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假如把童年的我比做一粒种子，那么50年前的“史小”便是我生根发芽的沃土。

    1958年9月至1964年8月，我居住在东城区内务部街5号大院时，曾就读于史家胡同小学。

    史小位于东城区灯市口的史家胡同西口北侧，校址原为历史名人——史可法的家祠。

    那是9月1日开学典礼时，时任女校长赵香蘅曾向我们娓娓道来：“史小始建于1939年，校址鼻祖叫史可法，河南开封人，公元1601年至1645年，历任明末崇祯进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1645年督师扬州，在率军抗清守城中浴血阵亡，被百姓颂为民族英雄……”

    赵校长还说，史小历史悠久，连续多年评为北京市的重点学校。1959年人民大会堂召开“群英会”，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曾亲自为史小颁发的“红旗学校”锦旗。史小的历届生源中，有不少名人之后。史小的优秀少先队干部，多年来受团中央的委托，承担着党和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及首都机场迎宾献花的光荣任务。

    经赵校长如数家珍地介绍，我对史小的渊源历史更加崇拜和敬仰，同时也为自己有幸迈入这所神圣的殿堂而感到无比自豪，以至于出入内务部街5号大院都是仰着脖子走路了。

    开学后我被分到一年级（3）班。班主任蒋岫霞老师挨个点名，我才晓得同学中有同院的女生：师友林、刘申、田春华；男生：徐小宁、许苑生、李进、叶紫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东向西住在内务部街的同学：丁昌子、赵云鹏、武淑萍、李守明、王树芬、杨敬国、程燕杰、王平、王正芝、周传刚、王俊玲、余燕声、郑小英、林宵宁、田英、濮安安、李铁秋、汪平、顾之荣、顾之耀。还有自东向西住在史家胡同的同学：刘玉华、郗荣生、袁希尧、王晓光、李万红。

    1959年9月，我升入二（3）班，班主任蒋老师看我淘气且不讲卫生，有意将我和同院的女生刘申、田春华编在了一个学习小组。蒋老师以柔克刚的教学方法很快奏效。后来，同院的女生支白羚来插班，也被蒋老师安排到我们学习小组。

    两年后，我们升入了四年级，班主任换为眼睛高度近视的男老师胡绍芳。此前因学习小组就我一个男生，以致和小伙伴玩耍尽遭人哄笑。据此，胡老师才把我和同院的男生李进编到一个学习小组。

    1962年国庆前夕，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匪蠢蠢欲动，当即遭到解放军福建前线岸炮部队的英勇还击。当年岸炮部队曾出了个闻名全国的战斗集体——“安业民班”。还是我们史小四（3）班的“红领巾”，率先同“安业民班”建立书信往来，我们还将全班签名的红领巾寄往了福建前线。记得当时与“安业民班”往来的信件，还在史小礼堂进行了专题展览。

    当年9月，我们升至五（3）班，同院的福建籍同学翁植仁又来插班。因面临毕业升中学，三任班主任即换为史小治学严苛著称的“小老太太”——董洁老师。记得头一个开场白，董老师就开门见山，说她年年教出的弟子，许多均考入了市重点中学，像平时常挂在嘴边夸的高材生，有已考上男四中的熊大方和万里的儿子万季飞等。这下我们对董老师可是既敬重又打憷。不久，我便头一个尝到了她的厉害。

    当年的史小不仅讲究学习成绩，同时非常注重学生的仪表。而我每天一放学，不是绕世界捡垃圾箱的烟盒叠三角摔，就是满地趴着玩弹球，两只小手脏兮兮活像俩老鸹爪。而且学习成绩忽好忽坏。一天早自习，董老师就以我手脏为由，当众责令我放学留校，否则将使出请家长到校的“杀手锏”。尽管我十分难堪，但还是一连三天放学去校总务室，让秦老师现场监督我洗手。

    那总务秦老师颇具慈母心，总是微笑着打来开水对温和才让我泡手，后用肥皂将我的手连搓三遍，再用毛巾擦干，末了给我双手涂完凡士林，这才放行。因为回家晚，我做完功课已没时间玩了，这可把天性好动的我整治得够戗。与此同时，董老师还将我调到同院的徐小宁、许苑生学习小组，让他俩负责监督辅导我的作业。

