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八中的女学生

    我小的时候，北京有两所八中，一所是女八中，一所是男八中。1965年，我们几十名小学五年级女同学上的却是男八中，成为该校第一批女生。

    早在“文革”前，北京中学有好几所是男校，名称以个位偶数编排，口碑都不错。每年报考的同学很多，分数线也是所有中学里最高的。其中四中和八中的男同学更是明里暗里相互较劲，在各种比赛中友好竞争。但让八中胜出一筹的是，1965年9月1日，穿着整洁队服的男八中鼓号队队员夹道奏乐，迎来的是从北京育才学校和北京实验二小“十年一贯制”实验班直升初中的男女同学以及从其他小学六年级毕业经过严格考试入学的两班同学，其中初一（6）班仍全部招收男生（号称是八中最后一个男生班）。

    我至今记得，我们初一（4）班女生还是按照在育才学校形成的“三人成行”的准军事作风，列队走进八中校门。这种作风后来又保持了一段时间，但因八中比育才面积小太多，加上有男同学在我们背后总说“这帮孩子真神”而作罢。当时，我和李小青同学个子最矮，所以当了排头兵。鼓号齐鸣的大阵势，初高中清一色男生的欢迎队伍，真让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呢！不知是不是源于那天的深刻印象，我和小青后来都参加了学校的鼓号队，参加了1965年国庆活动以及很多重大迎宾外事活动。我至今熟练的打鼓点技术，让我两个从小生长在海外的女儿惊诧不已。

    不过，欢迎归欢迎，我们班梁小瑞同学听说，北京八中为了收女生的事情，校长亲自动员，颇费了一番口舌地说明“重要意义”，当时还真有些在读男生提出了转学的要求（多纯洁啊！）据说，八中男生不愿学校接收女生的原因还有一点，好像是游泳池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破坏了他们的“安全感”。为此，在“文革”前，小瑞同学就从没去过游泳池（够自律的了！）但有一天初一（1）班有个女同学毅然跳入水中，赢得了半边泳池的使用权，也掀开了男八中校内“女权运动”新的一页。

    话虽如此，八中高一年级各班还和我们初一各班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班，从学习到各项活动一直对我们呵护有加。后来，有的高年级男同学还和我们“老初一”女同学结成令人羡慕的青梅竹马人生伴侣。如今，更令八中胜出的是，1988年，由陈小鲁、苏宁、李勇、计三猛和黄坚等同学发起并成立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其会员规模之广、联系同窗之多、作用之有效和多元化，堪称京城各中学老三届团体之最。这无疑与我们对母校的感情密切相关，更与我们在北京八中接受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息息相关，特别是与我们学校开展的爱心素质教育、提倡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良好风气有关。

    这一切还要从1960年首届北京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实验班说起。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教育界有识之士为了“多快好省”出人才，提出兴办小学5年加初、高中5年的“十年一贯制”做法，使学生上大学的年龄提前到十五六岁。这样，我们大学毕业时才20岁左右。参加这项实验的主要是实验二小、育才学校和男八中。听我父母讲，当年听说开办实验班时，适龄家长都很高兴。那时我还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全托大班，母亲朱晓林带着我参加了育才学校实验班的智力测验。得知我考上的消息后，母亲高兴地用四川乡音对邻居和朋友说：“我们家小五子从小学外语，16岁就上大学，将来搞尖端。”我们这个从幼儿园就在一起亲如兄弟姐妹的班集体，还真的是一年级学俄语，三年级学英语呢！

    说到智力测验，内容包括强记能力，就是让我们看一眼十几样物品，盖上后需立即说出都是些什么，还有简单加减运算、辨认物品的形状、绘画以及注重小孩思辨能力的问题和家庭状况等问题。不过，据一位后来转到二小的同学回忆，育才实验班的考试很难。

    当年父母工作都很忙，社会上也没有形成拔苗助长的补习风气、一窝蜂地“小大人儿”才艺培养以及应试教育，因此应该说这种考试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但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现在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西郊幼儿园的小朋友胡欣欣当年才5岁，刚上幼儿园中班，也被父母拉着参加了实验班的考试，并一举中的。父亲徐晃工作一直很忙，为了我们家5个孩子的教育，每次家长会都争取参加并带头发言，感谢校方教职员工对孩子们的精心培养，并为学校教书育人献计献策。

    不过，就我们小孩子而言，即使上了实验班也糊里糊涂，没太当回事儿。虽然实行淘汰制，但学习压力也不算大。我们都感到自己当年被招生老师“慧眼”识中，从育才实验班保送进了男八中，乃至有可能直升著名学府北大，是何等的幸运！遗憾的是1966年“文革”骤起，学校不再是读书的地方，实验班也就停办了。

