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板胡同往事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1957年9月，我考进了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成了一名初一年级的学生。学校位于东城区船板胡同，而我家却住在崇文区红桥西边。自打入学后，每天很早就从家出发，快走也得40分钟才能到校。冬天的时候，一路上披星戴月，到崇文门路灯还没灭。中午，在校门口的摊上，买碗馄饨，吃个窝头，就算是午饭了。尽管每天吃的总是口味单调的“老一碗”，尽管上下学往返走很长的路，可到这儿上学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是我上小学时就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早就听说，这所学校创办于1871年，始为基督教美以美会蒙学馆，几经更名、扩建，成为二十世纪初北京最大的学校，后定名为汇文学校。因为学校历史悠久、规模大、设施完备、教师优秀，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好学生，是所很有名气的学校。

    开学不久，老师带我们参观学校，走了半天的时间，还觉得是走马观花。学校坐北朝南。走进铁艺栅栏大门，迎面不远矗立着一尊铜铸校钟。一条宽阔的白杨树道把校园分成东西两部。西部有中楼安德堂，西楼高林斋，北楼德厚斋，南有祥和图书馆。在它们的周边邻着院墙有两个大饭厅、两栋宿舍楼，间或还有医务室、理发室、小卖部等；东部有体育馆、环绕400米跑道的足球场。足球场南边有4个篮球场、东边有个排球场、联合器械场；东北角还有个实习工厂，土丘后还隐藏着个植物园。

    安德堂是座西洋式的四层楼建筑。里面有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动物标本室，高中教室集中安排在这楼里。那次参观，各种功能的教室和各式各样的仪器吸引着我，而物理实验室张挂的条幅更令我刻骨铭心。“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沿着崎岖小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卡尔·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而后在我的学习中，它却像永不灭的灯塔一样照耀着我的航程。

    安德堂的东边有“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终年苍翠低柏环绕。那是为纪念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被段祺瑞政府枪杀的汇文学友唐耀昆、谢戡而立。我每每路经这里，总是驻足瞻仰、沉思，碑文中“舍生报国，千古同悲！”又时时催我前行。

    上初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数学、文学、政治、历史、自然地理、植物学、音乐、美术、体育、劳动10门课程。老师们都博学多闻、身怀绝技。讲课语言有的朴直无华，有的逻辑严密，有的妙语连珠，有的幽默风趣。他们都是启发引导、诲人不倦。老师仿佛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科学的殿堂里探寻。我们都很爱上课，作业几乎都能在学校里完成。

    初一刚开学，我们就赶上参加建国8周年庆典，被编为了仪仗队红旗队，同学们无不兴奋。紧张的9月里，每当课后，我们就集合在操场上，大队辅导员指导我们25人一排，25人一行，组成方阵进行列队练习。在“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中，大家齐步走、正步走，眼睛的正视光和左右余光全都用上了，一丝不苟地监视着队列横平竖直。队列不耍龙了，又练举旗杆、着装举旗。“十一”那天，当我们身着白上衣、白裤子、白球鞋，手举红旗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时，更是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后经西单、西四、北海后门、东四、东单，返回学校。老师挥着手高兴地宣布：“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任务！”虽然我们训练了这么多天，虽然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虽然我们没能看清毛主席，却体验了荣光和喜悦，我们依然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

    1958年7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上课铃刚刚响过，班主任却急匆匆大步走到讲台旁，高声说：“同学们，昨晚，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东了！上午我们停课，要上街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立刻跑出教室，紧急集合，学校把准备好的小纸旗发给我们，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涌出校门。一路上，我们挥着纸旗，振臂高呼，直奔英国临时代办处。在我们的心灵里，第一次感知着什么叫正义、什么叫非正义。

    记得曾在图书馆里借了本《世界闻名作家简介》，封皮怎么是油印的呢？我莫名其妙，而翻开每一页，清秀的字迹竟是手刻的。16开本的几十页，介绍了古今中外200多位作家。图书馆老师告诉我，这是学校李戏渔老师自己收集、设计、编辑、刻印的。我真的感动了，这时我手里的书却觉得沉甸甸的。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打击走私展览，我们排队走在便道上，不经意，我随地啐了口唾沫。“同学，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随着这轻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快步走来的老师，和蔼地提醒。顿时，我羞愧得脸红到了耳根。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什么是文明，那个坏毛病到老都不犯了。

    紧张的课堂学习之后，东操场便是我们欢乐的天地了。练60米短跑、400米中跑、跳高、跳远、爬杆、爬绳、单杠、双杠……那时，“少年劳卫制”标准激励着我们自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当我们拿到国家体委统一制发的证书、证章后，真感谢老师的指导、感谢同学的帮助，又为自己的努力兴奋。因为操场上有我们辛勤的汗水，也有我们不懈的追求。而后，我们又朝着更高的“青年劳卫制”标准进军了，又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操场上。1958年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日报》还登了我们2500多名学生在操场上冒着凛冽的寒风坚持做广播操的照片。题目是：这里是零下13摄氏度。那时，我们在数九寒天中锻炼，心里也总是热乎乎的。

    当时学校还成立了歌咏队、口琴队、话剧队等，每到周末课后，校园里便荡漾起我们悠扬的歌声、琴声；在实习工厂，老师教我们学会了使木锯、木刨，学会了钉木凳、做盆架、编笼屉……在植物园里，我们学会了浇水、施肥，给西红柿、黄瓜搭架，给棉花打杈……

    汇文是学府，我们在这里仿佛时时、处处、事事都在学知识、增见识、添本领、长技能，更学着怎样做人。汇文又是乐园，我们天天在这里快乐地成长着。

    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北京要建十大建筑，其中北京站选址占用了汇文中学大半面积，学校迁址到崇文区培新街，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船板胡同的汇文中学上学，虽然短短一年多，可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