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树胡同何处寻

    如果从公元前1045年（西周），眼下北京的这块地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燕”和“蓟”算起，北京这座古城已经差不多三千岁了。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北京有着太多的历史文化流传和典故，北京的一个镇，一个村，一条街，一条胡同，甚至一口井，一块砖石都有故事。它们有的已被史学家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放射出金子般魅人的光彩；有的如散落在泥土中的珍珠，待我们这些后人在先人遗失的沙砾中细心地捡拾，并把它们串联起来。为此，我们开辟了“古都地理”这样一方园地，希望有心人来此耕耘。

    我是在宣外椿树胡同里长大的，住了近五十年。

    据记载，这儿从明朝起就叫椿树胡同，后来演变成了十条以椿树命名的胡同，我家就住在椿树上头条。1998年，有六百年历史的十条胡同拆了9条半，在原地盖了高楼，变成了椿树园小区，原先胡同里的遗迹已荡然无存。那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十条胡同啊。

    椿树胡同里椿树特别多。东椿树胡同有棵老香椿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听老人们说，那是棵“寿椿”，猫了一冬的人，胃口不好食欲不振，掐下头茬椿芽，吃了就能去病。每年初春，胡同里的孩子大呼小叫，搬梯子爬树，采下青嫩的椿芽。到了傍晚，胡同里就飘着香椿摊鸡蛋和炸香椿鱼的香味儿。

    椿树胡同有树还有花。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胡同里的老宅子香火旺，先是赴京当官的人来居住，后来当官换了房，文人雅士们又看上了这块宝地。清朝文人陈用光在他的《太乙舟诗集》中说：“先君官京时，买宅椿树胡同，庭中植花甚盛。”诗人汪沆作诗云：“颇忆前年上已后，小椿树巷经旬栖。殿春花好压枝买，花光浮动银留犁。”那院里头栽的多是些紫藤花。

    想想看，那时候的椿树胡同，墙外椿树随风摇曳，墙内串串紫色花儿盛开，小蜜蜂在花蕾中翻飞，和巷口卖花人悠长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袭人的香气和一街的花影浮动，多么地令人心旷神怡。

    椿树胡同里会馆也多。

    上头条1号曾是绩溪会馆。大跃进那年，街道挨家挨户动员砸锅支援大炼钢铁。绩溪会馆里变成了大食堂，整条街的人去院里打饭，愣是没觉得拥挤，您说这院子有多大。

    后来我知道了，这烟熏火燎的院子，是胡适先生的父亲胡传进京求职时寄宿的地方，胡适先生从任北京大学校长，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离开大陆，一直担任绩溪会馆的会长。这院子他常来，为安徽乡亲及学子出了不少力。胡姓后裔后来一直住在院里，直到胡同被拆。

    我家往东的大门里，是龙溪会馆。院里植有丁香树。丁香花开的季节，花儿的芬芳就把我牵进了院里。听院里老人讲，“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入宫之前就住在后院三间北房里。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作家许地山住在会馆前院。冰心先生曾多次造访过小院。据说冰心先生常常先去骡马市大街的福州会馆拜访福州老乡，然后进魏染胡同，过了东椿树胡同左拐，就到了龙溪会馆。许地山先生后来成了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大媒人。

    椿树上二条的永春会馆后院，曾经是台湾作家林海音上厂甸小学时的家。永春会馆的后门在我们的上头条，小时候常去“串门”，后门进前门出，觉得特别好玩。

    记得院里有棵大槐树。林海音在她的《城南旧事》中提到过那棵树：“好玩的地方只有会馆中间空院的一棵大槐树，到了槐树开花的夏天，唧鸟（蝉）鸣叫，清风徐来，树荫乘凉，惬意极了。树上吊挂下来像槐花一样的槐树虫，俗称‘吊死鬼’，用筷子把它夹下来，放进小瓶里观察那蠕动的样子，然后倒出喂鸡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城南旧事》上映，我连看了三场。城南旧事，有些就是椿树胡同里的往事。

    椿树胡同的名人还多。

    椿树上三条东头，有清朝雍正时的吏部尚书汪由敦的老宅。汪由敦还是书法家，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为此，他把宅子命名“时晴斋”。文人墨客常聚于此，成为当时京城著名的“艺术沙龙”。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过那院，“时晴斋”早无踪影，可院中格局和残存的假山石，能想见当年的盛景。

    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要经过东椿树18号院。那院里住着大翻译家、第一个将《四书》翻译到西方的辜鸿铭。英国人评论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作品相比拼。”孙中山先生说他，“在近代中国，谈得上真正通晓英文的只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辜鸿铭。”

