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庆北部张山营镇西面北山之中，已开辟为游览胜地的“古崖居”，留下无数不解之谜。
当人们沿着进山公路前行时候，走过一段山间小路，会豁然领略到密布在山崖之上的石窟群。这些石窟为人工凿制而成，洞室散落分布在南、北、东三片沙砾花岗岩岩壁之上，有单室、二室、三室，洞与洞之间错落有致，据不完全统计达90多孔。继续沿着划定的路线走，在东坡的山崖之上也有洞窟布满山崖，也近30余孔，整个可参观的古崖居旅游景区，全部洞窟达120余个。这些石窟群有明显的如下特点：其一，布局适合居住。从遗存的痕迹和石窟内的布局看，有火坑、烟道、灯台、马槽，石窟外还有石碾；其二，全部为人工凿成。整个洞穴布局有明显的设计痕迹。进入石窟群，先见到的第一个洞穴，类似于现今大院落的传达室。进出这里的人必须从这里经过。在古崖居分布区内，这些石室有的左右相连，有的一室多门，随着岁月的流逝门已经看不到了，依稀可以看到门枢的柱槽；其三，石室群选择的位置环境独特，从山下无法看到石窟的任何踪迹，而石室群的前方曾经有河水流淌，山南是一片东西狭长的小平原。
古崖居的居民究竟是谁呢？
在对这些“石窟”的研究中，一直见解不一，既然这里已经开辟为京郊的重要旅游胜地，导游词是这样来表述的：“关于古崖居开凿年代，有认为是元，或魏，或唐辽。其目的与用途，是草寇山寨？戍边驻军？应避战乱？少数民族聚居？据不确切考证，此为唐、辽间奚族聚居岩寨…… 但如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古崖居。”这样的表述带给人不尽的遐想，也要求专家学者来回答这些问题。 难道这里真是占山为寇的山寨吗？真是山大王励精图治设计建造的独立王国？还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民族、一个湮没了生活足迹的民族，一个不知魂系何方的民族，也就是像前面提到的“奚族聚居的岩寨”？
①持是奚族人的岩寨之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其观点是：古崖居是奚族，更确切地说是西奚族留下的居住遗址。其结论的根据是，以火炕和石室这两种形式来看，火炕源于我国东北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而古代的延庆地区，尤其是山南地区，一直是多种民族出没的地方，《（明嘉庆）隆庆志》中就有五代时为奚王所据的记载。
奚族，乃是匈奴族的别种，也是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一直在我国东北地区饶乐水（今内蒙古西剌木伦河）一带活动，在《旧唐书》中就有记载：“所居亦鲜卑故地，即东胡之界也，在京师（长安）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据白狼河,北至霫（XI）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胜兵三万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 到唐贞观年间（627—650）奚族虽有不断的侵扰，但又时有朝贡，与唐王朝大体维持着和平的关系。到了唐末，北方的契丹开始崛起，契丹对奚族的打击和利用采取并举的方法，对于被降伏的奚族人，便役使他们从征服役，《新五代史》就记载：“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怒叛，以别部西徙人妫州，依北山射猎。” 由此可知，奚族在奚王去诸的带领下，不满契丹的残酷统治，离开了契丹，来到了妫州这个地方以射猎为生，而妫州，即是今天的延庆一带，或者说，今日的延庆县就是过去妫州的属地。
唐末的妫州并不是净土一方，奚族仍然面对强大敌人的威胁，永定河南是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势力范围，其残暴无道更是有史可查，刘守光为了独享政权甚至将其父囚禁起来，自立国号“大燕”，改元“应天”， 而且，还自己发行货币，当起了独霸一方的皇帝，奚王去诸所带领的奚族部属，来到今延庆这个地方，所遇到的劲敌应该就是这个“大燕”皇帝了。为了生存，也就不得不“常采北山麝香、人参贿赂刘守光以自托”。 而到了辽天显年间，辽太祖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立石敬瑭为晋皇帝，得到燕云十六州，将妫州也囊括在其中，便有“发奚西部民各还本土”。 从此“西奚”或“西部奚”之名，在历史上消失了，这样大体算来奚族在延庆停留的时间约有30余年。
具体说到奚族人在古崖居一带生活，没有文献记载，只有通过零星的文献进行推断，《新五代史》 有：“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稷（JI），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中，人莫知其处。”妫州的山南有平原，适于农耕种植，虽然塞外风寒，一年一种尚可以收获，再加上这时处于的多种势力的争夺，刘仁恭父子的残暴，这里人烟稀少，正好给奚王去诸带来栖身的方便。当然，这些都是一种大胆的假设。
②.对奚族人留下古崖居的反正。
