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之家

少年之家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度过的，那时虽然物资匮乏，但孩子们的欢乐不比现在少。由于小学实行二部制，学生只上半天课，剩下的半天除去写写简单的作业，帮家长干些活儿外，就可以尽兴地玩了。到哪儿去玩呢？除去在胡同里做游戏外，还有个好去处——校外活动场所。由于是政府出资办的，所以这种校外活动场所也是像行政级别一样，也是分层次的，大体有三级。

    最高级别的是建在景山公园内的市少年宫，它建于1956年。是年元旦，北京副市长吴晗在此处郑重地对少年儿童们说：“孩子们！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今天把这座美丽的宫殿送给你们！”于是，山后面那片红墙黄瓦的皇家建筑群，给孩子们当了几十年乐园。

    第二个级别应该是区级的少年宫或少年厅，如王府井大街北头，现在住满居民的一幢欧式小灰楼，就曾是东城区少年厅。

    再有的，就是按街道办事处管片建立的少年之家。留给我美好记忆的，就是我家附近的朝外大街少年之家。

    当然，再细数还有居委会大爷大妈们因陋就简办的校外活动站——预备些皮球、跳绳等玩具，放张小地桌，摆几个小板凳，或许还能有几本连环画。这主要是提供给那些不敢走出胡同的一、二年级小孩的。

    当时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在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的时候，政府没有省掉这份支出，层层抓课外教育，直到基层。这些课外活动场所，给京城的孩子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在景山的市少年宫里，我不仅听过英雄模范的报告，和解放军叔叔联欢过，而且参加过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比赛，即代表下三条中心小学参加了1960年北京市少年儿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中的手旗比赛。

    那年我还没到九岁呢。比赛是四个学生一组，两个是持红黄两色手旗的旗手，两个是旗语翻译。景山顶上各一个，山下各一个，我便是站在山下翻译旗语的。当我身边五年级旗手大声读出山顶上手旗所代表的字母时，我就赶快记下来，记完了所有的字母再把它们译成文字。因为旗语中没有拼音的回声，加上旗手有时可能在辨别旗语时出现失误，所以这翻译还是有点难度的，常是连翻带猜。

    为什么要找二年级小孩来翻译？因为比赛限定要使用从1958年开始普及的新式拼音，也就是现在用的拼音，小翻译就只能从二年级学生中找了。我学习拼音很快，有幸被选中。那比赛是以少年先锋队名义组织的，可我离九岁的入队年龄还差三个多月呢。于是又矮又瘦的我，剪着短短的娃娃头，穿件借来的不大合身的白衬衫，崭新的红领巾大得像披肩，大人们看着这冒牌的少先队员都直乐，自己那傻傻的样子大概是挺好玩的。虽说是全市级的比赛，我却不懂得紧张，也不关心名次，只是为最后发给我的一本草绿色布封面的小小纪念册高兴不已。这本子虽然粗糙，近五十年后再看看，还真是觉得挺珍贵。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朝外大街少年之家。

    出朝阳门不远，路北曾有一条极狭窄、两人难以并肩走的叫“龙凤缘”的小胡同。小胡同口东边是家新华书店，书店东边就是少年之家，大体是今天华普大厦东边不远的位置。这里过去不知是一座什么庙，有两进院子，外院住上了居民，里院才是少年之家的所在地。

    院里东西南北四面高大的庙堂俱有用场：北房和西房是舞蹈队、歌咏队活动的地方，我是个笨孩子，与此无缘。但在寒暑假里，我就是这些屋子的常客了。少年之家的辅导员们（当时对那里老师的称呼）会组织演出、放幻灯、办故事会、游艺活动，千方百计地丰富我们的假期生活。他们还得推油印滚子把那种四分钱一大张的廉价粉、黄、绿纸，印成二寸大小的入场券，通过学校，发到孩子们手中。这些活动是不收一分钱的，那时也似乎没有人会动赚孩子钱的念头。想起来真是从心底感谢他们，当年为我们付出心血的园丁叔叔阿姨们，现在该有七八十岁了吧，衷心祝他们晚年幸福！

