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东单区

    从家里的旧信封上看到我家地址写的是“东单区”，而不是“东城区”，我猜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东单区”，一定比现在的“东城区”范围小，就应该是王府井、东单、崇文门内一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就住在北京的东单区。

    王府井南口往北走二三百米，工艺美术大厦南侧，就是东单三条胡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方广场修建以前，这里是一片民宅。再往前数，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东城上好的一片住宅。

    按京城老话说，“东富西贵”。东城富在哪儿？早年间，因为有个王府井，东城是商贾云集之地。东单三条一带一来紧挨“东安市场”，便于商家往来居住，再者这片房屋齐整，规规矩矩的四合院居多，街道也清静，于是，这里在当年就成为“一类住宅区”，房价——无论是租还是买，都比京城别的地方贵，套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黄金地段”、“区位优势”。因此，这片的居民自然聚集的也大都是“小康之家”。当然，这条胡同现在蹙缩在财大气粗的东方广场脚下，显得低矮、黯淡、逼仄；倒不见得寂寞——不便在华街广厦前露脸的一切平房、小店、自行车阵，都被赶到这里来了。这儿，早就没了它原来的模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这片住过，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那时，由王府井大街进东单三条西口，路北，由西往东依次是粮店、人民日报食堂（在粮店旁边的小胡同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就在这食堂做厨师。1960年我刚上小学，赶上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供给不足，常饿肚子。有时，下学饿得实在难受，这个同学就带我们到她父亲那里蹭口吃的。

    这食堂所在的小胡同口，有一座灰色的小砖楼，大门永远紧闭，暗红色的木质百叶窗把窗口遮得严严实实。小楼里住着一家日本人，这家的小孩是我幼儿园的小伙伴。按说，那时距抗战胜利也就十来年，中日还没建交，可孩子们没有谁觉得他们兄妹几个有什么特别，更没人敌视他们；我们歌唱着王二小放牛郎的抗日事迹，并不把身边的这小伙伴和日本鬼子一样看待。

    由这小楼再往东，是一座天主教堂，哥特式建筑，尖尖的楼顶上有尊圣母像。一群使馆里的外国孩子在这里上学，修女们——那时我们管修女叫“姑奶奶”——身穿白袍，外罩黑褂，硬硬的方头巾直披到肩膀下，双手总是抱在胸前，衣领硬挺挺地抵住下颏，头好像也不得转动，那衣领和袍子都白得耀眼。小时候淘气，路过教堂，见院子里有修女走过，就拍拍铁栅门，引她们注意，修女们总是停下脚步，冲我们笑一笑。那时，我觉得她们脸庞洁白光滑，深眼窝，高鼻梁，一脸和善，真是很美很美。

    这座天主教堂的规模气象，绝对比得过现在重新装修的王府井八面槽教堂。它灰褐色花岗石墙身，花色玻璃窄窗，主楼前和东西两边都有宽敞的庭院，院子里长着几株粗大的柏树，透过绿色的铁栅栏，教堂区域显得坦坦荡荡、通通透透的。它安静、舒展地待在这里，并不招引世俗闲客，故而没有人想得起来把它当个纪念收藏，特别是照个结婚相什么的。后来，“文革”的时候，教堂被造反派进驻。再后来，纺织部机关搬到这里。最终，修建东方广场，这座教堂便拆掉了。

    东单三条西口路南，粮店对过是“文联”宿舍大院。往东，天主教堂对面是东单三条儿童医院，再往东，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宿舍院。到“青艺”宿舍，东单三条胡同被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切成两截儿，这条街北段叫校尉胡同，南段是受禄街；现在校尉胡同还在，受禄街拆没了。协和医院建筑群西门就在校尉胡同里，这是协和医院建筑群的旁门，以前到协和医院看病一般走这个门。胡同里还有中央美术学院、贤良寺（驻的是校尉营小学）、东单三条幼儿园。南段受禄街蜿蜿蜒蜒，穿过东单二条，能通到东单。

    以校尉胡同和受禄街东西切分，东单三条的东段路北是协和医院建筑群的南门（这里才是正门），协和医科大学就在正门这层院子里。大门坐北朝南，左右各卧着一只石狮子，阳光照耀下，汉白玉狮子泛着粒粒晶莹的光。那时候年纪小，觉得两只狮子又高又大。放学路过这里，常和同学们在狮子上爬上爬下，七八岁的孩子，须得先蹬住狮子卧着的后腿，再让别人托一把，就势爬上光滑滑、凉飕飕的狮子脊背,再顺着狮子屁股出溜下来，乐趣十足。这汉白玉狮子在孩子们爬上爬下的戏耍中，脊背竟被磨得光滑细腻，有如抛过光一般。

