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死后不久,在全国民众的声讨下,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虽然,随着各种史料的解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多,只是,记得赵秉钧一手创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的人,却越来越少。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曾任袁世凯内阁总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因为赵秉钧的努力,一个刚刚在八国联军面前惨败的古老帝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 这是1901年,刚签完《辛丑条约》的晚清政府尴尬地发现,按照条约规定,天津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长此以往,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天津无疑将失去戍卫首都的能力。 这个棘手的难题,被丢给了正在为清政府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挑出了3000名新军,转手交给了部下赵秉钧,进行了3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随后,赵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 这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警察”是什么东西。几千年来,这个古老帝国的百姓更为熟悉的,是那些挎着腰刀,拎着铁链,四处呵斥抓人的“捕快”。 而这群身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一方面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负责起“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 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有6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 的确,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赵秉钧为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所准备的一切,也并不过时。 这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而作”,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 仅用了半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而且,在权力与舆论的推动下,由赵秉钧一手建立的现代警察制度,就在中国各个省份逐步推广,并显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常驻中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亲眼目睹,在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了起来。而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德国兵驾驶的马车堵塞了交通,却又不服从指挥,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了警察所。 于是,在自己的报道中,莫里循不由得感叹道:“在过去的大清帝国里,你能想像这种事吗?” 不过,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赵秉钧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这些贡献,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1895 年,袁世凯在小站“西式练兵”,这个河南人就“随习西方军政”,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一向以“长于缉捕”而闻名。他曾承办了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案。吴樾刺杀失败,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但赵秉钧硬是从尸骨的碎片中,找到了印有吴樾名字的纸片,再顺藤摸瓜,查明了真相。 有史书评价,赵秉钧“生性慧黠,强悍而心细”,因为警察工作十分出色,他也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 只是,如果历史能停滞在这一刻,不再前行,赵秉钧也许真会名留青史。可另一起著名的刺杀案,把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引上了另一个历史走向。 1913年,刚刚当选国民党参议员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枪击殒命。消息传开,举国震动,江苏省警察厅责无旁贷,承担起了侦破和缉拿凶手的重任。 赵秉钧理应为自己亲自调教的警察队伍感到骄傲。宋教仁遇刺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可警察还搜出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的函电和密码本,一番顺藤摸瓜之后,全国人民都明白,刺宋案是赵秉钧一手策划,应桂馨是中间线人,武士英是凶手。而赵的身份及案发的时间,很容易叫人把这件事与袁世凯联系起来。 宋教仁死后不久,在全国民众的声讨下,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虽然,随着各种史料的解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多,只是,记得赵秉钧一手创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的人,却越来越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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