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二小 金灿灿的童年

    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实验二小

    至今记得童年唱的一首歌——“当我们走进了校园，来到了老师的身边。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知识的少年……”

    四十六年前，国家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需要大批人才。遵照毛主席“人才还是从小学培养好”的指示，经过层层考试和挑选，我们47名同学走进了全国著名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实验班。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朝夕相处。从1963年7岁进校，到1968年12岁毕业，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灿烂的5个年头，也因此结下了一辈子的友谊！

    如今，百年老校的校址不见了，但它的美丽还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记得当年跨入学校大门，迎门的是半圆形的花坛，春天的风信子、夏天的玫瑰、秋天的菊花总是那样灿烂。木栏影壁上，是毛主席手书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琅琅读书声、阵阵欢快的歌声、砂纸打磨木器的沙沙声不时地从前院两层小楼的回廊中飘来，那里是我们的阅览室、音乐教室和劳动教室。在那里，我们每周可以换阅一本课外书、上一堂音乐课、学一些手工活。《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长袜子皮皮》……，丰富的阅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科学幻想的种子；“在我美好的记忆里、深深记得延安的灯火”、“花儿朵朵向太阳”、“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一首首美妙的歌曲，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无比纯净而快乐；做几枚木质象棋、打磨出一块砂纸板、粘好一只纸盒，磨炼了我们动手动脑的能力。

    走进里院，是宽敞的操场。北边古色古香的平房是生产象棋的校办工厂；西边是一堵围墙，中间有一个月亮门，过了门是幼儿园和锅炉房；两栋教学楼一东一南，从东、南、西、北、将操场围住，它容下了我们五个年级20个班和原来的六年级非实验班的四个班。

    楼前花池里种满鲜花，给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操场边有一圈游戏器械，攀登架、双杠、滚筒等等，还有数十个砖头水泥砌就的乒乓球台，课间、放学后，这些器材上和乒乓球台旁，总是围满兴致勃勃的小学生。

    操场北面有一座钟楼，如同威严的长者，矗立在校办工厂两栋大房子中间，随时准备用它那浑厚洪亮的声音发出指令。

    学校的南大操场，毗邻历经百年沧桑和荣辱的笃志学堂（时为北京女子第八中学），那也是鲁迅先生教过书的地方。欢快的操场气氛与笃志学堂全西洋式小楼和花园的恬静形成大反差——一到下午放学后，足球运动场、体操房、乒乓球室里和各种运动器械、沙坑、跑道上，到处都是我们锻炼的身影。而每当召开学校运动会时，隔在两校间的铁栅栏门也会被打开，那里更是我们的快乐王国了。

    记忆中的母校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舒卷在我们的脑海中。挫折、沉迷时，它撩拨我们的脉率，激活母校为我们刻磨的坚韧基因，让我们无法淡定，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春风得意时，它会敲打我们的心智，令我们克制平庸的骚动，替换出母校烙入我们灵魂的优雅，因为我们是实验二小培养的精英！

    在美丽的校园里，每个同学和老师都带着校徽，上面是郭沫若先生书写的校名。 我们的学习紧张而快乐。那时我们是第一批“十年一贯制”的学校，到了五年级毕业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是直接升到北京八中的，也是当时教育改革的新的起点。由于我们实验班和北京市小学的课程不一样，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小学六年的课程，还要学习普通小学里学不到的许多技能，也就是说，“素质教育”早在四十六年前已经在我们身上试验了，而且它的效果显而易见，并让我们受益终生。

    当时北京的小学生是半日制上课，我们是全天上课，每周五天半（周六半天）。各科作业很多，作文课更比普通学校多得多。从二年级起，每周连上两节作文课，每天还要写一篇日记。除此之外，练毛笔字、学水彩画、参加课外小组也是每周必须完成的作业。我们的常识课，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科学知识课，借助幻灯、标本、实验器械等教授知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们学习的兴趣和潜能。考试也非常紧张，不仅考笔试，有时还要一个一个进教室和老师单独“对话”，半点也甭想“浑水摸鱼”！

    记得我们班被当做实验对象时，47个人上一堂课会有10多个老师面对面盯着。我们借助一个可以转动的“百宝盒”来学习语文知识：自己转动盒子的旋钮，显示框中会依次出现拼音、汉字及各种题目，完全自学完成。上午学完下午马上测试，一下子就学会了40多个汉字！

