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国家大剧院的法宪胡同和花园大院

    法宪胡同位于现在的西长安街石碑胡同东侧，是与石碑胡同平行、南北向的小胡同，长约百米。法宪胡同北连西长安街，胡同口隔着原横跨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与路北的28中学遥遥相对；胡同南口接东绒线胡同。1959年建人民大会堂时，将石碑胡同以东包括法宪胡同及部分东绒线胡同在内的大片民居拆除。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其西边原法宪胡同被拆除的那一片地方，一直闲置，现国家大剧院正是在那一片土地上修建的。

    我家大约是1949年春天由清华园迁到法宪胡同十四号的。那时，长安街远没现在这样宽，横跨在东西长安街上的三座门还未拆除。三座门洞上圆下方，中间大的来往对开走汽车，两旁小的供自行车、三轮、马车单向行驶，间或还能看见骆驼祥子曾拉过的老旧的黄包车。而长安街南边，与长安街平行铺着有铁轨，上面跑着有轨电车，俗称“铛铛车”。我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胡同北口，乘坐 “铛铛车”，去苏州胡同东口的汇文中学上学。后来，王府井百货大楼进口了一批匈牙利产的倒轮闸的自行车，母亲说：“你好好学习就给你买一辆。”以后我上学便骑车出法宪胡同南口，从绒线胡同穿东郊民巷，再拐进苏州胡同，或直接沿城墙根儿去学校……

    那时，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我少不更事，对父母来客不感兴趣，最多被招呼去向客人鞠个躬，就躲出去玩。但对一些熟客，还是留有深刻印象。诗人萧三是父母在莫斯科时就熟识的老友，每次来做客，都要拿出他用毛笔抄得整整齐齐的诗作，让父亲及在座的老友品评，共享他创作的愉悦心情。而那时，更引我注意的是他唇上蓄的贺龙那样的胡须，我觉得对萧伯伯来说，那更是诗人特有的标志。每次丁玲来我家，不论有多少客人，走进院子往往只听见她一个人的笑声、说话声。那时，常去法宪胡同的，还有我称作“李叔”和“范伯伯”的李何林夫妇与范文澜夫妇，他们都是父母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知交。1956年10月，随苏联著名作家波列伏依一起来华访问的报告文学作家加林，指名要求对父亲进行一次家访，作协派翻译家高莽陪同前来法宪胡同。那是加林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四合院，感到格外新奇。他一进院子便指着四面的玻璃窗大声说：“北京的民居真怪，从外面看瞎子似的一只眼睛也没有，走到里面，四面都是明明亮亮的眼睛！”客人告辞时，一抹斜阳正照在北屋走廊上，高莽取出相机，为他们拍了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