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 恰同学少年

 我是1959年考入了日思夜想的四中的，那可是无数男孩子向往的“圣地”。

    四中有当时全市中学里最大的操场。我从小爱玩好动，这下如鱼得水。每天放了学，便抱着足球往操场跑。有时玩到天黑了，一脚踢上去，只能借着月光看到空中一黑点，“砰”地一声落地后，看不到球跑哪儿去了。怕球丢了，与同伴约好，第二天一开校门就来找。可待找到球后，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疯玩。

    那以前，在“中苏友好”时期，各中学都学俄语，我们班则是恢复英语教学的第一批，一些同学不愿意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韩振东老师便指导我班中队辅导员黄大树（外号“哈拉朔”——俄语“好”）和刘继光，组织我们开展“英语中队会”活动。在一个多月中，我们去外文出版社访问了老红军，请他们讲怎样用英语当武器与敌人斗争，与友好国家交朋友。我们学着朗诵英语诗文，自编自演英语小话剧，全班同学都学会用英语唱《社会主义好》。开队会那天，广播电台、《辅导员》杂志都做了采访、报道。通过队会活动，同学们把自己的学习与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提高了学习兴趣和自觉性。

    就在我们“无忧无虑”地成长时，身边悄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冒进、浮夸风的人祸，加剧了经济困难，“老大哥”也撕协议、撤专家、逼还债。困难当头，同甘共苦，记得我们学校有很多高干子弟，全部入了集体伙食，与同学们吃一锅里的菜，喝一盆里的汤。大家还为国分忧，勒紧裤带，主动报名，减了粮食定量。副食也基本没有了，每顿饭见不到什么油水。

    张钟祥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课。他给我们讲卧薪尝胆的故事，朗诵新编历史剧《胆剑篇》剧本，还给我们讲解“发愤图强”中“发愤”的深刻含义。

    音乐课的凌青云老师，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教我们唱《毕业歌》，讲他们那一代青年奔赴抗战前线，“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带我们重温《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背景，一句句分析歌词，一遍遍放唱片，使热血少年个个心情激荡，胸中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当年北京市只有四位“特级中学教师”，四中就占两位。化学课的刘景昆老师年近七旬，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但他坚持亲自登台讲课，以实际行动“共渡难关”。记得当时，我们穿汗衫，而刘老却是穿棉裤，戴围脖，坐在轮椅上。他讲的课，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那是他多年教学的精华。他还讲四中的革命传统，讲爱国、讲做人的原则。刘老与教物理的张老（子锷）的两尊半身铜像，现耸立在四中校园的翠柏苍松之间，供人瞻仰、追思。

    四中领导在抓思想教育的同时，很重视学生身体健康。学校组织食堂工作人员绞尽脑汁想办法，到处取经学习。为多出分量，米饭要蒸两遍；废弃的白菜头洗干净，拌入作料，做成“人造肉”；把剩米饭，掺上玉米面，蒸成软绵绵的“平顶无眼窝头”，成了至今校友们津津乐道的“四中特产”。每顿饭，都抬出大桶用菜叶熬的“高汤”，给学生们增点营养，填满肚肠。

    学校还从部队借来大卡车，到远郊区去买大白菜，发动全校师生去装卸、运输。白天摊在操场上晾晒，傍晚码成垛，要倒腾几天，掉落的菜叶，蒸成大馅包子。就是老菜帮，也要洗干净，用大缸腌咸菜，吃到开春。

    我们在学校东南角开辟了菜园子。生物课老师带我们在温室中育出秧苗，再移栽到地里，有洋白菜、西红柿、土豆、大白菜。同学们用压水机灌溉。小菜园解决了食堂的部分需要，也增长了我们的农业技能，磨炼了自力更生的意志。

    学校开设了勤工俭学课，我们用碎玻璃片，刮削竹棍，制成筷子，挣加工费。到校办工厂，批量加工木锯上的蝴蝶螺母，学会用台钻、锉刀。我们还生产国家急需的继电器，用研磨膏把一对对紫铜触头研磨得严丝合缝，用手灯照也不能漏一缕光。班级间开展劳动竞赛，看谁干得又多又好。在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为学校的发展挣来大笔资金。

    别的学校，是学生交班费搞活动，而我们是学校每月发给班费。我们订了许多报纸、杂志，买了不少体育用品，足、篮、排、羽毛球等，应有尽有，还经常搞些文娱活动。

    母校不光给了我们优秀的精神传统，还给了我们高品位的文化熏陶。在做学问方面，四中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学组的鲁维新老师，把枯燥的平面几何学讲得生动活泼，激发学生钻研的兴趣，拓宽思路，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尊称他为“欧儿里德”。鲁老师还“额外”给我们讲了“非欧几何”的几个学派及各自特点、用途，他让我们知道，天外有天，学无止境，也为以后深造打下基础。

    语文课的张钟祥老师特会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在一次作文课上，他拿出一枚一分硬币放桌上，就让大家以此为题写篇作文。于是，有的同学从“一分钱，一两米”，写到勤俭持家，勤俭建国；有的同学从硬币上的国徽，写到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自豪；有的同学写到国家的经济困难，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我则写了一件真事：我在做值日时，捡到一分钱放到讲台上。几天后，无人认领，我用它买了五支粉笔，供大家用，表达了拾金不昧，热爱集体的思想。