    椿树下头条3号，是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先生的府第。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见到过他。八十多岁的古耕虞那会儿仍担任经贸部的顾问，去时他家小院刚刚修葺一新，绿色的回廊和风雅的客厅，院中那丛玫瑰散发着阵阵幽香。

    古耕虞先生可真了不起。解放前，他的“虎牌”猪鬃出口，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抗战期间，在周恩来的指引下，古先生把收购的全部猪鬃出口到欧美用外汇收入，抵债苏联和欧美的援华和易货之用，支撑起了抗战的财政命脉。

    我家小院斜对门的16号西屋，住着大篆刻家顿立夫先生。父亲敬仰顿先生的艺术造诣，顿先生佩服父亲教子有方，成为几十年的挚友。顿先生每刻一枚印章，必打成小样来我家给父亲看，他最后送给父亲看的一枚印章，是为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刻的。

    年轻时的顿先生就是个拉洋车的祥子，在上海给著名篆刻家王福庵拉包月。甭看是个拉车的，可是一有空闲就研习篆书和治印，后来成为王福庵的入室弟子。张大千先生一半用印，来自顿先生之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邀王福庵来京参加印铸局，王先生推荐了顿先生。顿先生曾为中央人民政府刻章，并为国家领导人治印。顿先生退休后，在荣宝斋挂牌，为外宾治印。

    顿先生不喜应酬，潜心读书治印，家里连电视也没有，说是“怕看电视耽误工夫”。可先生为我家三个兄弟破了例，让弟兄们去他家看他治印，借印谱——顿先生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我家往西隔一个门的15号，是大名鼎鼎的须生余叔岩先生的故居。那院子又大又气派，三进院落有回廊和假山石，兄弟们小时候溜进去藏猫猫，半天谁也找不着谁。

    听邻居讲过孟小冬三次拜师的事儿。当年，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后就要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怕和梅先生不好相处没答应。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婚后又要拜师，正赶上余夫人刚过世，余叔岩怕有闲话又没答应。可余叔岩爱才，终于被孟小冬的执着所感动，收下她为入室弟子。那可真是入室弟子啊，余叔岩去世前五年间，每天孟小冬坐着包车，从东四住处来余宅学戏。大冬天，刮着西北风，戏迷们会披着大棉袄，在墙外候着，就为听余叔岩和孟小冬的唱。冻得够呛还说：“听这二位的唱不花钱，那是多么大的福气。”后来，这院成了椿树街道办事处。

    我家小院在椿树上头条13号，曾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创办的“荣春社”旧址之一。“荣春社”总院在椿树下二条1号，是个三进大院，后来这里是椿树派出所。以后学生多了，地方不够用，租了我家住的院子，叫北院，又租用了南院的椿树横胡同1号和称南院的西草厂45号，作为练功和排练之用。

    尚先生本来在京城有七处房产，为了办学，侠心义胆的尚先生不惜倾家荡产，十年时间培养出四科五百多名学生，不少学生比如杨荣环、马长礼、孙荣惠、景荣庆等后来都成为京剧艺术家。

    为培养出优秀演员，尚小云先生请的都是优秀教师。当年进出我家小院教学生的有尚和玉、筱翠花、李洪春等当红的演员。听老人们说过，当年荣春社在粮食店“中和园演出”，学生们在胡同口集合，着统一衣服，夏季身着竹布大褂，冬天是青布罩衫棉衣，胸前佩戴“北平荣春社”圆形社徽，精精神神地排队走在京城的大街上，那可是当时梨园行的一景。

    当年父亲买下这所宅院，看中的是这院子风水好，是“出大艺术家的地方”。再有就是周围环境好，出东椿树胡同就是琉璃厂文化街，附近有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和师范大学，孩子不出一里地就能完成一生全部的教育。

    记得椿树胡同被拆之前，房管所师傅来院勘察测量，临走撂下这么一句：“余叔岩故居和你们这院，再过一百年也倒不了。”宣武区建委和市古代研究所，曾为椿树十条胡同调查并拍照。1999年，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的近六百页的《宣南鸿雪图志》，收录了十条胡同中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资料。我家小院门楣吉祥纹样，就收录在其中。

    为了给我们的椿树小院立此存照，给父亲留个念想，二弟明明闭门谢客，平心静气地把父亲命名的“唐马蕉花小院”画了下来，郑重送给了父亲，中国美术馆曾要收藏这幅画，父亲没舍得，一直挂在客厅的墙上。

    现在，椿树的十条胡同仅剩东椿树胡同半边。幸免的那棵老椿树，老丫纵横伸向蓝天，那摇曳的树叶，仿佛在诉说椿树胡同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