对奚族人与古崖居的联系也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一些疑问无法进一步的解释。从古崖居的形制看，有以下几个特点，是无法认同奚族人与古崖居的联系的。其一，所有山洞均凿于石崖之上，数量多且工程浩大，这只有在严密组织之下，且成规模的劳动才能完成。这种劳动，不仅是体力的，还需要一定的智慧，需要掌握规划与设计的技术；其二，如此浩大的工程，对工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必须掌握一定的铁器设备，需要相当的与铁器相关的工匠，才能够完成；其三，古崖居地处山中，四周耕地明显不足，又没有草场，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畜牧业，都不具备条件，另外，在古崖居附近，也见不到任何与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生产设施，从周围的环境来看，易守难攻，是军事上难得的据守之地；其四，在古崖居的这些洞穴中，只有在后山的东部山岩上有一处稍大的洞穴，其余基本是小间，石炕大不过一张双人床，锅灶不及一米，小马槽仅够栓一匹马，这样的山洞仅适应一人一马居住，即便是大洞有大炕和大马槽，但也不便于家庭生活；其五，后山的大洞，内有神龛，两边有大炕，是祭神和集会的场所；其六，方圆几里范围不曾发现，任何与奚族人有关的墓葬。仅由此可见，居住在这里的人，是有组织的群体。
从以上这五方面分析看，居住在古崖居的人，既不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又是这么多带马匹的单身汉，又要有组织的集会，并有强大的组织、技术能力和足够的时间开凿这些易守难攻的洞穴，会是什么人呐？在《新唐书》中所记述的奚族人仍处于“断木为臼，瓦鼎为飦（ZHAN），杂寒水而食”的阶段，如果是他们，作为以游牧为主的较落后的民族，显然技术力量是达不到的。假设即便是能够达到开山凿洞的水平，但他们仅仅在这里停留了30年左右的光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开凿这么浩大的工程也是太难了！
③.古崖居并非民居。
如果不是奚族人的居所，那么是其他的土匪武装？
如果是土匪武装的山寨，也一定是一支足以在这里安营扎寨较长时间、训练有素的割据武装政权才对，但从整个古崖居的规模来看，整个洞穴群排列有序，前后呼应，有的洞洞相通，如此精心规划和设计的洞穴，土匪武装是根本达不到的。那么，从周围的生存环境，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畜牧业，都无法让奚族人或土匪武装在这里停滞到可以凿山而居的程度。
那么，最让人信服的推断，这里与国家强有力的政权和军队联系在一起。
翻阅所有相关的文献典籍，终于有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早在北魏时期，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就涉及这里的石窟情况，《水经注》卷十四，写道：“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更始使者入上谷，耿况迎之于居庸关，即是关也。其水导源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郦道元生于466年，卒于527年，从郦道元所记述的上述文字来看，这些“石室”为“故（居庸）之关候台”，而“故”又是何时呢？既然郦道元，用了这个“故”字，肯定是在郦道元所处的北魏以前，也许是汉代，也许是更早的朝代。文中提到的居庸界，在汉代属上古郡，府治在沮阳，而沮阳即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南大古城村北，至于文中所描绘的东岸有三层石室，门与窗均为石头的，与现今我们所了解的古崖居，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石窗与石门已不复存在。其关键的文字是“关之候台”，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石室是用以守关军队的存兵之所。其实，即便郦道元的《水经注》没有记载，这么浩大的凿岩构穴工程，若没有庞大的军事组织和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维继的。
这样说来，延庆的“古崖居”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民居”范畴了。也不可能是奚族人或那个山大王的杰作。当然，也不排除，辽时守卫居庸“候台”早已废弃不用，被奚族人或者被某伙占山为寇的强盗作为临时住所。
然而，古崖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认识当时情况的多方面信息。从这些石室的内部结构来看，当时北方居民，包括北京更广泛地区（现在的地域概念）的居民，已经对火炕、油灯这些日常的生活设施使用的比较广泛，特别是火炕在那时候已经不是东北地区居民独享的奢侈习惯了，这肯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用的比较广泛。那么，《旧唐书·高丽传》所载：“（高丽）其俗，贫窭者冬月皆作长炕，下燃熅火取暖”。像这种用火炕取暖的习俗说不定也是从这些地区向东北部传播呢。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民族使用火炕的时间肯定会早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也许，火坑的发明者不是东北的女真人、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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