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的记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读高中。那个年代，相比百十来元的社会平均工资，五六元的原声磁带可是价格不菲。那时候一台四喇叭双声道收录机，便宜的也得几百元，可家里依然是买得起马，可我们学生配不起鞍啊，于是，我们就满世界地寻摸原声带，再转录到TDK空白带上，从这点看，我们学生为流行音乐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

    记得那个时候，如果有幸搜罗到原声磁带，就会捂着书包一溜小跑往家赶，乐颠颠地把磁带插入卡座，目不转睛地盯着缓缓转动的滚轴，竖耳聆听每一个乐音，心里那叫个滋润。若歌曲有保留价值，挨到晚上学习结束后，取出棉签蘸上酒精，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擦拭磁头和压带轮，以保证最佳录音效果。转录完带子，还得抄歌词、做封面，即便是“版权所有翻录必究”和“STEREO”这些字样，也要一并“复印”。次日磁带物归原主时，还要像个地下工作者接头传递情报前观察四周是否有情况，以防截“和”。

    那时不少家庭仍用的是老掉牙的单卡收录机，而我家是先“双卡”起来的那一部分，自然就有人拿着好听的磁带送上门来，令我坐享其成。遇到时间紧迫，只得动用快速转录功能，虽然速录既磨损磁头又影响转录质量，但将就了。不管多动听的歌，一旦快起来就全变成了好玩儿的“鸟叫”，这时想，要是有一转二的三卡座就方便了。

    当年热衷于串磁带的同学，慢慢结成了磁带网，彼此不分年级班级性别，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交流磁带信息、议论歌手动态，后来还扩展到学习上的答疑解惑。以至于谁家录音机的品牌型号及收藏着某某某的磁带，我全部了如指掌。记得有一回我要转录磁带，恰逢停电，万般无奈之际，骑着飞车直奔一个有先锋音响的“网友”家，一饱耳福之余，还收获了几乎可以媲美原声带的录音效果。这以后，我整天撺掇家里升级音响设备。

    当年多数空白磁带的长度是一小时，而原声带一般为四十五分钟左右，我就从调频立体声广播里录些曼托瓦尼和保罗莫里艾乐队的轻音乐来填空，既丰满了磁带又和国际接了轨，这手也是“网友”所授，谓之爽耳的凉菜。

    学校之外，我在院子里胡同里也是小有名气。每天下午完成作业后，便放上一面磁带，它一句我一句的“PK”一番，我们“两人”的音量都很大，院里的自不必说，连过往邻居都能从我家后窗户听上几耳朵。记得一住胡同深处的半熟脸戏言，除了听电台的《每周一歌》，还能蹭听我家磁带版的“每天一歌”。还有个邻居向我借磁带，却又道不出歌名，于是急中生智，冲我哼哼调子，这招很是奏效。

    我们这帮磁带发烧友，不仅善于制作精良的“翻版”，而且还掌握了高超的修理技术。有些经典级磁带一路倒手，流浪着回到娘家时已“疲惫不堪”，难保不出现磁带缠绕不均卷带子的现象，我们几个便实施外科“手术”——捏着袖珍剪刀，屏住呼吸，切割掉坏损部分，再将磁带两头平整地“缝合”在透明胶条上。术后，磁带还要静养一周才舍得让它继续转动。

    小小磁带有时能折射出来一个人的品质。“道”上的规矩是，借磁带要快借快还。某些攥着别人的磁带也不翻，还狂听上个把月，把磁带折磨得够呛才归还的主，慎交。更鲜有不耻之徒，为了霸占“原声”，翻完后竟偷梁换柱，调包了磁带芯，这伎俩自然逃不过我们发烧友的耳朵。

    透过磁带这个小窗口我们放眼世界，接触到了欧美舶来音乐，必须承认，那时人家的制作工艺高咱们不是一星半点，印象深刻的是，《荷东》和《猛士》这两盘引进版迪斯科舞曲磁带迅速蹿红，并掀起了跳霹的浪潮，那发烧的音符和魔幻般的音效，在空气里四射飞溅，颠覆了我们的听觉系统，占据了半壁河山的录音机，成为当时我们这些磁带发烧友的“同一首歌”。

