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学校的日子

    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景山学校全名是北京景山学校，好多人都以为北京有景山小学和景山中学两所学校，这是误会。其实，景山学校是1960年由有关部门与东城区合作兴办的教育改革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后来还要自办大学班，相关部门也给予了积极支持，但所有的实验在1966年5月停止了。

    学校之所以叫景山，听说是当时工业有了“鞍钢宪法”，教育改革打算出经验，就来个“景山”，因为“鞍钢”就取自所在地的名称。大概这里暗含着工业有“鞍山”，教育有“景山”之意。当年开办的时候，东城区把东城东高房小学和北京九十一中学的在校学生划给了景山学校，校址就在今天的《求是》杂志社院子里。

    我那时候在东高房小学上一年级，也被划进了景山学校。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那座大楼里面办公，大楼一分为二，一边是宣传部，一边是《红旗》杂志社。景山学校开办的时候，与其他学校的招生不同，当时招收了两个冬季入学班，这批学生直到1966年，都和所有的班级不一样。比如我们称为“七下一”，即七年级下学期的一班，他们则是“七上一”。

    后来位于银闸胡同的新校舍建好了，我们搬过去。那是两座楼，小学部在南楼，我们占用的是六十五中学，把人家的操场占去了一半儿还多，听说这还引起了六十五中学生的不满，因为六十五中也是北京重点名校，当时只有高中，名次只排在北京四中后面，还有一个以德国总统命名的“皮克班”。

    学校刚到新校址的冬天，十点本来要绕北池子沙滩河沿跑大圈，可是正赶上那会儿雪太大，不安全，于是学校让学生们自由活动，这下雪仗就开场。那时候，六十五中和我们以一桩五尺高竹篱笆为界，象征性的。也不知是谁先把雪球扔过了界，引起了六十五中高中学生们的反击，纷纷把雪球砸过来。这下我们这边就开始忙活上了——女同学蹲着攥雪球，小个的男生运雪球，大个子们负责“开炮”，一时间，竹篱笆两边白色大战开启。那天的雪仗我参加了，是扔雪球角色，现在我近六十岁了，再没打过这么激烈的雪仗，也没挨过如此生猛的雪球袭击，眼睛都睁不开，棉袄外罩全湿了，雪球凿得脸和身上生疼生疼的。二十分钟后，上课铃响了，可双方没有罢手的意思，馒头大小的雪球夹杂着雪沫子仍然对飞着，两边学生越聚越多，到后来六十五中的女高中生也上场了，帮助男生攥雪球。最终老师出面，这才中止了雪仗，重新回去上课。没过几天，竹篱笆墙变成了三米高的灰砖墙。有了砖墙，我们再去六十五中就绕大远了，得出银闸到公安医院向东，到河沿再向南，要拐个大弯儿才成，于是，就在西楼把角弄几块砖，可以随时翻墙过去，免去脚下之苦。

    回想起来，当年学生淘气归淘气，但景山学校在教学上确有独到之处，让大家受益匪浅。要说“教育改革先行者”，景山学校当之无愧。就拿我们来说，有劳动课，但绝不是简单的扫地之类，而是从北郊木材厂调了位八级工俞师傅，手把手教木匠手艺。我当年学拉大锯，有一回光顾学拉锯了，把自己的球鞋鞋帮子都锯开了，幸亏俞师傅及时发现，再晚几秒钟我就把自己脚锯了。还学凿眼刨木板，为此我还学会了做刨子和锯，自己在劳动课上又锯又凿又刨的，做出了小板凳，下学的时候把小板凳顶在脑袋上回家，那欣喜劲儿，甭提了。

    景山学校还有当时全国独一份的组织儿童团，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还为儿童团作了团歌，当然也有少先队、共青团，高中生就有了学生党员，年纪大的老教师还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形式活泼多样。

    至于学生的主业——文化课的内容，真是百花齐放，而且与世界同步。我们班是苏联教材，外语也是俄语。我哥哥那班是法国教材，用的教科书是复印的，用线绳穿上捆紧，他们班学西班牙语，刚上俩月，老师让外交部指名调到古巴去了，没办法改成学英语。

    记得当时全校通用文科书的有《毛泽东选集》、《鲁迅作品选》、《三字经》、《儿童学诗》、《唐诗》、《儿童学现代文》、《古文观止》、《左传》、《战国策》等等。古文老师不但讲解，还教大伙儿唱诗，唱累了就教大家对对子，我还记得于共三老师出的一个上联“香山”，谁也没对出来，最终吴光玮学兄对了个“臭港”。

    在景山学校，很鼓励学生创新思维，比如一次作文课，陆老师不出题，让随便写，我异想天开，写了个小话剧，交上去自己也心里打鼓，没想到过几天发作文本，我的小话剧得了九十五分，陆老师说这是没有框框，应该鼓励。

    在这种活跃的求学氛围里，学生们既“传统”得冒尖，又“洋”得冒尖：每年的暑假前夕，学校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开外语节目汇演专场，不少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来观看，热闹得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转台我们特别的熟悉，比我们更熟悉的，恐怕只有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了。

    在演戏的空闲，老师还创造条件让我们和那些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用外语交流，记得当时张老师让我和三位苏联外交官夫人在舞台边上聊了几分钟，虽然那时才五年级，已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很自如地交谈了。当时的外语课，十个人一个小班，一人备一部录音机，每星期七节课，还经常去中宣部教育楼看原文版电影《卓娅和舒拉》、《鼓手的命运》、《丹娘》、《青年近卫军》，教育楼二层礼堂可以容几百人，有时候只有我们班三十九个学生。到一九六六年的上半年，我们几乎可以看懂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那时的学生，都想成为有理想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学习时传祥的时候，全班都争跟淘粪工人劳动的四个名额，我站起来举手也没份儿，眼睁睁看四位同学美滋滋地入选了。记得北京市的领导那天也参加了淘粪，还上了《北京晚报》，我看了之后，更加羡慕那四位同学。

    景山学校还把下乡劳动年龄提前到五年级，我们当时是到涿县拾花生一个星期，是坐火车去的。以后每年都要下乡同农民一起劳动，识别农作物，了解农作物生长常识和基本护理方法，麦苗和韭菜、香菜和胡萝卜没有人会分不清的。那时两个同学一组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可同吃不同住，晚上集体休息。返回时王四营的乡亲们挂上胶皮马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大北窑汽车站。

    虽然景山学校学生要学习的内容特别多，而且杂，可是大家的主课文化课成绩却出奇的好，而且提倡晚上不做作业，力争在校时就完成作业，有一段时间索性要求下学的时候把书包放在教室里，空手回家，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尽管如此，学生们的基础知识特别扎实。我们班在一九六六年是七年级，按普通学校衡量只是初一，可恢复高考后，只有三几个由于种种原因没参加高考，其余三十多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最少也是学士，还有在美国当了教授的。

    现在看来，当年北京景山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教改的功绩不可埋没，我们这些学生永远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