    四中是著名的体育传统校，在三年困难时期又是接待外宾参观的重点学校之一。这更激发了为革命而锻炼，为国争光而锻炼的热潮。课余时间，操场上生龙活虎。操场北边的一排排水泥乒乓球台，总是围着人。各班开展起“学红军传统，走长征路”的象征性长跑，人人参与。每学期都办的校运会，每个班都制订了班徽班旗。为了班集体荣誉，每个同学都各尽所能，报名参加各种项目，校运会成了全校师生的大party。我们请来清华大学的马约翰老教授，还请来过田径名将姜玉宁，为同学做短跑示范。国家女子篮球队也多次应邀来校表演、指导，并与四中校队打“混合比赛”——这都得益于四中的两位国际级篮球裁判——韩茂富老师和吴济民老师。而四中足球队多次夺得全市中学生足球冠军，则与国际级足球裁判迟文德老师的辛勤培养分不开。

    当年我们的课余活动也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高三文科班的大哥哥排演了话剧《关汉卿》。因没女生，他们就男扮女装，演“赛帘秀”，用彩旗作衣裙，脸上涂脂抹粉，一招一式，一笑一颦，还真有个范儿。尤其是那首关汉卿自喻的《铜豌豆》，被不少同学熟记传诵：“我是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教我树立了铮铮傲骨，不向邪恶低头。

    每周二下午，校舞蹈队就借我班教室排练。我们帮助把桌椅摞到教室后部，前面就成了舞台。他们与女六中的舞伴，演出过《洗衣歌》、《鄂尔多斯舞》、《红绸舞》……还辅导各班文娱活动，活跃了学校生活。

    每年国庆游行，四中都要担重头戏，领受最艰巨的任务。初二时，我参加了国庆仪仗队的训练，经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考验。大日头直晒下，拔正步，头、颈、胸、腿、膝都要绷上劲。踢出正步不能晃，要吊在空中，让教练用绳拉。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爬不上床。第二天咬牙还要去练。从单兵练、成行练、成队练，到成方阵练，就是为了过天安门那一刻，向祖国和人民汇报，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面对困难的精气神。

    学校还培养了学生独立钻研精神和动手能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我们学会用有限的资金，创造出无限的乐趣。

    堂兄罗进益是高我两年的四中学长，我俩都对照相感兴趣，就用攒下的零花钱一起去大栅栏或东四的摄影器材店，买人家从整盘胶卷裁下的零头。蒙在黑被窝里，自己装上暗盒（135胶卷），或配上背纸（120胶卷）。论斤买来裁下的相纸边角料，动手洗放照片。我们找来旧木板，钉成曝光箱。废玻璃不合尺寸，又没金刚刀裁，我们就把脸盆盛满水，在水下用剪刀剪玻璃——还真成功了！而且还避免了碎玻璃碴崩到人。我们还买来旧的相机镜头，做成放大机，不光自己玩，还为亲友、同学服务。越玩越有趣，越有趣玩得越深。我的一个同学后来到西双版纳插队，就凭着课外学到的照、冲、洗、放相的技能，办起了摄影部，满足了全县百姓的需求，自己也成了“财”。

    团结互助，是四中的传统。班里沙存海在体育活动时摔倒，腿动不了，是张光东（张云逸大将之子，现为少将）和张立维二话没说，马上背到医院治疗，后来又几次送他去复诊。在校庆100周年时，同学见了面，都没忘这件事。

    华侨范令久同学经常把国外寄给他的巧克力、奶糖分给同学。他还把家中藏书带到教室，让同学们挑。于是，在一个学期内我看完了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儒勒·凡尔纳全集》，开阔了视野。

    有一次我左脚长了个黄豆大的鸡眼，走路一瘸一拐，硌一下就疼出一身汗。一天中午才吃过午饭，张钟祥老师来到了教室，拿着酒精棉球、小刀等要给我治鸡眼。男孩子的脚又脏又臭，我不好意思伸出来。张老师笑着把我摁在椅子上，一条腿跪在地上把我的鞋袜一一脱掉，再把脚架到他膝盖上，用酒精认真擦净脚后跟，然后一只手捧着我的脚，另一只手一刀一刀削去鸡眼硬壳，然后，又用刀尖把枣核样的鸡眼根挖出，撒上消炎粉，最后又用绷带层层包好，给我穿上鞋，轻轻放在地上。这时，张老师已经站不起身了，我的眼泪也一劲在眼圈里转。

    多年后，张老师遭遇车祸，伤及颅脑，急送北大医院，组织抢救并亲手挽回张老师宝贵生命的神经外科专家，正是他的学生，我的同班同学霍惟炀。在百年校庆上，我们又看到了白发苍苍的张老师和夫人李芬老师，同学们把深重的感激和爱戴献给了他们。

    记得毕业考试前的一个晚上，由于平时学得扎实，又复习得很充分，张老师带全班去北海放松一下。我们用班费租了几条小船，泛舟在太液池上。月上琼岛，白塔倒映水面。有同学情不自禁拉起手风琴，大家应声唱起了《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那发自年轻人火热胸膛的歌声，令人心潮澎湃。歌声中，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唱得更起劲了。

    那情、那景、那歌声，成了我四中生活的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