    尽管我们初一（4）班女生在八中住了三年，但接受正规初中教育也就一年，高中也根本没有读过，但八中老师授业解惑的专业精神，让我们知道一点一滴刻苦积累学问和知识的来之不易。

    八中当时特别为我们设立的辅导员制度和对子班，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八中通过田径队、射击队、舢板队和航海队等体育团队的极限训练，使我们练就不怕吃苦的精神并增强了体魄。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这批老初一同学有些先天不足失学几年，但在“上山下乡”和“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年月里，我们“不抛弃，不放弃”，身心俱疲还坚持读书自学下苦功，有不少同学因在农村、工厂、部队吃苦耐劳表现突出而被基层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从而多多少少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些所谓出身不好、但在农闲农余一直坚持学习的同学还真考上了大学，有的甚至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比如我们的班长李文渌同学。说来有趣，由于当年大家在八中各个体育队里都练得很刻苦，使自己体育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开发和锻炼，后来在部队、大学、研究生院甚至工作单位的运动会上屡创佳绩。

    说到学历，不知为何，我们每个同学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心中都一直以老三届初中生自居，虽然有的同学学历已经是硕士、博士，有的已是译审、高级工程师、教授，甚至大学校长了。我们的学历仿佛定格在1966年的夏天，我们对一年中学生活的记忆是那样的“阳光灿烂”。

    1966年春末夏初，我们还赶上了教育课程改革，实行学工学农开门办学，到郊区公社参加劳动，这是我们首次接触社会进行劳动锻炼。在大田、在场院，同学们都卖力干活，休息的时候到田边地头玩耍。不知是谁提出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从一个近3米的土坡跳下，结果欣欣伤了小腿，梁小瑞的下巴磕到膝盖而受伤。大家赶紧将她们送医治疗。但剩下的同学也未能幸免生病，有些同学后来也都因病躺倒打点滴了。康玲记得她和胡伟京到医院时天已黑了，有校领导在等候。我则记得是温寒江校长把我从车上抱下来送进儿童医院急诊室的。现在想起来，让城里的孩子到农村实地锻炼一下，还是有益处的。

    今年7月4日，我回母校参加初一（4）班的聚会。由于在国外多年，北京城建进程又是日新月异，行前不得不打电话反复询问去八中的路线。到了金融街，我愣住了，整个八中不再是旧日的景色，周围的街道也让我完全认不出来了，心中不免有些黯然。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八中的面积比现在还要大些。在按院胡同里朝西的大门设计别具一格，与教学区和生活区分开的运动场，好像一直延伸至古城墙附近，令我们一群女生一抬脚就上了城墙。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进校门就是两旁种花的宽长通道，直通一个圆形车道转盘，转盘中间有个影壁和国旗旗杆，左边是两层楼的教师宿舍。转盘正对教学楼大厅，一进大厅可看见两侧同学自办的壁报栏。大厅左边连接两座两层教学楼，楼里各个教室明亮通透。大厅右边是有房檐的走廊，走廊左边是大院，凡有重大活动，如果不是在礼堂，就是在这里举行。院子南端是开水房，西面是通往后院大操场的林荫道，长度和旁边的宿舍楼一样。从我们班女生宿舍往下看，正好能看见路旁的绿树和缤纷花朵。

    “文革”前，八中实验班同学一般并不都住校，但原本来自寄宿制育才学校的初一（4）班同学，则都是住校生。我母亲还曾把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班主任赵荣尊老师当成了我们的生活老师，这全是因为赵老师除了认真教学外，还对我们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呵护。

    其实赵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课老师，当年也就二十来岁，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她让我们平生以来头一次在实验室做试验，为我们打开生物科学的大门，令大家上生物课总是兴致勃勃的。要不是“文革”耽误，凭赵老师循循善诱的专业精神以及我们班同学的资质，班里出个把生物科学家也未可知。近些年来，赵老师退而不休，又主持了八中校友会的工作，和我们联系更紧密了。

    我们这些男八中的第一批女生，虽然在动荡岁月经历坎坷，但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及在中小学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的成了艺术人才、画家、社科院研究员，还有医务工作者、部队干部、国际组织官员以及企业家。无论是身居何处，我们都不会忘记在母校受到的良好教育。在此，我要记下让我感到十分亲切的名字：张燕燕（她是我们班同学的楷模，顽强与晚期癌症斗争多年）、康玲、李力、梁小瑞、温小宁、董小玲、李小青、诸小蓓、胡欣欣、黄莎莎、王微微、袁萍、邢蕾、祝虹、王平、古虹江、胡伟京、李文渌、朱小莉、李小萍、孔平、娄京平、高进玲、李英和焦红星……还有很多女同学的名字未尽收录，但相信我们心中都蕴藏着同一句话：我们感谢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