    徐小宁、许苑生可是当年史小的知名三好生，一个是少先队大队长，一个是中队长。他俩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多次作为全市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去首都机场为来华的外国元首及夫人献花。

    由于董老师采取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方式，加之同学的帮助，我的学习成绩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记得五年级的作文《我养的小蝈蝈》还被史小评为范文传阅。由于我可喜的变化，当年5月28日被光荣批准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那会儿我是班上最后一个入队的。据说一旦给我授巾，我所在的史小五（3）班，将最先成为东城区的第一个“红领巾班”。所以授巾仪式由著名的少先队辅导员康文信亲自主持。由同班小队长王俊玲给我佩戴的红领巾。从此“红领巾班”的荣誉相框，便正式悬挂在五（3）班的教室中央。

    当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还被推荐参加景山公园的游园联欢。万没想到，6月1日上午10点半，邓小平同志恰好从公园东门进入了我们史小的联欢现场。当时我停下游戏热烈鼓掌，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零距离地和中央首长在一起。

    1963年3月5日，在学习“雷锋”的春风行动中，我们五（3）班可没少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为了从小培养我们的勤劳节俭，学校规定每周四下午为劳动课。春天我们去日坛公园义务种树；平时还开办缝纫课，由老师手把手教我们穿针引线补袜子、缝拽包。我做针线活儿的手艺就是从史小学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午休，自发去史小对门的街道五金厂废铁屑堆上捡螺丝钉回收上交。

    升到了六年级后，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电影《红珊瑚》上映后，我们班女生李铁秋去北京电台录制的该片主题歌《珊瑚颂》，一度唱响了全市：再有就是班上五位女生合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片段，曾轰动了全校。当时为增进演出效果，女生濮安安（现名濮存章、人艺副院长著名话剧演员苏民之女）、李铁秋、成燕秋、刘申、王正芝将自费买来的皱纹纸叠成错落的四层，后用铅丝层层穿上系在腰间做舞裙，别看道具简单，可一招一式却有模有样，舞蹈很快从年级演到了全校，以致成为史小当年联欢的压轴节目；三是1964年，我们六（3）班还破天荒插班来了两名老挝籍女生，一位高个大眼睛肤色较黑的叫西沙蒙，矮个肤色白皙戴眼镜的叫开芸。据老师说，她俩是老挝前总理的遗属，来华避难就暂住在东城区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为尽快适应来华生活，特到我们班补习汉语。听了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两位远道而来的同学是既欢迎又同情。从此在生活上彼此关心，学习上互相帮助。尽管相处仅半个学期，但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964年6月，尽管北京市的中招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就近入学”，首次实行“预先填报志愿、后以考分成绩择优录取重点中学”的举措，但得益于史小六年浓厚学习氛围的熏陶，最终在恩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以数学98分、语文94分的成绩被市重点中学北京二中录取。

    昔日，自己曾对老师的婆婆妈妈和严厉批评耿耿于怀，而北京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我才幡然悔悟，越发从内心感到六年来，我的先后三位班主任老师是多么的辛苦。

    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感激，自1963年的春节初三起，我和徐小宁、许苑生、李进等分别前往班主任蒋岫霞、胡绍芳、董洁老师家拜年。这个约定俗成的拜年，一直坚持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十年浩劫”使我中断了上学之机，但凭借在史小六年所打下的坚实文化基础，无论我支边去北大荒，还是后来从军复员回京当民警，均成为了各单位的文化宣传骨干。特别是1979年至1992年间，自己所撰写的稿件，先后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新闻单位采用了1000余篇，一度成为首都公安政法战线的知名通讯员。1989年，仅有初中文凭的我还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任命为宣传科科长。

    回顾自己的生根发芽，首先应归功于沃土——史家胡同小学对我六年来的启蒙和栽培。

    时光荏苒，弹指挥间。五十年过去，直到今天与母校联系，获悉蒋岫霞老师已退休，胡绍芳老师已调到他校任校长，而董洁老师已经病逝。对于健在的老师们，我谨代表父母和家人对他们由衷地表示祝福，对仙逝的董洁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