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东高地

    一直以来，觉得北京东高地不该落在中关村的后面，可是事实是：中关村不再是村，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而东高地依旧不过是个“大院”。20年前，东高地车站，道路两旁是很粗很高的老杨树，向西向北就是大红门，那里曾有座东西铁路隧道架起的南北高桥，桥下有块严禁外国人通过的铁牌，铁牌旁肃立着一个卫兵，东高地向东向南有一个“圆湖”，夏日湖畔杨柳依依。

    人们也许知道东高地有一个神秘的有关火箭的科研院所，但他们未必知道这里科研精英的密度决不逊于中关村。这里40年前就有大片的楼房整齐的街道。在这里可以感觉一种莫名的自豪。

    记得东高地的老文化园，北面是露天的电影场，那时候是两毛钱一张的电影票。我家最初住过的万源路96栋前的那个露天电影场，比八十几栋那儿的老露天电影场小许多，但自打有了它我再不必小小个子却扛着一个有时是两个或三个大木椅，顶着午日或呛着西北风去老电影场为家人为同学为拳头比自己大的人“占地儿”、“看场子”，也再不去一次次上当受骗去“夜站白瞧”了。

    在50年代末，国家开始建设东高地地区，这里就开始逐渐成为地区的中心。建立小学和中学，还有医院和邮局、商店等。到了60年代，东高地已经完成了基本轮廓的建立。记得东高地曾有所不错的中学它叫三中，三中有过16个高中班，那时，东高地有大片的平房，住着南腔北调的各地来的工人。每到晚上，人们吃完饭后就常坐在一起聊天，小孩就在周围打闹游戏。

    到了1960年到1963年左右，那时是自然灾害时期，大人们感觉饥饿，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但在幼儿园里，孩子们的伙食是能得到保障的，记得菜里还有些肉末。每天有米饭和馒头、花卷等。

    那年代子女多的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那时，一般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还有老人在家里，生活很紧张，到了1961年左右，开始有黄羊肉了，每户都发购物券，无论干部和群众都一样，每户可以得到一块儿黄羊肉。到了1963年，情况就开始大为改观，基本上可以吃饱了，菜市场可以买到肉了，副食品也多了起来。1964至1966年期间，商店里商品丰富了起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都可以买到，布匹也是花样繁多。似乎一切困难都过去了，工厂也开始小批量的招工。那时人口比较少，不像现在这样人满为患，主要是大学生很少，当时大学生很吃香。工资也比工人多，只是不像现在这样悬殊，工人、干部的政治地位也很平等，那时应该说是个好时光。

    东高地有很多苏式的筒子楼，很老旧，居民也不像大杂院里的人那样喧闹，看似不起眼，却藏龙卧虎。

    又红又专的老夯以优异成绩清华毕业后，分配在这里工作。有一年初春，老夯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会议在院里召开。老夯多年搞革命忙科研。会议开幕式定在上午十点。一大早6点多钟，老夯就溜达到了凉水河河边。东方红的美景，宽广湛蓝的河水，使老夯兴奋地像个孩童。老夯脱了鞋袜放在岸边，卷起了裤腿，不顾初春乍寒就三步并两步，跨进了河水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魅力。玩得太高兴太尽兴了，想到上午还要开会，老夯回到了岸边。一看傻眼了，原来放鞋袜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河水无情地将老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卷走了。赶快买鞋去吧！

    赶紧找到百货商场直奔鞋帽部。售货员见老夯干部模样打扮，挺热情地帮他拿了一双懒汉布鞋，一试还挺合适。交钱的时候可就遇到麻烦了，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当地的布票。老夯有钱没布票售货员不卖给他。老夯有点急了，忙问能否卖给他一双解放式球鞋，实在不行贵点的皮鞋也行。售货员站着没动窝，告诉老夯球鞋皮鞋也不行，都要当地的工业券。她要知道老夯既没有布票也没有工业券，就不费神帮老夯挑球鞋和皮鞋了。老夯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看到老夯急出了一头大汗，售货员动了恻隐之心：“同志，要不然我去仓库里看一看有没有过去积压卖不出去的鞋。我请示一下领导，能否不要布票，议价卖给你”。老夯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声称谢。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售货员居然从仓库里找出一双年代久远，样式难看，质量粗糙，根本卖不出去的布鞋。鞋帽副组长是个年长的生意人，同意了这桩买卖，随口报出了个‘议价’。老夯明知是吃了个哑巴亏，要花买皮鞋的价钱去买这双又丑又糟的布鞋。但总比光着脚去开会强多了吧。

    与老夯同单位的参会人员，看到了老夯进入会场时的打扮，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那双布鞋也太难看了。后来呢，老夯置履的故事就流传下来了。

    唉，难忘的东高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