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伊文思安东尼奥尼

　　伊文思


　　安东尼奥尼
 
 
    编者心语

    美国著名的纪录片理论家阿兰·罗森沙尔在他主编的《纪录片的良心》一书的序言里说过：“纪录片的使命在于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可是在这样的使命里，不同的纪录片导演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在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的报道，常常会因为西方主流社会传统思维的制约，遭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公正待遇。随着历史的迁移，后世人越发缺少历史事实的依据，并且经常受制于时尚思维的局限，很难重新来公正地做出判断。

    遭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有两位世界级电影大师——荷兰的伊文思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他们两位都在上一世纪70年代来华拍摄多集纪录片，伊文思拍摄的名为《愚公移山》，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叫《中国》。二者完成后都在国际上放映，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被认为美化了中国，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后者丑化了中国，却得到了西方媒体的追捧。

    不是伊文思和罗丽丹的纪录片不公正；而是他们所记录的那个特定年代充满了不公正。

    《愚公移山》不可全盘否定

    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拍摄《愚公移山》的初衷是“把中国的真实信息传遍环宇”。1985年11月29日，伊文思和玛斯林·罗丽丹在北京饭店接待了我，伊文思亲口告诉我：“我和玛斯林总希望以真实场面的记录奉献给欧洲的观众”①。为此，他身体力行，不断地同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当时中国盛行的摆设虚假场景供纪录片拍摄的恶劣作风做斗争，在抵制“到处都是玫瑰花公式”的同时，还把西方盛行的纪实主义影视美学观念和长镜头加同期声的拍摄技法一同带到中国，所拍出来的《愚公移山》，不仅有针对性地揭穿了当时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散布的有关中国的谣言（诸如：“全国人民都喝大锅青菜汤”，“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全国都像一个大兵营”等），而且还把当时国际纪录片创作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介绍到中国，使我们老一代的中国纪录片工作者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伊文思受到了西方电影界某些人的围攻，说伊文思和罗丽丹“撒了一个弥天大谎”②。1985年11月20日，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学生对伊文思提问：“您对《愚公移山》怎么评价？”罗丽丹的回答非常中肯：“这部片子是我们拍的，但是它与中国政治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认识的很多中国朋友，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尽磨难，可是他们又让我们拍了这么一部片子。对此，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才好。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评论此片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我们就难以回答。”③

    我们至少可以给予《愚公移山》这样的评价：作为纪录片，它严守纪实原则，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人的思想、风貌，因此，它的文献性价值是不可否定的。我想也许这样将就更公平：不是伊文思和罗丽丹的纪录片不公正；而是他们所记录的那个特定年代充满了不公正。另外，伊文思通过《愚公移山》的拍摄，带给我们国际上流行的纪录片写实主义美学理念和长镜头加上同期声的拍摄方法，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纪录片创作人员。

    《中国》不仅未能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还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

    安东尼奥尼无“反”可平

    在1972年5月13日至6月16日，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我正在当时的央视国际组当编辑，我有几位同事就在《中国》剧组当“陪同”、翻译，我们经常听到剧组的一些进展情况，而且随时可以看到拍摄的样片素材。但是，在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没有看到过它的完成拷贝。而这部《中国》却先在美国广播公司（ABC，1973年元旦）播放；后在意大利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直到1973年9月26日，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后，意大利电视台才把此片交给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在1973年底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片的④，当时我们都一致认为这部片子问题很大，它不仅未能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还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因此，对于现在那些给安东尼奥尼“平反”的种种说法，还有一些中国地方电视台以“纪念安东尼奥尼诞辰”的名义重播该片的做法，我们这些走过那段特殊历史的一代中国纪录片人，是不能接受的。

    上一世纪70年代，中国报纸掀起了对于安东尼奥尼“反华、反动、卖国”的影片《中国》的批判，确实是“四人帮”组织的阴谋。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大会上说，这部影片是“间谍加汉奸”搞的。此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报纸给该片扣上了“反华、反动、卖国”的帽子，这确实过了头，也给安东尼奥尼扣了不适当的政治帽子。但“四人帮”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反安东尼奥尼，他是个意大利的著名电影导演，他到中国拍片子“卖”哪门子国呀？实际上，“四人帮”要攻击的目标是当时已经重病在身，还在抱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四人帮”急于查清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由谁批准的，准备借此罗织罪名。当时我们在电视台常听到周总理关于接待和配合伊文思工作的指示，却没有听到过周总理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指示或意见，而当时广播电视部主管宣传和直接批核安东尼奥尼拍片计划的，却是“四人帮”亲近的人。事情的结果是否让他们感到“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门”了，于是，就把这场批判偃旗息鼓了。直到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这件公案发了15号文件，指出：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详见广播电视部原外事司司长马元和所著《国外广播电视见闻及国际交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

