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每当听到这首久唱不衰的歌曲,年过花甲的我便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吟唱。歌声仿佛将历史的年轮定格在半个世纪前,时代的画面随之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令人陶醉,令人神往。感谢乔羽老先生填写出这么美好的歌词,感谢刘炽老先生编配了这么优美的旋律,感谢电影《祖国的花朵》留住了那段火红的年代,唤起了我对童年时代的幸福回顾和对母校生活的美好记忆。 我的母校府学小学坐落于东城区府学胡同,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学府,其前身可追溯到元末明初的1368年,距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据学校出土的明清碑刻和相关史料记载,元代末年这里原是一座名叫报恩寺的寺庙,为免遭明军的劫难,寺庙被迫改为孔庙。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因当时的北京叫大兴县,故孔庙改名为大兴县学。公元1403年明成祖永乐帝迁都北京,将北京改为顺天府,顺天府学由此而生,胡同也因此得名。500年后的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903年,清政府把顺天府学改为顺天府高等小学堂,1905年又改为左翼八旗小学堂。进入民国,学校又先后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十八小学校、北平市立府学胡同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又多次更名。1954年我们全家从河北农村迁入北京,住东四九条56号院。父亲当年在府学胡同甲一号的公安部队机关工作,便就近为我和哥哥联系了这所学校。记得当时叫北京市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学校为全日六年制。不知何时,又改为府学胡同小学,一直沿用至今。 记忆中的母校是一座宏伟的古建筑群。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九年(1376年),为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府学东侧将关押文天祥的监狱改建成文丞相祠。永乐九年(1411年)建明伦堂、东西斋,永乐十二年(1414年)建大成殿。明成化三年(1467年)府学的主体建筑全部重建,包括孔庙、府学、文丞相祠等,以后又相继建成尊经阁、教谕署、棂星门等。 记得当年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入校报到,当走到府学胡同西口北侧校门口时,就看到校门斗拱飞檐,黛瓦朱阑,灰墙侧立,雄浑壮观,一种神圣与厚重的历史沧桑感扑面而至。迈进学府,只见校园殿堂亭阁交相辉映,苍松翠柏遮日擎空,排排教室欲隐欲现,旧日府学虽经大自然的冲刷和岁月的洗礼,但其规模和气韵仿佛再现。沿阶而下,左侧有几排古建筑,牌子上依次写着总务处、教导处、校长室和各教研室。紧靠其后的是一座高大的宫殿,阶庭肃穆,气势雄伟,殿内方砖铺地,古朴典雅,想必就是史载的孔庙,当年已被作为全校集会的“礼堂”了。 东侧的文丞相祠是一座两进院落,当时是校工的宿舍,房前有一棵古枣树,相传是文天祥在此关押时所种。枣树高达10余米,干壮叶茂,果实累累。主干向南倾斜,象征文公怀念南方故国之情。据说此树所结大枣从不生虫,寓指文公一身正气,不为邪恶所侵。 校中央的亭阁传说是历史上的尊经阁,为双层重檐歇山式结构,外观顺物应势,层次分明,形神俱立,金碧辉煌,檐角如翼,耸立于巨石砌成的一米多高台阶上,远望颇似紫禁城的角楼。漫步校园,古悠之情不由而生,一部顺天学府的兴衰史,紧扣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令人肃然起敬,荡气回肠,情不自禁地生发出深邃、荣誉和责任之感。 记忆中的母校注重多种知识的浸润。从1954年转入一年级二班学习,到1958年五年级离校的四年多时间里,印象中经历过五六位班主任,但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还是教授语文的孙文绣老师。她看上去4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体态丰满,留短发,戴黄边眼镜,慈祥的脸庞总是带着微笑,同学们都很喜欢听她讲课。她常对同学们讲,你们是学知识、打基础的年龄,要珍惜时光,像海绵吸水那样,尽量多认字、多记词、多造句,对你们的将来定有好处。在教学中,孙老师除按教材教授课本知识外,还运用“形似归类”和“同音归类”法,将譬如“才”、“财”、“材”等生字串联起来学,以便在学习一个生字时,可以触类旁通,认识更多的字。孙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每个生字的结构,每个生词的含义,然后让同学们遣词造句。她留的课外作业也多是生字、造句和作文,以巩固课堂教学,提高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当年老师们多是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时常组织教学观摩,每当看到教室后排坐着许多老师,同学们就比任课老师还紧张,生怕叫到自己回答问题,答错了会给任课老师丢脸。 学校重视传统知识的教学,专门开设了大字课,每周两节。当时同学们都备有一个小布口袋,里面装有墨、砚台、毛笔和涮笔的小缸子,挂在书包旁边。书法学习先从基础学起,老师要求我们反复练习横竖撇捺,填充空心字,临摹红模子,最后才在米字格本上书写。 当时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手工课。教手工的赵老师是位中年男老师,头发花白,平日寡言少语,但手很巧,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教我们缝制棉手套,不少同学被钢针扎得手破血流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制作模型最费工夫,赵老师教我们用钢丝锯将三合板按图纸锯成不同形状,然后用细砂纸精心打磨,用胶水粘结成飞机、舰船模型,按各省的形状和地理位置,将模片拼接成中国地图。