    这两只石狮子正对着路南的协和礼堂。春天，协和医科大学和协和礼堂院里一丛丛迎春花、一枝枝榆叶梅探出院栅栏，珍珠梅、紫丁香次第开放，映衬着协和医院建筑群的汉白玉栏杆、绿琉璃瓦屋顶、朱红廊柱、描金窗棂，越发显得俊秀、清雅。深秋，礼堂前的空场上，十几棵粗壮的大叶杨树，老绿的叶子在飒飒的秋风中哗哗地响，一片苍凉。最妙的是夏天，周末晚上，小风习习，协和医科大学院里放露天电影。左近的孩子想看电影就得比谁有本事了，看到医学院学生，拉住一个面善的，叫声“哥哥”、“姐姐”，就有带我们进去的。《战上海》、《桃花扇》、《青春之歌》、《清宫秘史》，我都是在这里看的。坐在大学院里的台阶上，吹着晚风，大模大样地看电影，比踮着脚，趴在矮墙上，隔着铁栅栏看，感觉好得多。

    那时候京城人口少，附近的住家多有独门独院的，如今老城区的大杂院那时还不多见。胡同里常常静悄悄的，小孩儿多在院子里玩耍，少有在外野跑的。有时，剃头的挑着挑子经过，手里“铮-铮-”地拨着唤头，招揽生意。远处，间或传来一声“修理——搓板——”或者“焊-洋——铁壶——”的吆喝，声音抑扬顿挫，悠远绵长。

    东单三条地处闹市而不喧扰，集住宅、教堂、医院、大学、寺庙于一处，也是块文化荟萃之地，住着不少名人。

    我家那时住在协和礼堂身后的一条街上，叫南官场胡同，与东单三条平行，与受禄街垂直交叉。胡同东西走向，长约三四百米，南北各有十几个院子。几步跨过东单三条的气定神闲落落大方，这地方又另是一种生态。

    这儿纯粹是居民区，住户多是“中产”——医生、教师、职员、商人、小资本家、房产主，以及没落的世家子弟；也有几户贫寒人家，住在几处杂院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的主妇逛王府井，满打满算就一里来的路，也定要雇辆三轮车，少有“腿儿着”去的，摆谱儿呗；男人出门看装束能知道他是领工资的还是个跑买卖的。

    那会儿，这里的大人们见了面，女的要称“太太”，男的要呼“先生”，小孩儿见到邻里认识的大人，要叫“伯父”、“伯母”，称呼中透着矜持、客气；邻里之间互相敬着、远着，人和人之间有距离、淡如水。不过这种文化在“大跃进”后改变了，大批人迁入，独院挤进了拖儿带女的几家人变成了杂院，这里的人文就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住在胡同里，出门看的是人景儿，更惬意的是院景儿。早晨西晒，看着日影一点一点往东挪，嗡嗡的黄蜂在牵牛藤葫芦架底下穿飞。院墙边一溜是指甲草，红的，粉的，顶着露水；把花掐下来，和着白矾捣碎，女孩子们染指甲，够玩一夏天的。美人蕉、鸡冠花都是草花，一年一茬儿，在院子里寻个角落种上一两棵，那碧绿的叶子、紫红的花，又喜兴又不娇气。后来，院子里兴起种向日葵、老倭瓜、宽扁豆，在粮食短缺的几年里，能给人们一点儿收获。院子里住着，接得着地气，没有后来私搭乱建的小房，有点宽绰的地方，真是舒服极了。

    以前，京城周围有城墙，城区有边有沿的，才有“城”的感觉。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建地铁，城墙都拆了，现在的孩子看的是城墙遗址，真正围城的城墙是见不到了。那会儿，出东单二条东口往南，过了东单，就到了崇文门。我小时候崇文门城墙还没拆，城砖缝里长着野草，羊爬上城墙吃草，能爬上老高老高的地方；我们拿个小布兜，从城墙根儿装上一兜黄土，回家摔成胶泥，把胶泥填进模子——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在阴凉处阴干，再把泥坯磕出来，按洋画上人物的衣着涂上颜料，泥塑就完成了。描好颜色的泥塑能和别人换小人书。

    1969年，我上山下乡，家也搬离了东单，以后除了路过，就再也没在这里逗留过，往昔的景象只有在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