    即使最完美的拍摄对象，你专门挑刺，把缺点、短处堆砌到一起，你也一定能制造丑相。

    丑化中国人的《中国》

    即使是今天在中国市面上流传的《中国》DV版，我们仍可以见到这部片子里有不少镜头和段落属于对中国人民和社会现实竭尽丑化的影像，例如：在北京景山大街，安东尼奥尼用长焦距偷拍的一位妈妈给刚刚大便完的婴儿擦屁股特写；北京街头骑自行车人“双手脱把”，边骑车边打太极拳；在影片放映到55分钟时，安东尼奥尼用长达30秒的跟镜头拍摄了北京鼓楼小巷里老太太的小脚；在郊区某农场拍摄猪圈，选编的是一声京剧锣鼓点吓醒了一头肥猪，它一拱身站立起来，画外音却是京剧《龙江颂》里的江水英的演唱：“抬起头，挺起胸”。后来在河南省林县的一个村子里，他又用长焦距镜头，逐一吊拍那些躲在自家砖土垒砌的门墙后的大姑娘、小媳妇和小学生们，她们对打扰固有平静生活的外国摄影队既害怕又好奇，偷偷从土墙背后伸出半个脑袋张望，却不知道被人家的镜头抓个正着；安东尼奥尼的长镜头还被用来拍摄推着独轮车来上厕所的山里汉子，他一边解开“缅裆裤”一边进入茅厕，怎知道安东尼奥尼一直开着摄影机在远处等他出来呢！因此，当他掖着裤腰迈出茅厕，迎面见着正拿着“黑炮筒”（变焦镜头）对准自己的鬼佬，只好躲进了别人的门内；在南京，安东尼奥尼透过守桥部队晾晒的裤裆拍摄长江大桥（现在所见版本已经删去），大桥上无休止的走来淘粪工拉着的淘粪车；拍摄“五老村”幼儿园孩子们没完没了地唱革命歌曲，似乎中国的幼儿园老师别的什么都不教；70年代上海，满街跑着国产上海牌小轿车，黄浦江上不时有国产万吨轮破浪而过，但这一切都被安东尼奥尼用延续很长的移动镜头拍摄的小舢板代替了！它的解说中讲的是“上海是上一世纪外国资本家修建起来的”；特别让人愤怒的是，他用加倍的长焦距偷拍了一位男船工在船舷边解小便的镜头，隐秘部分被暴露得清清楚楚！凡此种种，还可以列举一大堆。

    1973年底，我们当时看过的素材和粗编样片，丑化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头还要多，而且更叫人难以忍受。就因为出于民族自尊，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组几位同事联名上书，要求组织拍摄“反击”安东尼奥尼的片子，来澄清真相，还我尊严。我们的报告经周恩来总理审批“同意”，从1974年春季开始，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拍摄了《新上海的主人》、《苏州的春天》、《紫金山下的红小兵》等纪录片。

    我们拍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即使最完美的拍摄对象，你专门挑刺，把缺点、短处堆砌到一起，你也一定能制造丑相。不论处于何种动机，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目前中外媒体为安东尼奥尼打抱不平，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新闻观和严肃的纪录片使命感。更应指出，安东尼奥尼的某些错误，正在被西方媒体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重复着。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媒体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华鼓噪，除了少部分报道属实，大都是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更大量的则是这种专挑所谓的阴暗面，加以集中、突出，从而制造或加深了西方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的误解。举例而言：北京迎奥运期间，有的西方电视记者，他不拍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或志愿者的微笑，却专门钻到北京的小胡同里拍垃圾桶。你拍的那几个垃圾桶很可能是真的，但是你要就此把美丽的北京拍成“垃圾桶”，那就是极不道德的！

    美国著名的纪录片理论家阿兰·罗森沙尔在他主编的《纪录片的良心》一书的序言里说过：“他们都是纪录片工作者……他们都相信纪录片的使命在于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如果说：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正是出于这样的使命感，但却受到了来自客观的干扰和影响；那么，谁又能为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动机做出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呢?……

    注释：

    ①②③：均引自尤里斯，伊文思：《不只是一种模式》，原载任远编译的《海外名家谈电视》，9-11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2。

    ④：当时曾经在地处广电部大院内的央视大放映厅组织全台编播人员观摩《中国》16毫米拷贝影片，我们编辑们还拿到它的解说词中文译稿。当时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些镜头，现在的DV拷贝已经没有了。

    任远

    72岁，中国第一代电视工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曾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和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曾担任过芝加哥、柏林、布拉迪斯拉法等国际影视节的国际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