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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袁世凯,燕雀孙中山

2002-12-1 11:00| 发布者: 薹苔| 查看: 983| 评论: 0

  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凯所颁勋章作扇坠,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大厅中摇扇叫骂袁世凯半日,袁世凯竟不敢出来置一辞,而且终了也没有加害于章氏。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 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君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一位有本事、有贡献、开明进步、有情有义、带浓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进新生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袁世凯多少有点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沙俄末代铁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么“独夫民贼”。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逊之。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澂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相比命令追随者必须'誓死效忠'自己的孙某人,袁氏高大的多。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
  
  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
  
  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
  
  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
  
  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复辟一事无文人主动拥而趸之,袁氏不会如此匆忙登极。
  
  袁世凯,世之枭雄。
  
  若以坏蛋来总结,显然过于小看袁世凯。
  
  袁世凯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但是不学有术。
  
  他的改革,更加深入。仅直隶一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在袁世凯的改革下,废除了科举,建立新学。开办学校,聘请外教。袁世凯担任总督的直隶省,到一九零八年,初等小学堂共八千五百三十四所,高等小学堂一百七十四所,在校学生分别为十八万零四百八十九人以及八千六百三十九人。
  
  零一、零二、零三、零五年,袁世凯分别创办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电话局,第一个无线电报学堂。
  
  所有这些,比之康有为的徒呼改革,要有意义的多。
  
  天津人,至今还享受着当年李鸿章与袁世凯所做的贡献。
  
  如果不说,谁知道中国第一所大学、第一批警察、第一批铁路、第一辆电车、第一辆公交、第一个女子学校、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所发电站都是出自他二人之手。
  
  
  而且,更不可能有人知道,现在被传唱为英雄的詹天佑,是袁世凯发掘保荐的人才。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袁赞不绝口。
  
  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
  
  
  孙拍马屁的工夫可见一斑。
  
  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
  
  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
  
  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
  
  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
  
  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
  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
  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
  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
  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
  
  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
  
  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下属或者左右。
  
  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
  
  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
  
  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国、共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蒋、毛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
  
  袁世凯错就错在听信荒唐文人,而称帝,如果历史稍微一变,略去此节,袁实乃中国之华盛顿。
  
  以其当时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蔑视天下的实力,大胸怀和大智慧,中国历史又会是一翻什么样的景象?
  
  可见文人亦可误国,文人更能误民.
  
  袁总统+孙议长的格局如能存在20年,则之后的中国历史将彻底改写。
  
  外蒙会仍在,并且版图会扩大。
  中日少一场战争,即使发生,中国应可不败。
  蒋、毛不会出现。
  
  一切尽变。
  
  真正的帝制发烧友,不是袁,而是自古有相轻陋习的中国文人。
  
  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
  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
  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
  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
  
  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
  
  
  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终于把他弄到宝座上了。
  
  当时,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
  
  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
  
  在100多年前的时代,如果你是袁,你又该如何选择?
  
  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
  
  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
  
  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
  
  
  
  设身处地为当时的老袁想想,做不做?换成你,做不做?
  
  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
  
  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
  
  “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
  
  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
  
  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
  
  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
  
  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
  
  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
  
  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
  
  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袁克文劝袁的一首诗《感遇》
  
  
  乍着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其实有道理。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孙文讨袁的一大罪状。
  
  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
  
  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⑦
  
  
  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
  
  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换做孙总统,恐怕连黄河以北都已经让出去了。
  
  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
  
  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
  
  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
  
  1915年5月8日,老袁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到:
  
  “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
  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
  
  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
  
  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在胸襟上,更无法和袁相提并论。
  
  历史对得起孙文,让最有可能成为独夫民贼的孙,下野了。
  
  袁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严词倒袁;
  
  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黄远庸些许的批评。
  
  刺杀黄远庸,足以体现,谁更是真正的独夫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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