还教我们用不同颜色的布料,在纸板上粘贴成各种动物图案,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礼物相互赠送。同学们最不喜欢上的是珠算课,嫌珠算的口诀拗口难记。珠算吴老师告诫大家,口诀是运算过程的概括,不能靠死记硬背。学习珠算主要练运算、练指法,只要运算熟练,口诀自然就记住了。 音乐教室设在校园北侧的大操场旁边,音乐老师耐心地教我们学唱歌曲,传授乐理知识,学校合唱队多次在市区歌咏比赛中获奖。为检验交流教学成果,学校经常进行书法、珠算、歌咏比赛和绘画、手工作品展览,同学们冬天戴上自己缝制的棉手套,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览,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记忆中的母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每天早晨和上午第二节课后,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在大操场上列队,体育老师站在高高的木台上,吹着哨子,带领大家做广播体操。严冬季节,学校就在尊经阁背阴处开辟人造滑冰场,喜爱滑冰的同学可以借机一展英姿。课间和下午放学后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候,同学们有的在操场打篮球、推铁环、跳皮筋、蹦房子、夹包,有的玩找朋友、拔萝卜和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也有淘气的男同学躲在角落里偷着玩弹球儿、拍三角儿、扇洋画儿等禁止在学校玩的活动;还有的则在教室里玩耍拐、拔根儿的游戏。 学校和各班级都组建了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板球队和羽毛球队,成立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朗诵等课外活动小组,每个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逢年过节,学校都搞文艺汇演,“我们新中国的儿童”、“让我们荡起双桨”、“太阳光金亮亮”的歌声,“七个小矮人”和《马兰花》中老猫的形象,至今仍不时在脑海中浮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足球令国人骄傲,我和哥哥便用早点省下的钱,到东单体育场买票观看比赛,还报名参加了本班足球队。一次看中国和南斯拉夫队的比赛,被南队6号一个叫什么“斯基”的队员所折服,于是花了一千五百块(一角五分),在自己比赛时穿的蓝色绒衣前后分别印上“东四一中心”和“6”的字样。哥哥崇拜国队门将张俊秀,便自告奋勇担任了班队0号守门员,同时模仿张俊秀的发型,由右分改为左分。各班足球队经常组织比赛,有时还组队到外校PK,球艺提高很快。足球比赛竞争激烈,冬天衣服和鞋损坏严重。一场比赛下来,我和哥哥的棉鞋和棉裤双膝便露出了棉花,哥儿俩便将露出的棉花塞进去,用墨水把棉花染黑加以遮掩,以防大人责备。 记忆中的母校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校内的文丞相祠原是关押文天祥的土牢,是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而修建的。文天祥被俘后坚贞不屈,并写下诗作《过零丁洋》。忽必烈将他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并亲自前来最后劝降,但文天祥不为所动,坚定地回答:“愿赐之一死足矣!”第二天,文天祥在土牢附近的柴市英勇就义。正因为如此,学校把文丞相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把文天祥的英雄事迹作为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每年新生入学,叶凤藻校长就在全校大会上讲这段历史,宣传文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精神,要求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当好革命接班人。 学校当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拘泥于说教,而是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例如少先队还利用升国旗、过队日、凭吊李大钊烈士墓、天安门前宣誓等机会进行教育,使同学们了解国家的历史,认识到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学校都组织到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联欢,一次还有幸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每年寒暑假期间,少先队总要组织几次活动,印象深的有到少年宫参观、北海划船、景山公园爬山、到东四牌楼旁的蟾宫影院看《铁道游击队》等。当年的景山全是土路,全班四个小队分别从东西南北向上爬,比赛哪个小队在没有一人掉队的情况下,最先爬到顶峰。站在高高的万春亭上,瞭望碧波荡漾的中南海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同学们欢呼雀跃,放声歌唱。在北海公园,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白塔倒映在清澈的湖面上,同学们扬桨荡舟、追逐戏水,“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在湖面上回荡…… 1957年经济开始进入困难时期,全国妇联等组织发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动员老家在农村的干部、职工和家属返回原籍,自力更生。父母都是老党员,带头响应号召,让母亲带我们几个子女返回河北老家。1958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告别了心爱的母校,告别了可爱的老师和同学,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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