    寒暑假里我经常来少年之家听故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老师讲《金手指》时眯起眼睛，摇头晃脑地模仿财迷老地主的模样。我也玩过猜谜语、吹球、套圈、贴鼻子……玩够了，乐够了，还能凭自己挣的奖票去换些小奖品，如手绘的小书签啦、扎小辫的彩绸条啦、水果糖块什么的。有一次我攒了好几张奖票换了个两寸高的小泥人——这是个戴眼镜，留八字胡，穿绿袍的滑稽小老头儿。最好玩的是他的头是用一根粗铁丝连在躯干上的，可由你随意转动。我让他一会儿头朝后，一会儿头偏向两侧，乐不可支。还给他取名叫“张三”。“张三”老先生一直陪我到“文革”“破四旧”之时，才被迫躺进垃圾箱。

    少年之家的东房是图书馆。我们的借书证也是发的，当时只发给五、六年级学生，每次借的书可看上两星期。从《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到《俄罗斯民间故事》，从《水浒》到《飞向月球》，我读得如醉如痴。那时对于饭食上的缺油少肉倒是习惯了，但没有课外书读，则有些受不了。我还一度出现这么个毛病：偶然得到点美味零食，必须赶快找一本书，只有边读边慢慢品味，才觉得不辜负那点好吃的。我最喜爱的书是柯岩的儿童诗集《“小迷糊”阿姨》，它描述的是小学生生活，那简直就是在写我，写我的同学们。读两个星期不过瘾，就抄到小本子上，甚至背下来，从此时起，我就成了柯岩阿姨的“粉丝”了。大量的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从中的受益程度不亚于学校那半天课程。

    少年之家的南房是小人书阅览室，这是我“工作”过一年的地方。我在五年级时，在此当服务生，和另一位叫佟立恭的女生每周有一个下午来管理阅览室。每次我们都早早就到，先把一堆小木椅一排排码放好，再抬着搪瓷饮水桶去锅炉房打开水，洗涮干净十来个厚墩墩的小筒般的瓷杯，放进托盘。然后拖出桌下的纸箱，取出每本上角都系着小线绳的小人书，一部分书挂在后墙的几排钉子上，一部分书放在我们身边的两屉桌上。

    一到下午一点，戴上印有“服务生”字的红袖标，我们就开门迎接读者啦。此时，门外的孩子已排成队了。进门来，每人领上一本书，就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看完了，可以去换墙上挂的书，这当然比去私人书摊租书强多啦。

    来看书的多是三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孩子，打仗的、抓特务的书最受欢迎，这样就免不了有冲突。有一次，两个男孩同时盯上了墙上挂的一本《秃鹰崖擒匪记》。个头高的按着书不放，个头矮的抓着他的胳膊也不放，两人大声吵起来，所有的孩子一起抬起头来看热闹。得，这就该我管了，此时此刻我便是权威呀！实际上，我心里也发憷，自己还没那大个子高呢。问清了怎么回事，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小个子：“放开手，不许抓人！”他还挺听话。我又问他们谁先看到墙上这本书的，结果俩人都说是自己先看到的。怎么办呢？我又问：“原来坐在哪儿？”随即把那抢手的书“判”给大个子，理由是他坐得离墙近。不等小个子说出“偏心眼儿”来，又赶快从纸箱备用的书中找出一本类似的书给了他。嘿，矛盾就这么解决了。

    当年自己可是非常热爱这份社会工作，每当人家问我上街干什么去时，我都扬起脸，自豪地说：“去少年之家服务”。每看到书坏了，我和佟立恭都会利用星期日把它们修补好。我嫌少年之家提供的补书牛皮纸不好看，自己掏钱买来玻璃纸粘书页。领导我们的老师是辅导员王惠敏，她是中专毕业生，二十五六岁，留着两条大辫子。因为她自幼丧母，吃过不少苦，人非常朴实、老成。还有个姓宋的皮肤黑黑的男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常为我们的阅览室布置专栏。王辅导员对我们非常好，在我生病时，她到家里去探望，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和我姥姥聊家常，就像个可亲的大姐姐。

    后来，我升六年级了，要备考中学，只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少年之家。很长时间内，每过此地，都要往里边张望几眼。上世纪八十年代，商潮涌起，一家中西式餐厅盖的简易建筑挡在了少年之家前面，看不到我熟悉的红墙和大门了。你可安然无恙否？我的少年之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栋栋豪华大厦在朝外大街拔地而起，这个平民孩子的乐园更是无影无踪了，但在我心中，它永远是我成长路上的快乐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