所用。若珍奇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可见外市才是士庶平民所去之所， 而内市尽萃奇珍异宝，非普通士民所能承受。尤为不同于灯市庙市的是，内市税课繁多，阻滞了它的规模扩大和发展，《燕都游览志》记载：“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则于东皇城之北有内市，然不及庙中之盛，诸门皆税课，而通于崇文一司。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囊穙骑驴，例须有课，车则记囊穙多寡以为算，至于菜茹入城，乡民亦于鬃边插钱二文， 以凭小内使经往摘取之，彼此不相问也。无论从市场贸易的内容，还是从它得以发展的各种条件来看，内市都无法与庙市相媲美，也不会有再扩大的可能性。
另外，书铺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书市。《萃雅楼》记载明嘉靖年间，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两个少年金促两、刘敏叔在西河沿开书铺，这里不同于上文所述大明门附近的书肆， 前者一般是前店后坊， 后者则是纯粹以卖书为业的书铺，而且这家书店经营有道，收贩的时节有三不买：“那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 又出脱的时节有三不卖：“那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
明代北京书市的盛衰演变
到了明朝末，年庙市还是比较有生气的，仍然有不少的士人前往购书。日本学者多田贞一对明代的庙会有一个相当简洁的描绘：“庙会的始祖是西城的城隍庙，于初一、十五、十十五日开三天。据《帝京景物略》，在绵亘数里间，书画、古董、珠宝、绫绵等类应有尽有，看热闹的有十分之六，买东西的有十分之三，参佛者只有十分之一。这是数百年前的事，其后有很大变迁”。明代隆福寺是相当不错的图书交易场所， 经历清代至民国也是很重要的图书流通之地， 近代藏书大家郑振铎就从隆福寺购买到不少图书。报国寺到了清朝初年就已经走向衰落，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记载“清初书市，移于城南广安门内慈仁寺，今名报国寺。《香祖笔记》云‘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云集，慈仁寺书摊只五六，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此即城南书有市之始。所称往时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则货源渐稀，秘本难得，可知慈仁寺书市在彼时已步入衰落之境矣”。《香祖笔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书市向城南迁移的示意图， 明朝书市的地理布局已经在发生变动， 到了清初开始聚集到了城南。
谢国桢先生说：“到了明末， 书市发展到前门处打磨厂、西河沿一带”。从谈迁的活动中可见一斑，“（谈迁）搜求秘书，各处庙会和前门外西河沿书肆，都是谈迁足迹常到之处。除浏览群书外， 他还从那里买了几部比较罕见的明人著作。西河沿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经有书肆，《觉世名言十二楼》卷六《萃雅楼》中描述道：“明嘉靖年间， 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个少年，一姓金字仲两，一姓刘字敏叔。两个人同学读书， 最相锲厚。只因把杂技分心，不肯专心举业，所以读不成功。到二十岁外，都出了学门，要做贸易之事。.. 就把三十六行的生意， 件件都想到， 没有几样中意的。只有书铺、香铺、花铺、古董铺四种个个说通，人人道好。就要兼并而为之。竟到西河沿上货了三间店面，打通了并做一间，中间开书铺，是金仲两掌管。左边开香铺，是权汝修掌管。右边开花铺， 又搭着古董， 是刘敏叔经营”。虽然西河沿并没有庙市、灯市、大明门等处书市繁荣兴盛， 但在明末却能成为重要的图书聚散中心。打磨厂同样在前门外，也有大量的书肆，例如，明末《西湖二话》的作者周清源，曾由杭州来到打磨厂，向书店推销他写的小说。清朝初年，书市又从打磨厂搬到广安门里抱国慈恩寺内，上文提过，兹不赘述。乾隆时，书市又由报国寺迁到琉璃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琉璃厂书市大发展时期是在清代，然而早在明代就有书肆，“琉璃厂早年规模较大之书店，首数老二酉，起自明代，至清末始歇业。
明代北京书市在图书流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很大，到了明末清初，灯市渐趋消亡，庙市则继续发展，在清朝则又形成了更为发展的图书流通市场琉璃厂书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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