    那时，学校还为不同学科设专业教室，教具、设施一应俱全。可以说我们是全国小学生中语文课学习和考试最早用录音机的学生。使用的是那种用好大劲按下去“嘁哩喀嚓”一阵乱响的磁带式录音机。我们每个班每周就能轮到一两次在电教室自己录音、自己听。当然，我们也没辜负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基础相当坚实。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对于我们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遗憾的是，十年浩劫阻断了我们在小学享受完整的教育过程，更是泯灭了我们直接升入八中、完成“十年一贯制”实验教育的机遇。虽然是这样，我们在母校受到的教育还是为我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起到了很深刻的影响，可以说造就了我们的将来。

    对母校的记忆里，当然还有难以忘怀的伙食。

    学校食堂的伙食特别好，即使1963年全国人民吃饭都要定量，我们不但主食不限量，菜也很丰富。有一段时间学校食堂修理，我们一度在“又一顺”餐厅就餐，那真是“天天有饭局”的日子啊。每天中午，同学们排着队，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去吃丰盛的午餐。关于吃饭，同学们至今还记得一段笑谈。一次食堂吃红烧鸭肉，量大、油多，很多同学吃不完，但谁也不敢倒掉。因为在当时北京人的油的定量仅仅是每月半斤！那时老师常给我们讲，国家面貌还是“一穷二白”，在生活上不要浪费一点粮食。我们也常唱“我是一粒米，别把我看不起”，常念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不知所措的时候，终于有两位“勇士”——马立同学和温熙同学“无畏”地站了出来，把同学们剩的两大碗油和肉“奋不顾身”吃喝掉了，确实一点也没有造成浪费。但是，后果可想而知，这两位“勇士”在下午刚刚上课不久就冲进了厕所，吐得一塌糊涂。

    母校的生活丰富多彩，紧张学习之余，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比如我们经常排演节目，像《小红帽》、《拔萝卜》、《越南小英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我们的节目还在政协礼堂演出过。每周二放学后，同学们都要根据兴趣参加不同的课外小组活动，如绘画、音乐、手工、朗诵、体操、乒乓球等。我们学校的篮球队、乒乓球队、体操队都是有相当水平的，在市里、区里都拿过名次，年年参加五一、十一的游园会。不仅如此，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劳动，平时教室、卫生和每周一次的扫除是“值班日”，还组织去郊区、去工厂劳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实验二小是一所对外开放学校，年年都有外宾参观，有外国小留学生就读，同学们也有很多外事活动的机会，蒋树玮、王希一、吴在都、赵安敏等同学因为长像“标准”，所以常常有机会给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献花，令我们这些不够“标准”的同学好不妒忌！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1965年，为送别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排练了《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是你的好儿女》、《北京—地拉那》、《少先队之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等歌曲。送行的那天很热，贵宾因事耽搁，我们在飞机场整整等了一天。午睡是在树荫下铺着凉席就地凑合的。直到半夜，才送别了这位贵宾。我们200人的童声合唱赢得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许，并亲自挥动手臂为我们打拍子。我们的情绪沸腾了，歌声也更加嘹亮了。

    如果说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母校的老师则给予了我们父母般的呵护与关爱，教育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刘玉梅老师，数学贾老师、王玲玲老师，后来的班主任刘锦华老师、王英竹老师以及教授过我们的姚黛如老师、向贤娟老师等，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教诲依然深深珍藏在我们脑海中，是他们给予了我们人生的启蒙教育，也可以说给了我们的今天。

    四十多年了，学校的生活让我们终生难忘，是我们聚会时永远的话题！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孩童时期的学习生活，让我们之间产生了亲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十年浩劫，我们都未幸免，生活学习历经坎坷。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同学们通过上大学、留学或自学，努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素养，并在自己工作的领域或岗位上做出成绩。同学中有北京市教工委副书记缐联平，著名经济学家彭刚，在新闻界的著名高级记者原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常务副总编的赵多佳，还有大型企业的老总、教授学者、工商界精英……

    这么多年了，我们同学间的友谊一直有增无减。儿时的歌曲也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走的很远很远，告别了亲爱的老师，离开了哺育我们的校园。无论我们走的多远，我们都心系着校园。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回到老师的身边。还会流连忘返在，哺育我们的校园”。因为在那美丽的地方，有我们难忘的金灿灿的童年！

    实验二小成立于清末宣统二年9月19日，是由当时著名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创建的一所附属小学，始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之后，学校随母体更迭和时代变迁几易其名：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1925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校”，1931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师大迁往西安，学校在沦陷区于1938年改变隶属关系，归属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管理，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1941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1946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1955年，学校启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之名至今。学校最初校址在北京石附马大街，1912年夏迁入手帕胡同34号（今18号），2007年12月19日迁入新文化街111号新校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