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我的师

    我的母校黄城根小学105岁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5年前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在北京一向灰蒙蒙的初春里能有这样的好天气，真好似天公也在成人之美，让我们在恰似童年时代的灿烂阳光下欢聚一堂。黄小百年校庆的欢乐庆典，不是我这篇小文能敷述全貌的。在这里，我只想借这篇文章，追忆在母校那六年半的美好时光中的片片碎影，以及那些在我们同学之间一经提起便肃然起敬而津津乐道的老师们。

    我们是1972年寒假入学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垂髫小儿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每天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非常乐意去的，那个地方有绿树、有红墙、有院子、有平房，还有高大的教学楼和宽阔的操场，它的名字叫黄城根小学。

    我们的班主任董淑耘老师，是一个慈祥中略带严厉的妈妈级教师——她比我们每一位同学妈妈的年龄都要大，而且长着一副标准的慈母形象。她以高水平的业务能力，在“文革”前就被提升为教导处主任，“文革”开始后取消了教导处，她又重新做起班主任的工作。

    记得三年级的时候，董老师给我们讲《铁人王进喜》，当讲到王进喜光荣牺牲的时候，董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王进喜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一代一代新的钻井队长将不断涌现出来……”这时，全班同学都愀然而静穆起来，而平时就有些小随便的我，却在底下小声嘀咕了一句：“新的钻井队长 就是郎大山”，引得周围同学禁不住呵呵笑起来。

    这要是一般老师，肯定会严厉地批评这种毫无阶级感情且无组织无纪律的“接下茬儿”行为，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也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然而，董老师却意外地走到我跟前，摸着我的脑袋说：“好孩子，真有志气！我们大家一起祝你成功！不过，总爱‘接下茬儿’的钻井队长可不是好队长哦！”话音落去，教室里爆发出一片欢乐的笑声，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由董老师开蒙而得以从不谙世事到日渐成熟的孩子们，在谈起她老人家的时候，无不倍感亲切。几乎每个人都能记起一两件像我那样的董老师具体爱护和关心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位教师，能有这样的“本事”，岂止是能力使然，实际上是一种为人师表的责任所故。愿已故去的董老师长眠安详！

    我们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才慢慢开始感到我们学校的与众不同。

    那时候，我们渐渐地知道了别的学校是在平房里上课，而我们学校不仅有平房还有楼房；别的学校院子就是操场，而我们的院子是院子，操场是操场——我们学校是由若干个四合院组合改建而成的，所以很大；别的学校因为那时的特殊性，经常会因为应付一些政治活动而“放羊”，而我们在同样做一些应景的活动之后，会很快进入正常的教学状态。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与众不同吧，我们学校于1974年被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学校”。说到这儿，就要提到我们那位玉树临风般的金延朴老师了。

    提起金老师，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小上过学的学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都知道，那时的小学老师一般都是“全能型人才”，可是像他那样不仅全能，而且全强的，可就不多了，再加上高大英俊的外表，风度翩翩的他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代表负责接待各国来宾。每当我们看着彬彬有礼、温恭睿哲的他陪着外宾在校园里听课、观览，举手投足间透出自信和端庄的神情，总是会投去艳羡而崇拜的目光。那些外宾在回国之后给他写信时，总是在封皮上写着：金延朴先生收。先生这一称呼在那个“同志年代”、在我们这些毛孩子眼里显得既陌生又新奇，但是我们却懵懵懂懂地觉得，这个称呼对于金老师是再贴切不过了。

    我们学校不仅在教学上严谨规整，一丝不苟，文艺、体育、美术、科技等各方面也都因有非常优秀的老师而得以全面发展。

    科技方面，我们有特级教师石钩老师，大家都知道的是他第一个自制了地球仪。我们这些同学，正是因了他经年累月、有如闭关似的在实验室里独自制作的几百件教具而受益匪浅。那时，能够被允许进入他那间谜一样的“聚宝盆”里取教具，简直是每一个同学的至上殊荣。每次常识课之前我们都会相互猜测，石老师今天会用什么教具呢？

    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员们在校园里就像明星似的被同学们追捧，每当逢年过节都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年轻俊朗的邹静怀老师是他们的“首领”。

    体育则更是黄城根小学的优势所在。黄城根小学有射击队、足球队、乒乓球队，都在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每年一届的黄小春季田径运动会，对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比赛项目都是根据正规田径比赛设置的，整个比赛过程完全由学校老师和同学共同完成，而总裁判长则永远是那位红脸膛儿、壮身板、声若洪钟的姜惠礼老师。

    在这里，我当然得说一说我也曾效力过的射击队和我们的射击教练。射击教练其实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的名字叫常舒正，一个在小学数学教学领域响当当的人物，也是特级教师，他是以体育教师出身却在数学教学上获得巨大成功的。

    常舒正老师有个异常聪慧的大脑，在我们眼里几乎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上课从来不带书本，“两支粉笔一堂课”，是他的座右铭。书上的每一页、每道题全部印在他的脑子里，连留作业都不用看书。

    我们的射击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脑”的调教下成长起来的，成绩能不突出吗！不过，我们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一直要练到8点半上第一节课时才结束，下午两节课后又要继续练到5点钟才能离校。

    常舒正老师不仅教我们射击，还教我们拆卸、安装、清洗枪支以及校对准星等所有与枪有关的专业知识。有这样一个好教练，再加上科学有效的训练，我们的射击队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而奖品就是气枪和子弹。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永远拥有用不完的“弹药供给”。

    不过，与其他黄小名师不同的是，常老师却也有个明显“缺点”——不修边幅，不拘小节。

    常舒正老师走在校园里时，经常会被拍肩膀、搂脖子、蒙眼睛，而做这些的就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憨态可掬的胖大“哥们儿”，率真可爱。他甚至在放学的时候，把我从整齐的路队中呼将出来，坐上他的自行车，悠然而去。每当那时，我总是不知到底是高兴还是羞怯。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班唯一的一次住在农村的学农劳动，因为他的“横加干涉”，我没有去成。他的理由是马上要比赛了，训练不能中断，而潜在的意思是他对那个特殊时期的教育方式的不以为然。他以成年人的冷静思辨，武断地剥夺了我孩提时的天真童趣，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释怀，却在长大明理后心怀平复而感慨良多。很遗憾，我的常师也已故去，相信在另一个世界的他，应该能够感觉到他那些近乎 “莫逆之交”的学生们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说起母校，我就会滔滔不绝，区区小文实在不能解我思校念师之胸怀。母校还有很多曾经教过我或未曾教过我的老师们，在这里不能一一追述，请记住他们的名字：很遗憾未曾聆教的特级教师许嘉琪老师，与常师齐名的数学教师、可以在教完音乐课后给我们讲《神灯的故事》的孙书绅老师，现在已是成名画家的美术教师李金廷老师，文静端庄堪称才女的赵嘉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另一位班主任、当年向我们传达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泣不成声的马伯越老师……1961年黄小被命名为西城区重点小学时，这些老师均在校任教，他们堪称是黄小赖以成名的黄金一代。

    思念母校就是怀念老师。在人们的心中，母校和那些诲人不倦的老师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想起此必会忆及彼。愿我的老师们生者享安康，逝者常安详！愿我的母校永远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