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子良”原型韩子栋与西绒线胡同的春秋书店

 
 
　　1962年在贵阳市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时与家人合影

　　左起：大女儿韩秀融、韩子栋、小女儿韩曙光、夫人王玉玲、儿子韩抗美
 
 
    编辑同志，您好！

    看到贵报2009年8月18日李滨声写的《西绒线胡同，有一家“华子良”的小书店》后，感触很深，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我父亲韩子栋100岁的生日。父亲韩子栋生于1909年，我们家历来把1947年8月18日，他从白公馆越狱的日子作为他的生日来过的。父亲在监狱被关了整整14年，他是惟一从军统戒备森严的白公馆集中营中成功越狱的人。请编辑代我们向李滨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作为韩子栋的长女和女婿，对该文我们还有一些补充。

    李滨声先生写的那家“华子良”的小书店位于西绒线胡同西口，书店的名字叫春秋书店，这也是我党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父亲韩子栋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来春秋书店工作的，直到被捕，他在那里工作约3年时间。春秋书店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来北京建立的，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其核心成员有吴成方、肖明、周怡。

    对此事父亲韩子栋也有记述。他越狱回到解放区后，于1948年1月23日在中央组织部所写的材料（已收入贵州省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内部出版的《在军统秘密监狱十四年》一书）中写过：“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中国大学读书，兼管春秋书店。我在春秋书店经常翻印“左倾”读物，如《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世界史纲》等。我当时希望出一本又浅近又完整的经济学著作，经周义（怡）的介绍，武老先生（吴成方）给我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油印中文本——拉比多所著《政治经济学》，教（叫）我出版。因此，与周、武的来往渐多，我记得有一次周义（怡）拿了一份《红军告农民书》，教（叫）我想法印五千份，我毫没迟疑，欣然应允。周笑谓：“你不怕吗？”我说：“有什么可怕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经周义（怡）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先生（吴成方）派我打入蓝衣社内部工作，直接受武指挥，禁止我和（左倾）色彩重的人物多往来，教（叫）在外表上成为落位、“右倾”的反动人物。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做好。

    父亲韩子栋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的介绍下加入了蓝衣社（复兴社），并在其中“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我党交给的任务”。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湖北汉口、湖南益阳、贵州息烽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等秘密监狱。被捕后的父亲尽管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甚至在受刑时连牙齿也被打掉了，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被派去做杂役，有比其他犯人更多的活动空间。

    在息烽监狱关押时，父亲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关在一个牢房，因此经过深谈，接通了党的关系，在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后，父亲利用各种机会查看地形，冒着风雨不停地在监狱的院子里跑步增强体力。罗世文牺牲后，狱中党支部要求父亲抓住机会跑出去。1947年8月18日，他终于成功出逃，用了45天的时间，步行上千里，从重庆走回山东解放区。他的妻子王玉玲在阳谷老家带着女儿苦苦等他14年，团聚后也一直从事家务劳动，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他。父亲韩子栋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女韩秀融一直到14岁都没有见过爸爸，直到爸爸回来后才上学。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工程师，现已退休；儿子韩抗美一直在贵阳轴承厂工作，是一名普通工人；小女儿韩曙光在“文革”时曾插队下乡，后回城上学，现为贵州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1992年5月19日,父亲韩子栋因病医治无效，在贵阳逝世，终年84岁。1989年参加中国大学的聚会，他是从贵阳而不是从四川到北京来的。

    韩子栋的女儿 韩秀融

    女婿 周 鸿

    2009年8月19日
 
 
    小说《红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风靡一时，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许多读者的心。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搬上银幕，因为赵丹、于蓝、蔡松龄等艺术家出色的演技，使许云峰、江雪琴、华子良等人物形象更加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和电影中“华子良”的原型，正是被关押了近14个春秋、最终从重庆白公馆这所秘密集中营成功出逃的韩子栋。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省阳谷人，1932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位于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曾是他最初投身革命并坚定了革命信仰的地方。1934年11月韩子栋被捕时，年仅25岁，1948年8月18日逃出魔窟，他已39岁，在这段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中，韩子栋用执著的“信仰”，在深牢大狱中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红岩》出版于1960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们亲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志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因此长篇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很多都有“原型”。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描写革命先烈的小说中，《红岩》可谓是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北京甚至还出现了一条以这部小说名字命名的胡同——这就是位于朝阳门南小街东面、大方家胡同与南竹杆胡同之间，并与这两条胡同平行的红岩胡同。

    红岩胡同不长，呈东西走向，东接东水井胡同，西至西水井胡同，原名叫真武庙胡同。据说胡同内最早曾有一座真武庙，胡同遂以庙得名，但因当时北京有十多条叫真武庙的胡同，而且，《红岩》正“热”，这条胡同于是更名为红岩胡同。

    红岩胡同与相邻的大方家胡同、芳嘉园胡同、南水关胡同和东、西水井胡同等一起，于2001年开始危改拆迁，新楼拔地而起，成为一片新的住宅小区。现在的红岩胡同仅剩下不足二三十米、路北单号的两个院落，但门牌号尚在。看着“红岩胡同17号”和“红岩胡同甲19号”那历经岁月沧桑的红色门牌，许云峰、江姐、华子良等仁人志士顽强不屈的形象，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

    其实，何止是《红岩》中的英烈，共和国的奠基者，哪个没有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从西绒线胡同的春秋书店到红岩胡同的变迁，见证的不仅是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还有共和国60年前行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