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景山教改班

    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明年6月，是我的中学母校——北京景山学校成立50周年。作为母校的首届教改班学生，我们离开学校也有42年了。当年的风华少年，现都进入人生工作的尾期，有的已经退休。当大家回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活时，都认为景山学校的三年实验教育使自己受益终生，为我们后来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细致的思维方式打下了良好基础。

    创建于1960年的北京景山学校，是一所教改实验学校。景山学校成立的宗旨，是遵照党中央提出“要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强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等指示精神，试图通过教改实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景山学校的学制定为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在语文、数学、外语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尝试。

    1963年初春，我跟随父母从上海转进景山学校初一（1）班就读。可以说，景山学校的教学生活，让我感到新奇和快乐。这里的教材选择和教育方式，都与我原来的学校大不一样，格外的活泼和生动。语文除了与普通学校一样的教材外，还增加了《古文观止》的学习。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同学们在学校晚自习时，摇头晃脑背诵《前赤壁赋》、《岳阳楼记》、《小石城山记》等古代经典辞赋的情景。外语则强化口语训练，教我们英语的房老师，是从印尼归来的华侨，经常带着吉他在课堂上给我们唱英文歌，还带我们观看一些英文原版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教改的实验。据我们当时的班主任魏老师讲，数学教改是征求了包括华罗庚在内的专家的意见。专家们认为，适当提高教学强度的关键，在于数学。于是学校开始实验教学先进国家的数学教材。选择德国和日本教材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工业发展快，选择法国教材是由于专家说这个国家出了不少数学家。相对内容比较贴近实际的德、日教材，法国教材理论性、逻辑性都比较强。

    我所在的初一（1）班只有23名学生，而且学习的是理论性较强的法国教材。为此，我们班配备了两名数学老师，都是刚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班主任魏老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高挑个儿，长辫子，说话底气很足，讲课条理清晰，身上充满了勃勃生气；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张老师，书卷气很浓，又精通法文，数学教材大多是他翻译的。

    我特别喜欢上数学课，老师融会贯通的教授方法以及法国教材自身具有的活力，让同学们觉得数学是一门十分有趣的科目。那时，我们班里的学习风气很浓，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解方程题，有的题解得很艰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和步骤证明，当大家群策群力破解了一道难题时，都会在教室里欢呼、雀跃。班上同学都记得，魏老师总对我们说：“全国只有你们23人在实验学习先进的法国数学教材，你们可要好好学啊！”

    为什么我们班的学生那么少？魏老师告诉我们，1963年，学校准备实行数学教改时，担心从小学五年级升上来的学生年龄小、理解力差，无法完成法国数学教学任务，决定从社会上招收一批正常毕业的六年级学生。但是，当时社会上了解景山学校教育改革情况的人不多，有的家长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教改学校做实验，因而报名人数很少。原来这个班的指标是40人，结果只从报考人员中选出十多个学生，同时又从五年级学生里挑选了几个数学较好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是从四年级跳班上来的，凑成了20多人的一个小班——“幸亏班上人少，要不真是忙不过来！”魏老师这样说。

    确实，那时我们班虽然只有23个学生，但老师的工作却十分繁重，一边要翻译教材、备课，一边要把新掌握的知识教授给学生，还要一份份地分析学生的考试卷子。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有一回，有个男同学采用一个独特路径解出了一道难题，魏老师不仅高兴地一遍遍向同学们分析解释，还称赞说：“这个路径连老师都没想到，太有创意了，我要把这个方法记下来！”

    在升入初二的那个暑假，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到学校玩耍。校园里空荡荡的，可当我们游走到闷热的教学楼五层教师宿舍时，却发现数学张老师一个人在伏案为我们下个学期的教材加班翻译，那是一种不被外界干扰、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

    魏老师告诉我们，那时每次考试过后，老师都要对每一个同学的做题情况进行分析，哪些题型学生易于理解，哪些晦涩难懂，哪些内容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哪些需要删改补充。原打算经过三年的教学实验，到了1966年进行全面总结，为今后进一步推广实验做铺垫。可是，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停止了。然而，三年中同学们所作的大量数学试卷和老师的分析记录，老师一直保存着没敢丢，“文革”过后交给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虽然，三年的教学改革没有得到总结，但潜移默化形成的学习态度和思维方式，使班上同学受益匪浅。“文革”结束后，我们班一名女同学报考清华大学首批建筑系古建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与她同期参考的学生，基本都是1966年前入学的清华建筑系本科学生，她是考生中唯一的女孩子，且年龄最小，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结果考试成绩却让主考老师惊叹。后来，当清华主考老师了解她的成长经历时，特意到景山学校对老师提出赞扬：“看来，景山学校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

    一位现已是社科院博士生导师的同学谈起学习体会时说，景山学校选择的法国数学教材体系非常严谨，是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证明，每一个知识点都是从上一个知识点推论出来。他从这三年的数学学习中所学到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他后来一生的学习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回顾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尽管我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但我始终认为我现在的研究能力与景山学校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班的23名同学走向社会后，大多数表现不错。现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两名将军、一名部长、三名局级干部，还有一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建筑设计院、国家图书馆、新华通讯社等部门工作的知识型人才。令人遗憾的是，班里两个年龄小、数学棒的男同学，现在一个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并工作，还一个去德国读书也留在了那里。

    如今，我们班同学聚会时常要感慨：可惜呀！一个对中小学教育事业极有意义的改革实验，就这样被搁浅了。如果当时我们中学5年的实验学习全部完成，再包括学校酝酿筹办的大学预科，可能我们班里还会出几名专家，能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