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铺与药店

    少年时期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知那时的人是不是“命硬”、“经抗”，胡同街巷里谁家孩子呕吐、消化不良，就去找人“捏积”，消食化淤，或是按老理儿：“要想小孩儿安就要‘饥’和‘寒’”一准儿没错。大人若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什么的，也不是动不动的就往医院跑，而是请人来，蘸着水碗“捏（撸）头”、“拔（火）罐子”，或用艾蒿（条）熏，最多是去药铺买上点儿药片，回来一仰脖，咕噜！白开水送下肚，就养好了。

    往昔，老北京人对这药铺和药店，不光称谓上有区别，而实际上这一字之差，也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大多数人称卖中药的药店为“药铺”，包括驰名中外的同仁堂，还有永安堂、千芝堂等。在离我居住的胡同半里地琉璃厂西口，北柳巷就坐落着一家药铺。那是三开间、四开门，窗明几净的中药药铺。来得药铺前，店堂上方黑底金字牌匾高挂，右手立柱上书：丸散膏丹；左手同样书写：汤剂饮片。还悬挂有药铺幌子，随风飘荡。迎门前檐还油饰苏式彩画。

    推门迈步进得店堂，一股浓浓的中草药气味迎面扑来。木质地板干干净净，高高木栏柜（老北京话，即柜台）擦抹的是一尘不染，两侧高悬刻花玻璃镜子。栏柜后面依墙而立的，是大大小小有上百之多的中药匣子。在最里手儿一张硬木方几，笔墨纸砚一字排开，一个小棉布包是“垫枕”。慈眉善目的坐堂先生（对老中医的统称）端坐桌边，专为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切诊把脉，把脉时要将病人号脉的手放在这垫枕上。

    医患双方经过诉说问病，先生心中已十有八九后，便持笔蘸墨，工工整整开出药方，病人可凭药方子抓药了。交上药方，店内的售货员（旧时有掌柜、伙计之分）抄起小杆秤立马抓药。药铺的铜盘小杆秤，秤杆星准，秤砣定盘，精致小巧，加之长期使用，光滑锃亮，是开药铺的重要器具之一。

    一服汤药吃上十服八服的，需要一次抓齐，那样的话售货员在通长的栏柜台面上手脚麻利地一次全部铺上外包装纸，再续上一层衬纸，而后套用一句话——照方抓药。如果方剂中有一味是最后放入药锅煎服的“引剂（药引子）”，还会另外分开小包装。一服汤药抓（称）齐后，在包装纸上是一堆一份的独立摆放，要由老师傅再逐一过目检查，没有任何差错后才可包裹起来。而药方则被折叠整齐插别在药包显眼之处。如果服药后感觉渐好，还可以照方抓上几服以巩固疗效。

    那时，药铺的服务可称是一丝不苟，热情周到，比如会为抓药的人准备一个高粱秸手把细纱网的笊篱（过滤煎好的中药）。在这个行业中从古至今推崇“实与名副，财以道生”的理念。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因为药铺卖出的是攸关人命的治病中药，称量讲究准星准钱儿，各种草药片剂必须货真价实，即便是微利也要做到童叟无欺。就以名扬海内外的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为例，这家药铺始终秉承“同修仁德，亲和敬业。共献仁术，济世养生”的店堂祖训才延续至今，其经营的六味地黄丸、牛黄清心丸、再造丸、女金丹、虎骨酒等，是以“选料真实，炮制讲究，药味齐全，药效显著”而赢得大众。

    那时，我和小伙伴们每天上下学，几乎都要从药铺前路过。有时兜里攒下几个零钱，就悄悄地溜进药铺去买被称为山楂丸的药丸当零食吃，其价格是五分钱一丸。拿到手的山楂丸被包裹在一个浸过蜡的圆盒内，将一张小方纸轻轻剥掉后，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细米纸。掰开山楂丸晶莹的白砂糖浆红色的药丸，送入嘴中慢慢一嚼，就好似吃带中药味的山楂片，健胃消食，生津安神。小伙伴们不懂事的瞎起哄，说买来的山楂丸是“大力丸”，童言无忌吗。

    说到药店，在老北京眼里多指西药商店。同样在琉璃厂东口路南也开着家药店，挂着“人民医药商店”的牌子，印象中是销售西药。玻璃柜台内干干净净码放整齐的药瓶药盒，粉剂针剂和注射器，以及常用的纱布、橡皮膏、碘酒、红药水（俗称二百二）。器械小到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大到牙科用椅、手术器械，让人感到神秘与新奇，套用“现代”两个字形容，恰如其分。有时遇到家中有人得病急急赶往药店，买来药片让病人服用。那时，无论什么用途什么作用的药片，完全可以拆瓶零买，售货员将药片一粒一粒的数点清楚后，装入小药袋内，这是对病人的细微关怀。同时，这样的药店均开设一个夜间售药的小窗口。无论春夏秋冬，子夜五更只要敲开这扇小窗户便会买到治病的药片，十分方便。

    记忆中无论药铺还是药店，都为前来抓药买药的人们准备暖水瓶、搪瓷桶，装上白开水，店堂内摆着长条木椅，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想的周全，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