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收外电从山沟抄到海外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平遥县的农村，抗战时期是游击区。武工队、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打击日伪军。我于1944年10月跟随武工队到了晋东南解放区培训干部的学校学习。当时生活很苦，但大家毫不在意，有一句口号叫做：不吃苦中苦，难做革命人。1945年春，日本鬼子来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们则坚壁清野，把粮食物品埋藏起来，转移到高山上。日本投降后大家分批下山工作，10月，我来到晋绥文联文工团。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联的老师指导我们学习文学、美术、音乐。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为了支援前线，上级提出精兵简政。我被调到晋绥军区通讯队，学习部队急需的无线电报务技术。当时学习条件差，而且是敌人攻击的目标。有一次最危险，国民党飞机来轰炸，炸弹在我们驻地周围不断爆炸，差一点击中我们的住处。生活很苦，但也不忘进步。平时我身无分文，我是拿着来县城开会的二姐夫给的一点儿零用钱，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并和战友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因工作需要，1947年3月，我们几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志提前结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总部军委三局新闻台工作，抄收几家重要通讯社新闻供首长参考。

    第二年初，又调我们到陕北新华社工作，地点就在党中央驻地——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村。我们收讯台主要抄收苏、美、英、法等国通讯社及中央社的电讯，供中央领导参考。能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我们感到特别荣幸，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把工作做好。1948年3月10日，是我非常难忘的一天，领导通知我们，到中央领导住处前的小操场上去开会。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给大家作“关于形势的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讲得大意是：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师华北。

    到了3月下旬，我们开始了跟随党中央东渡黄河的长途行军。经过艰苦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北省平山县。我们的工作地就在离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们收讯台的人员增加了，抄收外国通讯社的数量更多了，供中央领导参考的消息大增。可是别看工作很辛苦，业余生活却也挺丰富，有时晚上还演出文娱节目，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

    那个时候，解放军作战胜利的好消息接连不断，国民党军队要做垂死挣扎，竟打算来偷袭党中央所在地，并实施伞兵降落！得到情报，领导动员大家做好准备，不等伞兵落稳就要抢先打击，后来，由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军队没有敢来。

    北平解放前夕，我们做了关于解放北平的指导思想和进城的政治思想的准备，廖承志社长亲自传达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大意是既要解放北平又要把文化古都保护好。北平就像一个罐子，国民党军队就像藏在罐子里的老鼠，我们既要把老鼠抓出来，又不能把罐子打破。进入城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艰苦的任务还很重。我们不学李自成，不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务必要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要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3月下旬，我们乘着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制军用大卡车，跟随中央进入了北平。进入北平城后，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抄收的外国通讯社稿的任务也更繁重了。

    1954年12月，组织上调我到当时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新华社分社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心情特别激动。分社出稿工作是我社在国外最早建立起的自己办的出稿站，把新华社总社对外英文大广播抄收下来，油印成新闻电讯稿，发往欧、美、非洲等友好国家友好人士，宣传我国的建设成就，对外政策和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等。

    1958年1月，上级又调我到瑞士日内瓦新华社分社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把选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重要文章发回总社供中央参考。9月，我回到总社电务处办公室工作。四年未见，这里的工作方式已发展为自动化的电传机工作了。对外广播也增加为对亚、非、欧、美等洲的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等多文种的广播，并和亚、非、欧、美各分社建立了全天的通报联系。我们的工作既光荣又责任重大，要严格地遵守纪律和制度，要及时准确地把新闻广播出去，不能出差错。大家夜以继日认真工作，努力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1957年作者在分社接收总社英文大广播。

　　作者（右）和捷克小朋友在一起。



 
　　1946年作者（右）和战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