    后来有一阵，到处都掀起了滚滚经商潮，受此鼓动，我们也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参与了。记得1987年暑假，我和同学低价购进一批滞销原声带，然后在街头巷尾以十元四盒的价格兜售。提着家里支援的“货架”——塑料布，我们做了一个月的“游商”，当时我挂在嘴边的宣传口号是：要是不好听，您就值当买了白带子！从第一天的不知所措，到凭借丰富的磁带知识与买主亲切交流而“生意兴隆”，这期间我收获了足以受用一生的处世之道——真诚与自信。

    再后来，物质生活殷实起来，我也不再局限于辛勤的复制，已经有能力大肆消费原声带了。自此，我的磁带库开始严重积压，我一改先前的“小气”，开仓放“粮”，“广济”同学和邻居们。我的库存大都是紧俏品，所以周转很快，一传十，十传百，不少“珍品”便流失于民间了，但我乐在其中。

    渐渐，我们不满足于只听磁带了。班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发烧友，组建了第一支校园“轻金属”乐队——铅笔盒乐队，即用钢笔圆珠笔噼噼啪啪地敲打铁皮铅笔盒，作为鼓点伴奏，排练场所主要集中在走廊和厕所里，为的是那里的回声混音效果。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录音机里插上一盘空白磁带，扒拉着六弦琴，录制乐队的不插电“专辑”。我们亦歌亦舞，电影《霹雳舞》是最好的教材，体育课老师示范动作时，淘气的男生手拉手做起了“传动”；下课铃响起时，我们滑着太空步飘上讲台擦黑板；放学值日时，一边擦玻璃一边“擦玻璃”。为保持乐队与最新歌曲同步，我还担负着“星探”的角色，严密监控晚报的中缝广告，看看华达和平安两家音像服务部又有何新版磁带到货。

    我们“乐队”到后来已不甘于活跃在校园这块阵地上了，而是转移到首体、工体的看台上。那个年代，没有个唱，全是歌星们拼台，舞美很简单，有时喷个干冰就属大制作了。更有简陋的演唱会，现场没有乐队，放的是伴奏带，这或许就是后来假唱泛滥的温床吧。看台上也没有当今歌迷的荧光棒，女生的尖叫声，有的只是友好的“起哄”声，尤其是邀请歌手返场时。观众们起哄并无恶意，看现场不就是图个热闹享受气氛嘛。那时姐夫正在做田震的专访，使我有幸在首体东门见到了她。田震穿着当时颇流行的黑色吊带跨栏背心，问候我一声你好，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形象。1988年，正赶上粗犷豪放的“西北风”刮了起来，这时期演唱会的密度很大，《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是演唱会的保留曲目，那漫天的“西北风”几乎吹眯了大家的眼睛，崔健、孙国庆、田震和王迪只要有一人出场压轴，票房便有了保证。

    高中毕业后，我们的“乐队”自然解体了。直到1998年，在苏芮个人演唱会上，我们这些已近而立之年的昔日“乐队”成员重新团聚，规规矩矩地坐在首体的看台上了。

    记得，那天正好赶上苏芮的生日，苏芮一袭黑裙，当她唱《亲爱的小孩》时，其间上演了小插曲——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冲入场内献花而被警察带走，全场数分钟的沸腾致使演唱无法继续，尔后连苏芮都向小孩离去的方向求情了——这是我参与的最后一次但充满感动的起哄啦。

    如今，磁带已经远离我们的视线了，闲时翻翻家里的角落，或许还能找到几盒老磁带。

    磁带，作为串联记忆的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见证了历史的发展，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娱生活的先锋，它不是一个物件，而是我们那一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这个朋友，又让我们结识了很多其他的朋友。

    磁带，这个岁月之歌的载体，不仅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音符，还转录下了我们人生成长历程中那些永不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